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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公产与私产之间——公社解体之际的村队成员权及其制度逻辑

更新时间:2007-08-01 07:35:07
作者: 何勤华 (进入专栏)  

  开始动员我拿一部分钱,但后来又改变办法,非让我拿350元不可。原两任队长所出证明将队里牛屋赔我的房子,当时我就没有意见,愿意按照证明不再向队里要求其他条件,只有孙月荣任队长后,反复给我刁难,这样才觉得实在冤枉。因此,特向县法院提出上诉,②「应是"诉讼".」请县法院给以公正裁决。③「应是"判决".」

  "只要请了社员,也给房子也给地"的表达,其实践性内涵异常丰富,其中既有村落道德观中的生存伦理,又有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新传统。在村落熟人社会中家户的生存意义不仅是解决衣食温饱问题,还要在日常关系网络中得到村民的道德认同,这一文化传统随着公社集体主义新传统的发明而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社员群众对村队集体财产都有权属关系。房子尽管是杨明臣家的,但经过村队使用,其家户私产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责任田又是集体的,当然社员群众们都有发言权。这样的实践逻辑,通过孙月荣的表达而呈现出来,也蕴涵了生产队长的行动和诉讼策略。孙月荣也承认应该还给杨明臣房子,但是要以杨明臣请客为条件;而分给杨明臣责任田,和房子的事并无关涉,其实是孙月荣为使杨明臣就范的策略,言下之意是",你不请客,连责任田也不分给你!"

  照杨明臣的说法,孙月荣变卦,要他拿350元差价,是"为了堵群众的嘴",为了"掩护"其婆家堂兄弟郑兆文。杨明臣这一表达中,交差价款是连孙月荣也承认的事实,而后半部分则是一种道德建构,同时也是杨明臣的诉讼策略,想以此置孙月荣于道德和法律上的不利地位。当然,这一建构和此前"拆房子"的事实一脉相承。如果杨明臣不从东北回来要房子,且公社时期所拆掉房子的建筑材料为郑兆文等大队干部所"占用"的事实成立的话,那也只能是大队干部恃强凌弱、欺负"地主分子"杨明臣,社员群众的道德评价中是不会包含集体财产观念指向的。前两任生产队长已答应用生产队的牛屋赔给杨明臣,并且杨明臣已住进队里的房子",队里"再得不到补偿,则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因为公社解体后,像"牛屋"这样的集体财产是可以作价平分给"社员群众"的,本来应该家家有份的集体财产变成了家户私产,群众当然是有意见的,此种道德义愤可能会朝向杨明臣和郑兆文。杨明臣请了客,对他来说,也算"堵了社员群众的嘴",毕竟吃了人家的嘴短。再说总要让人家活下去,村落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应该是发挥了作用。

  孙月荣"揭锅"的策略是威胁,是硬的一招;要杨明臣拿一两百元也行的妥协是软的一招,条件是只要明臣"不这不那的",①「方言,"不节外生枝、无理取闹"的意思。」不要散布对其不利的道德言论,从而在这个事情上给"社员群众"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所谓"扬言"卖房子,也可能是孙月荣的一个策略,以促使杨明臣尽快就范。至于郑四海与郑智连打架,其"事实"则还稍嫌模糊。

  院内树木究竟为谁所栽,从杨明臣的表述显然无法直接认定所谓的法律事实,但从杨明臣的诉讼策略看,他是想在道德话语上置孙月荣于不利地位,其更深层的表达逻辑是:树木本来是我的,我也"不要"了(用民法的术语说,就是不主张权利了),被告还要我再拿350元钱,我岂不是更冤枉了?!

  孙月荣以"郑村东队"的名义,针对原告杨明臣的诉状做了答辩,答辩状也不太"规范",一开始便历数杨明臣的阶级出身和"历史罪行":

  杨明臣,地主杨仁纲的儿子,56年其家充公,只留下三间东屋。明臣,47年他在商丘国民党学校里上学,48年回乡,加入钢枪队,该年4月份,还乡团反攻,出卖钢枪队队长的弟弟郑运发。郑运发被还乡团打死,当时只有20岁。58年7月份,在其家翻出了他写的"变天账",因此把他逮捕,劳改四年,回乡后被管治(制),63年年三十日逃跑到东北,从那时就没回来过。

  在1984年,阶级话语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已不是主流话语了,但"郑村东队"的答辩状仍如此表达,在诉讼策略上,显然是要将杨明臣的地主分子符号与"犯罪事实"和当下的民事纠纷勾连起来,从而阐明村队行为的正当性。在杨明臣去东北的时间上,"东队"的表达和杨明臣本人的表达不一样;在事实的构建上,逃难和逃跑亦有较大差别。在公社时期,受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们,他们比一般社员更缺少人身自由,财产权也更无从保障,"逃跑"更能揭示其生存选择的历史实践意义。

  "郑村东队"进而在答辩状中陈述了纠纷的事实:

  杨明臣留下的三间东屋,57-63年大队使用,64-68年无人住管,69年北间倒,70年倒完,小瓦大部分碎,椽子大部分被人偷去,余下的经郑兆乾、杨运河卖给郑兆文三棵檩子,两棵二梁,小瓦300余块,郑兆坤五根檩子,一棵檩子被偷去。小瓦大队建学校三千五百余块。卖给郑金良小瓦1000余块,等??

  69年,杨广发回来时,队长郑兆乾、会计杨运河根本没有答复给他房子的事,具(据)说,丢失的那棵檩子被杨广福、杨广发偷去卖掉。

  79年,杨明臣回来要房子,在职队长郑四海不承认这一回事。

  81年,明臣爱人又回来要房子,在职队长郑四海说她倒算,领着社员将她支的锅踢倒,根本不承认给她房子。郑兆乾、杨运河只好开一个证明,证实房子倒后,他俩卖了些东西,承认队里还他一部分钱,根本没有承认用牛屋还给他。至于,最近,郑四海开的"补写一份同意还房的证明",已被侯庙司法(所)给予否定,证明是假的,郑四海是文盲,他不承认这事。

  答辩状在具体的时间及事实细节上与原告的表达多有抵牾之处,现已无法"考证"了。关键在于,"东队"承认杨明臣房子的建材被当时的生产队干部卖掉了,而归还房子的事则"根本"不存在。在杨明臣的表达中,建材主要是被大队干部"占用"了,而不是"东队"所说的"卖掉"."占用"的逻辑除了道德评价的因素之外,更多地是想表达家户私产就这样被大队干部以公权手段给侵占了;而"卖掉"的逻辑虽具市场交易的形式,但在生产队干部的表达中",逃亡地主分子"杨明臣的老房子差不多就是集体财产了。在实践的层面,这一逻辑也被杨明臣的儿子杨广福所认同了,否则,一棵檩子还用得着去"偷"吗?也有可能,在杨广福看来,实际是"拿"而不是"偷";而或许这恰恰是孙月荣的表达策略。

  "郑村东队"又对杨明臣"列举孙月荣六大罪状"逐一加以驳斥:

  1.孙月荣根本没有叫他请全体社员,给他房子、给他地。

  2.3.房子折价,是82年,明臣爱人叫队长孙月荣喊全体社员给她的房子作价650元,队里的牛屋1200元,叫她拿550元,她不同意,后来和社员商定,叫她拿350元,给她队里的牛屋。她同意这个意建(见),回东北去拿钱。"掩护"郑兆文那是没有的事。83年,明臣与爱人回来,不拿350元钱,硬住队里的牛屋。当时牛已分完,队长孙月荣阻拦,他骂队长,说她管不着这事。社员决定将牛屋1000元卖给本队社员郑秀文,后经大队、侯庙司法部门调解,郑秀文退出牛屋,叫明臣拿350元钱,准许他住牛屋,并且规定,10天内把钱拿清。他不同意此判决,①「应为"调解意见".」才上诉②「应写为"诉至".」县法院。孙月荣坚持叫他拿350元钱,根本没说"拿一百、二百也行".

  4.孙月荣卖房子的祥(详)情见上,她根本没有许给郑智连50元钱。

  5.郑智连和郑四海打架的事与房子无关,存(纯)是诬陷,祥(详)情见下。

  6.明臣提到,一棵刺槐、一棵插杨,根本不是他儿子杨广福所栽,是队里栽的,树的位置距他的东屋50米左右,这片地当时均给郑在成,后来他病故,宅基归队。

  对于上述房子问题,就生产队来说是一件小事,但社员的力量是大的,队长一人也无权决定一切,经社员一致坚持侯庙乡政府的调解,叫他拿350元钱,将牛屋给他。至于队长孙月荣如何对他反复刁难等,确实有点冤枉,望请法院领导公正裁决!

  最后说明,他找的证明人郑四海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从65年到75年,郑四海流窜东北,没有在家。

  这几条答辩意见和杨明臣列举的孙月荣的几条"罪状"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单就双方的表达,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在答辩者"郑村东队"的表达中",社员群众"完全是站在生产队一边的。"社员的力量是大的,队长也无权决定一切",这揭示了集体财产分配的部分原理,即使是一个非常专断的生产队长,在村队场境尚未彻底消解时,也不能不与社员群众商量而独自做出分配集体财产的决定。但是,完全将出卖生产队牛屋给本队社员郑秀文的责任推在"社员群众"身上,也是"郑村东队"的表达和诉讼策略,同时也映射了村队成员权的道德准则和实践逻辑,因为只要是集体财产,广大的社员群众就都有份。答辩状虽然署名"郑村东队",但从字迹看,与队长孙月荣的一份所谓"证词"的签名是一样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队长孙月荣的诉讼策略。最后,在否定郑四海所写证明的法律效力的基础上,进而又将其证明人身份的合法性给否定了。

  法官在收案的半个月后,又在侯庙法庭(县法院派出机构)调查了郑四海",调查笔录"记录了法官和郑四海的问答:

  问:你是哪年当的队长?

  答:我是80年当的队长。

  问:你是哪年不干的队长?

  答:82年11月份不干的队长。

  问:杨明臣80年来家向你要过房子没有?

  答:80年明臣的爱人来家问我她的房子的事,我说不经我的手,没法办,叫她找经手人处理的去办。后我召开社员会问这事怎么办,有的社员说,明臣的东屋木料没有用到队里去,叫我别管。当时我答复叫明臣的爱人向上找。后又与前任队长郑兆乾商量怎么办,兆乾说现队里的牛屋是给明臣留的,因明臣的东屋队里用啦。

  问:当时队里三间牛屋,郑兆乾说给杨明臣,你同意了吗?

  答:当时他说给人家,我没有什么意见。

  问:你同意怎么又引起问题?

  答:孙月荣说明臣的房没有队里的牛屋好。

  问:现在你的态度怎么样?

  答:按照政策给明臣,我没有什么。

  问:你给杨明臣写过证明没有?

  答:写过。

  问:内容是什么记住了没有?

  答:记不太清了。

  问:现把你的证明内容读给你听,是不是?

  (内容从略)

  答:是。

  问:谁代笔给你写的证明。

  答:会计杨福才写的。

  问:杨明臣院内栽的树是你同意给他留下的吗?

  答:是我当队长时给明臣留下的。

  问:都是什么树?

  答:一棵槐树,一棵插杨,卖给杨运河啦,计30元。

  问:哪年给杨明臣留的树?

  答:82年队里分树,作价到明臣那里。明臣爱人说:"这两棵是俺栽的。"当时我问社员知道是队里的还是她的?没有一个社员说是队里的,就给明臣留下啦。我不当队长就叫现在队长孙月荣卖给杨运河啦。现刨了一棵杨树,槐树还长着,但也卖掉啦。

  问:这事还有谁在场?

  答:社员大部分都在场,会计在场,他们都知道这事。

  明臣的爱人一开始向郑四海要房子时,郑四海以"未曾经手"为理由加以拒绝,这在情理之中,在前述"郑村东队"的答辩状中,则成了"根本没同意还房子",推卸责任与拒绝还房子的实践意义还是有些差别的,但两种表达还是有着内在关联的。这件事毕竟关系到集体财产和历史记忆,郑四海不得不征询"社员群众"和前任生产队长的意见。从郑四海的回答中,可知"有的社员"因杨明臣房子的木料没有用到队里而不让他管这事,还是凸显了"社员群众"对大队干部占用木料、建材的道德评价,如果建材真的作价卖给了郑兆文等人,那也和生产队集体财产无关,是杨明臣和前任生产队长及大队干部个人之间的事,犯不着用队里的牛屋赔杨明臣。而前任生产队长郑兆乾实际是经手处理了杨明臣的房子,不管是"卖"还是私下分了,他在道义上都有责任归还杨明臣房子,所以才有"该房子还房子"的表达。可是,如果私分的事实一旦成立,而又拿队里的牛屋做人情归还杨明臣,前任队长可以不负责任了,但在作价平分集体财产的场境下,最终受损的还是社员群众。看来,群众的嘴是很难堵住的。在产权归属的社区记忆中,群众的意见基本上是符合实践逻辑的。对于庭院中的树木",没有一个社员说是队里的",而是家户私产,在社员群众的历史记忆里,家户私产和集体公产的界线还是相对清晰的。郑四海的表达中所显示的群众意见,尽管用了"有的社员"、"没有一个社员"等字眼,没有孙月荣"社员一致坚持"的表达那么有道德话语的力量,但其统计学层面进而是实践层面的事实成分肯定是大于后者的。

  郜县法院1985年受理的一件房产纠纷调解案,在表层逻辑上和上述案件正好相反,是前任大队支部书记为从东北返乡的社员,向生产队讨要房产,但经过深度解读案卷,发现其深层的文化逻辑却是一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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