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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消费社会的视觉文化与当代批评中的“图像转折”

更新时间:2007-07-30 01:32:08
作者: 王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篇论文首先讨论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审美特征,从图像理论和当代文化批评的角度审视了图像写作及其批评的崛起、其审美特征以及其在未来的发展前景。作者认为,当今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使得人们需要审美地来观赏甚至消费艺术作品,因此以图像为主要表现媒介的语像写作的应运而生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可以满足广大读者/观赏者的审美需求。但是从事语像批评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读图能力,因而语像写作及其批评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人类文字表现能力的衰落,而更是意味着其观赏阐释能力的大大提高。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后理论时代”,语像批评虽然仍处于边缘地带,但是它必定会和生态批评、性别批评、流散写作及其批评等新崛起的文学和文化批评流派共同组成新世纪理论批评的多元格局。由于中国有着象形文字的基础和读图的传统,因而语像写作及其批评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图像理论;语像写作;语像批评;后现代消费社会;审美

  

  Abstract: Starting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modern consumer society,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e rise of iconographical writing and criticism, their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icture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To the author, today’s postmodern consumer society enables people to appreciate and consume works of art in an aesthetic way, hence the birth of iconographical writing with images as the major means of representation. For it might satisfy the aesthetic needs of the broad reading public. But icon-critics should be endowed with greater ability to read and interpret pictures or images. Thus the rise of iconographical writing and criticism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degradation of man’s verbal ability, but rather, it anticipates the heightening of his ability of appreciating and interpreting various works of art. In the present “Post-Theoretic Era” of the new century, icon-criticism is still “marginalized”, but it will surely form, together with such newly emergent critical trends as ecocriticism, gender criticism and diaspora criticism, a pluralistic framework of critisim. Since China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glyph and reading images, iconographical writing and criticism will have a bright prospect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picture theory; iconographical writing; iconographical criticism; postmodern consumer society; aesthetic

  

  最近几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入中国,文化的疆界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越来越不确定。过去一度被精英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曾几何时已被放逐到了当代生活的边缘,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知识生活和娱乐生活,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消费取向,并且越来越显露出其消费社会的特征。曾几何时在人们的审美对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文字也受到了挑战,毫无疑问,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为大多数人得以欣赏和“消费”高雅的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性;而另一种写作和批评媒介—图像的崛起,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当今的后现代消费社会使得人们需要审美地来观赏甚至消费高雅文化及其产品—艺术作品,因此以图像为主要表现媒介的语像写作的应运而生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可以满足广大读者/观赏者的审美需求。既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泛滥现象已经凸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就不能不正视这些现象,并对之作出学理性的分析和研究。因此关注消费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理论分析和研究就成了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登陆,它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也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如果从一个全球化的视野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考察和研究消费文化现象实际上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对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化艺术进行批判性研究的继续。

  

  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审美特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就从文化批判角度对这种“文化泛滥”的现象作了冷静的分析。在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 (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 1997) 的论文中,他甚至针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西方文化热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历史主义往往强调历史的可变性、相对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而不是保持那种大规模不变的甚至令人沮丧的一贯性特征。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似乎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它一些‘新崛起的’社会”。[1] 伊格尔顿这番言论显然是有所指的,在该文章发表之前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中,他回顾道,与他在80年代初首次访问中国的感觉大为不同的是,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带有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特征。应该承认,伊格尔顿十多年前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见到的只是后来消费文化崛起的一个前兆,而今天,这一现象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大陆的中等以上城市的一个普遍现象。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遭遇了,并在文化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上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融。[2] 伊格尔顿当时讨论后现代主义的出发点是文化,但这已经不是传统的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精英文化,而是更带有消费特征的后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其中自然也包括视觉文化。这种产生于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无疑对曾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有着某种冲击和消解的作用。而视觉文化的崛起,则对于以文字为主要媒介的精英文学作品的生产也有着致命的冲击作用。关于后者,本文将在后几部分专门讨论。

  毫不奇怪,人们在谈论文化时,已经开始越来越关注当代文化的消费特征以及这种消费文化所带有的特定的后现代审美特征。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无论在其本质上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显然已经大大地不同于现代文化,因此必须首先对文化的不同层次做出区分。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culture)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实际上,对文化概念的这种无限扩张的担忧早就体现在他以前的著述中,伊格尔顿始终认为,至少有两个层次上的文化可以讨论,一种是用大写英文字母开头的 “总体文化”(Culture),另一种就是用小写英文字母开头的各民族的“具体的文化”(cultures),这两种文化的对立和争斗使得文化的概念毫无节制地扩张,甚至达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在分别分析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概念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 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3] 既然这种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费文化无处不在,并且已经直接地影响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审美观念,我们就更应该对之进行分析研究了。

  讨论不同的文化是如此,在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讨论中,学者们也发现了不同层次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也即以德里达和福柯的具有解构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表明了对现代主义整体性观念的批判和消解,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和知识层面的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激进的艺术实验,把现代主义的精英艺术观推向极致,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高级现代主义艺术的实验性和先锋性特征;以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为主的后现代主义,体现了对现代主义精英文化的冲击和消解。应该指出的是,近十多年来出现的视觉文化和图像艺术,也应纳入后现代文化的范畴加以研究。这样看来,无论是对现代主义的推进也好,批判也好,甚至对之进行消解,后现代主义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都始终是它的前辈和先驱现代主义。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主义使得文化只能为少数人所掌握、欣赏甚至消费,而后现代主义则在大大拓展文化的疆界时使得大多数人都能享用并消费文化。在后现代时代,消费文化所赖以存在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益壮大的消费群体:从跨国公司的白领高级职员到大学教授、公务员、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精英知识分子,目前这个群体还在不断地扩大。因此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讨论这种关系时,总免不了会想到或引证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他在这篇论文中曾明确地指出,除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外,人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停下来思考,通过对近期的社会生活各阶段的考察对之作出描述……在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的节奏日益加快;广告、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了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遍的标准代替了原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车文化的到来——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高级现代主义仍是一股潜在的力量”。[4] 对于这一迥然有别于现代社会的现象,詹姆逊描述为后现代社会。如果说,当1985年詹姆逊首次访问中国时所引进的西方后现代理论仅仅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和具有先锋意识的文学艺术家中产生了一些共鸣的话,那么用上述这段文字来描述新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状况,就再准确不过了。人们也许会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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