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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自由与“生命 ”之间的取舍

更新时间:2007-07-16 01:21:46
作者: 任东来 (进入专栏)  

  “罗伊案”的命运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89年,面对密苏里州的限制堕胎法(包括知情同意和禁止利用州资金资助堕胎),最高法院在“韦伯斯特案”中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当时,最高法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保守派多数;新任总统布什指示司法部,不但要递“法庭之友”辩护状,还要参加庭辩,请求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的判决。为了打赢这场官司,生命派和自由派都作了大量的社会动员。仅此一案,双方一共递交了78份“法庭之友”辩护状,创下最高法院在单个案件中收到辩护状的数量之最。

  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罗伊案”命在旦夕。但是,最高法院并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推翻“罗伊案”。它以5比4的票数认可了州法,但却无法形成一个意见一致的法院多数意见,出现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多元意见。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尖锐地批评“罗伊案”原则,但他也承认,不能依据本案来推翻“罗伊案”,因为本案的事实与“罗伊案”不同,后者涉及的是规定所有流产为非法的法律,而密苏里法律只是要限制怀孕一段时间后的堕胎。

  虽然没有推翻“罗伊案”,但“韦伯斯特案”无疑是同意各州对怀孕中后期的堕胎加以限制。在“韦伯斯特案”的鼓舞下,宾夕法尼亚州修改了在“索恩伯勒案”中被最高法院推翻的《控制堕胎法》,其大致条款如下:知情同意以及二十四小时的等待期;已婚妇女堕胎要求通知配偶;18岁以下的未婚少女堕胎须获得父母一方同意;所有的堕胎手术都必须填写报告并备案,受州资助而实施堕胎的,这些信息应予公布。

  就在该法生效之前,宾州五个妇女诊所就开始质疑其合宪性,引发了著名的“凯西案”。案子到达最高法院时,1992年的大选已经临近,双方都希望最高法院能就堕胎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答复。像“韦伯斯特”案一样,虽然有5比4的判决,却没有统一的多数意见,最高法院再次出现一个各抒己见的多元意见。

  在多元意见中,三位大法官的联合意见(joint opinion)重申了”罗伊案”的核心部分:妇女堕胎权受到宪法保护。但与“罗伊案”的推理不同,他们认为妇女的堕胎权来自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而非隐私权。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在妊娠的整个过程中,州都可以进行立法规制,只要相关法律与规制的目的紧密相连,而且未对妇女终止妊娠的权利造成过度的负担。这实际上是以“过度的负担”标准取代”罗伊案”判决中的“三阶段框架”。

  即使是从正当程序条款中寻找堕胎权的宪法基础,依然改变不了它“流浪”的命运。因此,联合意见只得再为自己寻找另一个理论支持:尊从先例。他们表示,如果因为成员构成的变化,而推翻以前的判决,会伤害最高法院的合法性与制度连续性。“凯西案”次年(1993年),民主党重返白宫。克林顿得以任命两位自由派人士进入最高法院,“罗伊案”原则和“凯西案”标准得以延续下去。

  

  四

  

  从隐私权到正当程序,从三阶段框架到过度的负担标准,在自由与生命的冲突中,“罗伊案”的基本判决――在一定条件下,妇女有堕胎的自由与权利――一直是最高法院有意或无疑避免触及的底线。在孰先孰后的两难选择中,看似自由价值略占上风,妇女的堕胎权并未遭到彻底否决。但仔细寻思,“罗伊案”后的三十余年,实则是生命权不但彰显、稳步挺进的过程。“凯西案”中三位大法官的联合意见已经承认,在妊娠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一两个阶段,各州都有责任与义务保护妇女与胎儿的生命与健康。

  那么,依照这种趋势,是不是可以断定,再过若干年,生命派将大获全胜,妇女的堕胎自由与权利会完全不复存在呢?当然不可以,也绝对不会。原因就在于这里所讲的生命权,有自己固有的特点或弱点。其一,尚未成型,依靠母体供养的胎儿,其生命是否等同于独立的、有完全感知的个人,是否也能享受宪法中属于“人”的生命权。简而言之,胎儿是不是宪法意义上的人。这个问题正是“罗伊案”庭辩的核心与难题。当时,最高法院的妊娠三阶段框架,实则是承认在第一阶段胎儿还不是宪法意义的人,在第二阶段可能是,第三阶段完全是。但医学研究证明,这种人为划分过于武断,即使是在妊娠早期,胎儿也具备独立个人的某些知觉。因此,最高法院后来不得不承认,在妊娠的全过程,各州都有权力与责任实施限制堕胎措施。尽管如此,最高法院并没有也不可能认可胎儿就是宪法意义上的人,只是说胎儿是未来的人,必须加以保护。其二,在堕胎问题上,不仅胎儿享有生命权,孕妇的生命也同样重要。当继续妊娠会危及孕妇生命时,最高法院同意孕妇可以堕胎。当然,各州可以就这种情况制定详细的法律程序与具体的实施办法,但不能完全禁止。

  由此可见,如果说孕妇的自由堕胎权缺乏坚实的宪法基础,是在宪法正文与修正案的不同条款间不断流浪,那么,胎儿的生命更是没有宪法根据。所以,生命派一面鼓动国会通过专门的人类生命修正案,一面请求最高法院将胎儿定义为宪法意义上的“人”。如果他们获得成功,任何情况下的堕胎都将等同于蓄意谋杀,即便危及生命,孕妇也不得不舍身保胎。美国人同样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因此,不论堕胎问题的争议如何演变,有一点可以肯定,自由与生命同样重要。美国人不会完全禁止堕胎。

  

  注释:

  1 瑞科雅·索琳歌尔著、徐平译:《妇女对法律的反抗――美国“罗伊”案判决前堕胎法的理论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2 雷蒙德·塔塔洛维奇、拜伦·W·戴恩斯著、吴念等译:《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第6-7页。

  4 “罗伊案”的具体过程参见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美国宪政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321页。

  5 保罗·布莱斯特等著、张千帆等译:《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2-1169页。

  6 2005年10月6日,布雷耶大法官在德雷克大学(Drake University)法学院教师午餐会上的演讲,任东来当场笔记。

  7 罗纳德·德沃金著、刘丽君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8 《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第151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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