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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武:形态、问题与思潮: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更新时间:2007-07-13 07:10:41
作者: 李维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逐渐开展起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个富有活力的领域。为了深入展开这一研究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对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作一种方法论上的思考。在这里,笔者想着重从方法论上探讨三个问题:一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形态,二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三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思潮,由此而对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作一种新的理解、新的开拓。

  

  一、20世纪中国哲学的形态

  

  20世纪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它与以往中国哲学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时间上的不同,更主要地是哲学形态上的不同。

  所谓哲学的形态,是指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一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了一定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和话语系统,规定了一定时期的哲学文化风貌,使之与以往时代的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哲学形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但又不是凝固的、永恒的、僵硬的,随着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随着由之而来的思想世界的变化,哲学形态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

  这种哲学形态的转变,就是哲学的转型。所谓哲学的转型,是指哲学的一定的思维方式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是指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正是由于有哲学形态的转变,所以造成了哲学发展的大的阶段性的区分。

  从世界哲学发展的视域看,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历史上都存在着转变的问题,不可能固定在一种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因此不同民族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尤为鲜明和典型,呈现出由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相当分明的发展阶段,其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表现出明显的质的差异性。自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伴随着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向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传播,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与非西方民族原有的哲学发生冲突与融合,促使非西方民族的哲学由前近代的古代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转向现代形态,从而促成了不同民族的哲学向“世界哲学”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被赋予了一种世界性。正是这样,西方哲学的转型,就往往成为研究者们衡论不同民族哲学转型的一个尺度、一个参照系。在考察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问题时,也少不了使用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而且,由于20世纪中国哲学就是在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的背景下,通过中西古今哲学的彼此争鸣、相互荡激、重新熔铸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与20世纪中国哲学本来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不是研究者们简单地从外部强加到中国哲学自身的进程上的。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本身就蕴含着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

  通过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来看中国哲学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自19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在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影响下经历了从前近代的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在具体进程上,中国哲学的转型与西方哲学的转型有着相似相通之处,也呈现出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再到现代形态的转换。只是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型表现得十分急促,十分短暂。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持续的时间特别漫长,思想的发育十分充分。但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从发生到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只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不像西方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思想的发育也不可能十分充分。具体地说,从19世纪中期的龚自珍、魏源到19世纪末的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就是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从发生到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严复建立起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同时又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的开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经过新文化运动而进入全面的发展时期,至今仍在生气勃勃地展开之中。

  因此,所谓20世纪中国哲学,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的发生、发展过程。可以说,这种哲学的转型,是20世纪中国哲学最显著的标志,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其他时期中国哲学相区别的地方。

  但是,在肯定西方哲学转型的尺度、参照系有其合理性的同时,还必须看到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又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转型的一面,又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因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是在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发生的,是通过由传统形态中国哲学而近代形态中国哲学而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实现的,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或照抄西方哲学转型的结果。20世纪中国哲学尽管出现了形态上的巨大转变,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中国哲学的性格与传统,仍然从总体上属于中国哲学已经持续了数千年的历史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转型的这种特点,概括起来,表现为两种哲学运动:一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一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样两种哲学运动,在实际的哲学发展中是合为一体的,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从逻辑上把它们分开来看。

  先看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强,西方哲学中的各种理论、体系、思潮也先后传入中国。但是,这种传入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而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作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某种联系。只有经过这种新的理解和阐释,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或发展建立某种联系,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可以说,这是任何一种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成长、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20世纪30年代,孙道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曾把现代中国哲学按对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态度分为两大系统:一是“纯宗西洋哲学”,一是“兼综中西哲学”。前一系统是照抄照搬西方哲学,西洋现代有某派哲学,中国现代也有某派哲学,如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新唯心论。后一系统则有一种创造的意味在里面,是揉合中西两种哲学而组织成功的,如唯生论、新法相宗、新陆王派、新程朱派。在这里,孙道升认为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有一部分派别是纯粹由外国引进的,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外国人的东西的。但他所列举的西洋哲学派别,在引入中国后实际上都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并没有那种“纯宗”的性质。如实用主义哲学,在由胡适引入中国思想世界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作了与其原来的意义不尽相同的变形。本来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并不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也不仅仅是对科学方法的看重和强调,但胡适却极力凸显了实用主义看重和强调科学方法的方面,进而把实用主义解释成为就是一种科学方法,纳入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主义思潮中来,从而使实用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狂飚突进相伴随而影响一时。又如被称为新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更是一个不断的中国化的过程。从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到30年代毛泽东的“实践论”,到90年代冯契的“智慧说”,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解读的成果。这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东方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入到中国哲学的发展中。

  再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早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年的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在自己的古代形态中已孕育了近代形态的因素,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并没有能够发育成熟,从传统形态的母体中产生出来,形成近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种“难产”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文化的撞击、激荡、交流、融会,西方近代和现代哲学思想引入中国,才使得古代形态的中国哲学遇到了来自外部的挑战。在西方近代和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家们开始重新认识、检讨、批判古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力图创造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样,也经历了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又有与西方哲学转型不同的特点。一方面,与西方哲学发展相比,近代形态中国哲学经历的时间相当短暂,发育的状况很不充分,向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转换又甚为急促。另一方面,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比,中国哲学有着自成一系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影响力、渗透力,制约着中国哲学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就使得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现代化主要是对哲学的近代形态进行批判和超越,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则主要是对哲学的古代形态进行批判和超越。但在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有一个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转化古代哲学资源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与现代形态作为中国哲学的近代形态的两重对立面,又有了某种相沟通之处。中国古代哲学在与近代形态哲学的比较中,显示出对现代人类生存仍具有启发性的智慧。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又包括积极地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吸取思想资源。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既有与西方哲学发展相似相通的一面,又有与西方哲学发展不相同的一面。相似相通的一面,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改变了中国哲学原来的长期封闭状况,而使之汇入了世界哲学进程;不相同的一面,则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将继续从中国古代哲学资源中吸取智慧、承绪传统,以保持自己的根性,而与其他民族的哲学相区别。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两种哲学运动造成了中国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的重构和转变。这种重构和转变,对以往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历史来说,无疑是空前的。在中国哲学历史上,也曾有过外来文化及其哲学的冲击和影响,也曾对于外来文化及其哲学作过交流与融合,特别是从公元 1世纪到公元 8世纪,中国本土哲学与印度佛教哲学进行了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并由此而熔铸了宋明哲学,把古代形态中国哲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但这两大哲学就其形态而言,毕竟都属于东方哲学的古代形态,在思维方式上仍有相近相似之处。如魏晋玄学与大乘空宗,在致思趋向上就有类似之处,从而为中国哲人理解、接受、消化印度佛教哲学提供了基础和前提。而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之相比则有明显的不同,要求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作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和转折,确立新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这里不仅包括了对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批判和突破,而且还包括对于近代形态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所发生的变化是空前的。

  

  二、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问题

  

  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的重构与转变,集中表现为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的改变。也就是说,20世纪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由此而显示出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的重构与转变。在这种转型中所出现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首先就是形成一种新的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因此,开展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必须重视对哲学问题的探讨。

  在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问题的重视,与对哲学范畴演变的重视,其指向、其意义是不相同的,实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史观。对哲学范畴演变的重视,所凸显的是哲学观念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以逻辑主义为基础的哲学史观;而对哲学问题的重视,所凸显的是哲学观念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以历史文化方法为基础的哲学史观。哲学观念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在于:文化历史确定了哲学观念的特殊性及其在哲学史上的位置。哲学观念尽管有其抽象性、思辨性,但其根源仍在于文化历史之中,是经验世界的升华物。正是这样,哲学观念被分离为一般与特殊两种类型。哲学观念的一般类型,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等等。这类问题是哲学与科学、宗教、政治相分离而形成的,从形成以后,它们就为以后的哲学家们反复探讨、不断思考;而它们一旦形成,便起着过滤器的作用,使经验世界的内容经过其间的过滤而升华为哲学的内容。这些经过过滤的哲学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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