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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07-07-10 10:21:18
作者: 张广达  

  

  研究历史,贵有创见。在近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过程中,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唐宋时代观,无疑是一项富有创见的发明。

  内藤湖南先生治学,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国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过统览中国历史的全局、考察中国历史的潜运默移、疏理三千年来中国的纷繁史实,着重举出了唐代和宋代的显著差异。他强调: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而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内藤将他这一出自宏观视野的概括称作“唐宋时代观”,而人们通常称之为内藤的“唐宋变革说”。此说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史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内藤富于创见的这一学说,讲学而有宗旨[1],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有助于人们分梳纷如乱丝的史实,把握其中要领。

  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它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

  内藤生前,他的唐宋变革说启发了他的门生对六朝、隋唐、唐末五代、两宋直至清代的研究,促进了内藤史学和日本宋史研究特色的形成。内藤身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见解得到了弟子们的进一步实证性的阐发,也引发了同行间的异议。从194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在日本,有所谓“历史学研究会派”(简称“历研派”,又称“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意见的对峙,论争涉及内藤说对各个方面的历史内容的诠释,课题因而不断扩展,研究不断深入。热烈的辩难结出了硕果,产生了大批兼具实证性、思考性的卓越论文和专著。随着史学家对各自专门领域的史实考察得日益深入,各家对于唐宋变革时期的诸多事象呈现(Vorstellungen)之中哪些属于同质的延续,哪些属于异质的断裂,也辨析得越加分明。在日本的中国史学界,1945年前是唐宋并称,而今天则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这已经成为通识。唐宋变革说作为假说或学说,经过时代的检验,具体的内容有所改动,一些史实的诠释得到订正,但是,作为一种范式,仍在持续为人们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丰富的启示,推动学界进一步探讨唐宋变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后的历史变革。

  流风及于欧美。在西方史学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学者把宋代呈现的种种新气象比拟为中国近世的文艺复兴,有的称之为“新世界”[2]。这样的评价,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内藤史学的宋代近世说的直接、间接影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曾有过白乐日(Étienne Balazs,1905-1963)主持的“宋史手册计划”(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白乐日曾于1957年亲赴日本。非常遗憾,这一计划由于白乐日的过早逝世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1954年4月,美国“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在纽约召开“传统中国社会”讨论会。其后日本学者宫川尚志以一种思辩概括(conceptualization)的方式为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做了英文提要,将内藤的“论说要旨”(Naitō’s thesis)冠以醒目的标题“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并附以内藤门人宫崎市定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刊于美国最重要的亚洲史杂志《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年8月号上[3]。这大概就是内藤说在西方被称为“内藤假说”的张本。1967年,Burton Watson译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4]。吉川书讲解宋诗及其历史背景,在英语世界普及宋代是中国的早期近代的观点上所起的作用可能超过了历史著作。1987年,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的《关于日本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进一步向西方介绍内藤学说在日本的运用[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是由于内藤的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说被介绍到西方学界,他的名字成为在西方研究前近代中国历史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本学者的名字。

  到了1980年代,唐宋变革说继五六十年代的论争之后受到了日、美学者又一轮的质疑,例如,寺地遵认为,二战后宋代政治史研究陷于闭塞的倾向,远因应从二战后已经“化为比较类型论的唐宋变革说”中求之[6],因为唐宋变革说过于注重形式的比较而化约了复杂的历史,不免欠缺对人的行为的理解; 包弼德(Peter K. 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7]。可以说,自从内藤说问世以来,无论是它的正面阐述,还是它引起的辩难和质疑,都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趋向更加邃密深沉。

  人们看到,内藤说的生命力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这一唐宋变革说的论旨上升到了思辩层次,它带动了学者研究的课题意识。所以,尽管学者着手的具体课题细腻狭窄,但思路反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加开阔。人们看到,学者研究宋代不再局限于宋代自身,无论是研究不同地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是深入分析社会阶层的流动,或者是以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政治为政治主体研究它们的运作实态,都注重考察宋代的以前和以后。具体地说,由于唐宋变革说的存在,虽然唐宋之间仍有某种因袭和延续[8],但是,学者都不再把唐宋两代视为同质的因袭和延续而忽略从唐代寻求断裂的源头。同样,由于唐宋变革说的存在,人们越来越注意宋元的延续,探索唐宋变革带给元、明、清的后果。这好比中国历史棋局上的棋子无论摆置得多么密密麻麻,因为内藤提出这一创见,棋子覆盖之下的棋路犁然分明。实际上,在今天,海外研究唐宋元明清的学者很少不是以唐宋变革为预设而进行研究工作的。

  其次,由于内藤先生的这一发明,变革观受到普遍重视。而今变革观正在延展空间和时间双维,时间范围逐渐扩大考察宋元以后,空间范围逐渐扩大及于当时的中心之外的边远地区。在日本和美国,专著往往冠以唐宋转型(Tang-Song transformation)或唐宋变革(Tang-Song transition)的标题[9],论文题目有“唐宋变革”字样的更不计其数。至于文章之内,“变革”二字,触目皆是。不仅如此,有些论述更将考察变革的视野扩展到元明和明清时期[10],相应提出近世变革发生于明清不同时段的多种主张。近年,在我国史学出版物中,探讨唐宋之际历史变革的文章和专著也显见地多了起来。其中对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跨越唐宋朝代界限的趋势。人们注意到,日本宋史学界当前关注的问题,也正是日本明清史学界关注的焦点课题,例如,国家权力的产生和再组,地域社会和中央集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农村社会基层之间的中层环节,经济交换在建构社会各种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作用,小农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育成和发展。从这一意义来说,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仍然是日本今天宋史学家的研究出发点[11]。或许人们可以这样认为,从194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的“历研派”(“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的论争是内藤唐宋变革说影响的第一波; 1980年代以来,唐宋变革说导致研究时空的延展,明清研究或帝制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研究的一些焦点问题反向启发思考宋代课题是该说影响的第二波。第一波是就唐宋转折是中世还是近世的时代性质进行争辩,没有脱离唐宋时代本身; 第二波则超越唐宋变革说的思维定势,注意借鉴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社会研究、专制国家与小经营者再生产体系研究,以回顾唐宋变革时期。

  再次,内藤在他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宋代中国迈入了近世(早期近代),这一见解引发了多方面的反响,讨论中国史的中世和近世的起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国学界的课题。在西方,长期以来,至少从黑格尔以来,流行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和各种形态的中国历史停滞论。而今内藤率先提出宋代近世说,开始扭转有关中国发展停滞的论?#123;。诚然,对于宋代高度发展以后的中国是否又陷于惰性的停滞问题,内藤没做答复[12],但是,在打破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说上,他首着先鞭。与此同时,内藤说的时代分期也诱发历史学界一度热烈讨论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是否都遵循世界史统一发展规律,并促成学界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如今回顾起来,内藤说提出之初,大概任何人在当时都不会想到,此说实际上也是从政治方面探讨中国走向近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早表述。

  今天,关于唐宋变革之后的中国是进入了近世还是依然停留在中世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时过境迁,中外学者已经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兴致再做时代性质的争论。对待唐宋变革这一似乎是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述,或许由于耳熟能详,人们也不再怎么理会它的生成过程。实际上,温故知新,回顾一番唐宋变革说的由来,对人们展望今后的研究路径不无教益。

  此外,还有不应该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内藤一生治学始终密切关注现实,他的宋代近世说与他对中国清末民初的时局观察有密切的联系。密切关注现实,既是内藤的治学特色,也是他在政治上曾经为人诟病所自。关于内藤的时代局限性和他的一些明治后期国民主义言论,本文将放在内藤史学与现实关联的章节中叙述。

  笔者近年阅读了海内外一些有关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的论述,深受教益,本文中正确的地方都是得自这些论述。内藤唐宋变革说为什么具有这么持久的指导作用,个中情况,值得探讨。但是,这一探讨既需回顾百余年前日本近代史学的成立过程,又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国的中国史学研究动态。面对这样一个课题,笔者过目的书刊极其有限,了解的情况更是一鳞半爪。文中涉及的日本用语或许不尽符合日本实际情况,因为日本不同学派使用同样的术语有时各有内涵,而笔者对此往往格义不清。笔者明明自知外行而仍斗胆妄陈陋见,区区私衷只是为了形诸文字,藉以就教于读者。

   

  一、内藤的唐宋变革说

   

  1.1 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简介

  内藤先生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13],唐宋变革说的提出,只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内藤提出此说,始自20世纪10年代。从1907年到1925年,内藤任教于日本京都大学,作为声誉最高学问最深的大学教授,逐年开设“中国古代史”、“中国中古文化”、“中国近世史”等课程。他在这些课程的绪论中,另外还在他1914年刊行的政论性畅销著作《支那论》第一讲中,基于他的广义文化史观,即一种把社会、政治、经济等都包括在内的文化史观,将自草莱开辟直到明清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以唐末五代作为从中世到近世的过渡期,频频为唐宋之际的变革与此前此后的明显差异做出了综合表述和概括诠释[14]。

  内藤对唐宋变革说所做的单独成篇的系统表述,见于他1922年5月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15],而这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就是从他的《中国近世史》的绪论移植而来的。毫无疑问,与他分散发表的文字或讲义相比,《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最集中最完整地反映了他的深思熟虑。看来,内藤此时此刻刊出此文,当是他确信以他“四库全书的化身”[16]般的博览强记和以他对中国学问的明敏透彻的了解为基础,他对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的概念性通盘思考已然成熟,他对唐宋之际的诸多变革及其时代性格的推勘已然就绪。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的主旨在于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17]。内藤所列举的唐宋不同的显著差异是: 在政治方面,(一) 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予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三) 中国从来没有人民的权力。在贵族政治时代,人民被认为是贵族全体的奴隶;隋唐时期,人们从贵族手下解放出来,农民是国家佃人,由国家直接统治;到唐代中期,租庸?#123;制崩坏而改为两税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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