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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刚:安乐死“合法性”的法理分析

更新时间:2007-06-26 09:26:29
作者: 刘泽刚  

  居然没有包括对申请者或病人的界定。也就是说病人或安乐死申请者在整个安乐死申请、审查、实施、监督的过程并没有独立地位。

  其次,从调整对象来看,寻求安乐死的病人的行为根本就不是安乐死立法的调整对象。依照该法规定,只有尽到“适当关心”的安乐死才可能获得合法认定。“适当关心”的构成要件也因此成为该法的核心内容。该法第2条1款规定:“《刑法》第293条第2款中涉及的适当关心要求是指医生:a.确信病人提出的要求是自愿并经慎重考虑的;b.确信病人的痛苦是持续性的、无法忍受的;c.已经告知病人其所处的困境以及其以后的前景;d.病人也确信没有其他合理方案用以解决其所处的困境;e.至少已经和一名独立医生会诊过,该医生诊断过该病人并且书面签署有关适当关心要求(中所涉及的)的意见,并且f.经适当关心,终止病人生命或者协助病人自杀。”

  尽到“适当关心要求”是安乐死合法的前提。但需要强调的是,病人并非独立的安乐死申请人。病人的安乐死请求并不针对官方提出,而是向医生提出。医生在只须取得另一名独立医生书面签署的已尽到适当关心的意见后,便可施行安乐死。无须等候地方审查委员会的同意。地方审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根据该法第8条规定对医生施行安乐死的行为是否履行了适当关心要求进行审查。如果医生已经履行适当关心要求,应对医生行为做出合法评价。委员会如果认为医生违反了适当关心要求,则应通知最高检察院和地方保健检察官。同时也应通知提出审查申请的医生。也就是说,地方审查委员会根本就不对病人的请求进行审查,只对医生施行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行为进行审查。这部法律并没有提供官方认可的安乐死申请渠道。提出申请的人是医生,申请的事项是请求地方审查委员会对医生实施的安乐死和协助自杀行为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适当关心要求进行审查。

  如果有了这种理解,我们就不会认为以下规定是怪异的了。该法规定医生必须“确信病人提出的要求是自愿并经慎重考虑的”。“自愿”和“慎重考虑”这些病人的主观心理状态都由医生加以确定。医生还须“确信病人的痛苦是持续性的、无法忍受的”。这种要求更是将医生的专家意见凌驾于病人的主观病痛之上。当然,第1款同时规定“病人也确信没有其他合理方案用以解决其所处的困境”。但就这部法律调整的对象而言,寻求安乐死的病人只是配角,他们的这种意思表示也仅是一种证言而已。

  《比利时安乐死法》的规定几乎相同。但其“预先指示”的规定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所以有必要重点分析一下。所谓“预先指示”是指达到法定成年年龄且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或自立的未成年人可以预先起草一份指示来指定一位医生实施安乐死。这一制度主要是为可能失去清醒意识的病人准备的。具有清醒意识的病人可以自行表达安乐死意愿。失去清醒意识的病人则可以凭借在意识清醒时起草的预先指示,而合法地被医生实施安乐死。当然,这种合法性是需要事后通过严格程序加以认定的。在认定过程中,医生的行为才是审查的中心事项。病人的预先指示仅仅是证明医生行为合法的一份书面证据而已。病人并没有因为预先指示制度取得在安乐死立法中的独立地位。

  最后,从调整结果来看,在目前的安乐死立法中,寻求安乐死的病人的行动并不具有符合法律规定意义上的合法性。如果非要说病人的安乐死行动有某种合法性的话,那这种合法性也只是一种类似自杀的非法律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法律将病人寻求安乐死的行动等同于自杀行为。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处理方式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自杀与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法律上有必要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但法律在此时采取了一种回避策略。通过立法将本来完整的,包含医生和病患双方合作的安乐死行动一剖为二。对其中病人的行动不予调整,只调整医生的行动。对符合某些条件并按相应程序执行的医生行动网开一面,赋予这些医生行为以严格限定的合法性。

  许多人没有认真研习荷兰、比利时等国安乐死立法,而是望文生义,认定在荷兰等国病人已经可以申请安乐死,并由政府介入监督执行。更多的研究者根本就没有深究荷兰等国安乐死合法化到底给安乐死带来了何种合法性,便匆忙将笔锋转向荷兰独特的民族文化、医疗保障机制、医患关系等促使荷兰安乐死合法化实现的因素分析上。在此基础上对比我国国情给出我国目前能否实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这是目前安乐死合法化研究的主流样式。无疑,这种研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我们没有认真分析过目的就费劲地讨论达到目的的路径。为了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安乐死实施监督体系,荷兰已经为之努力20余年。即便已经通过立法,这套体制是否切实可行仍需未来时日加以检验。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学习、借鉴荷兰等国的经验和教训。对法学而言,认真研究这些国家的安乐死立法带来的安乐死合法性的法律本质,无疑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安乐死合法化研究才会是有的放矢的。

  (三)安乐死是一种权利。

  出于对荷兰等国安乐死立法带来的合法性的误解,许多人错误地认定安乐死已经在这些国家获得了一般的法律正当性。甚至有人认为这些国家已经赋予患者一种死的权利。然而,这只是一些人的主观臆想而已。目前根本不存在这种安乐死合法性实现的可能性。在此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安乐死权利诉求的类型。

  首先,消极安乐死不必通过死的权利实现。消极安乐死从根本上说可以通过个人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得以实现。 在医疗领域,这种个人自决权的典型表现就是患者选择是否治疗和如何治疗的权利。通过这种医疗措施自决权的实行。患者可以比较顺利地回避安乐死权利争议从而实现安乐死。 2002年3月,一位化名为B的女士获得英国高等法院的肯定判决,以被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B女士颈部以下瘫痪,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她并未寻求“死的权利”而是求助从个人自决权衍生出来的病人拒绝医疗措施的权利(Refusal of treatment),在医生关掉了呼吸机后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2005年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的Terri Schiavo案法院判决撤除鼻胃管的依据也是Terri Schiavo在意识清醒时曾明确表示不愿通过人工手段维持生命。这个案例其实也是医疗措施自决权的表现。[13]

  其次,非自愿安乐死涉及不能形成和表达自己意愿的患者应否继续存活的问题,从法律角度看实质上是“无理性者”的权利问题。丧失清醒意志的人如何行使权利的问题涉及对权利性质的根本认识。[14]从实践层面看,惟有自愿安乐死的权利被承认,非自愿安乐死的要求才有被严肃讨论和接受的可能性。当今世界各国安乐死运动的主要目标都在于使自愿安乐死“合法化”。而所谓“死的权利”首先就是指神智清醒的不治之症晚期病人选择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生命的权利,即自愿安乐死的权利。即便是这种基本意义上的“死的权利”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也是不具备合法性的。

  只要不对“权利”概念进行扩充性的滥用。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荷兰等国安乐死立法其实并未赋予任何人(无论是病人或医生)一种新型的死的权利或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这些法律都只是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申请、审查和执行程序。凡是按此种程序实施的医生协助自杀或安乐死都能免于刑事责任追究。这些规定更多地与刑法“违法性阻却事由”相关,与法律权利并无多大关系。这里仅仅涉及政府的某种特许和恩惠,即(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对某种行动不予刑事责任追究的恩惠。其实只要认清这些立法的刑事规则指向,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埃米尔·涂尔干曾在《社会分工论》中做出过一个著名的分类,即将法律分为压制性法(repressive law)与恢复性法(restitutive law)。前者与社会的机械团结对应,后者与社会的有机团结对应。压制性法与恢复性法的区别首先在于不同的制裁方式:压制性法的制裁方式是惩罚;恢复性法的制裁方式则并非惩罚,而是通过赔偿将破坏的社会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刑法是典型的压制性法,而民法、商法、程序法、行政法与宪法则属于恢复性法。其次,恢复性法创设了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其一切制裁都只是在权利创设之后才具有意义;而压制性法中的制裁并不必然伴随着权利的创设。[15]很明显,荷、比等国的安乐死立法从根本上是压制型的刑法规范。其中并没有设立新型的权利。

  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我们固然可以说“法不禁止即自由”。但这句话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自明。关键是要弄清楚这里的“法”和“自由”是在何种意义上说的。如果我们将自由作非法权的道德理解,而将“法”作实证理解,那么有时法禁止的也可能是自由。一种“恶法”禁止了人的根本自由并不影响这种自由仍是自由。我们更不能进一步过度推理认为“法不禁止即权利”。只有那些受强制力保护的自由才称得上法律权利。从纯粹经验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都有躲在安静的角落里自杀的“自由”。但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自杀的(法律)权利。因为这种所谓的“自杀权利”是根本得不到公权力的保护和救济的。而“无救济就无权利”是判断一种权利是否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权利的重要依据。前面我们分析了目前安乐死立法中病人的尴尬境遇。病人当然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从而实现安乐死。但如果他们的申请遭到医生的拒绝,病人却没有通过诉讼赢得医生帮助的权利。由此我们可知,作为法律权利的安乐死合法性在当下还不能被法权系统接受。

  进一步说,即便今后人们果真有了死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正当性也不应根源于法律。因为人如果真有一种死的权利,我们有理由做出以下合理推测。首先,这种权利一定是和生命权、自由权等权利并列的基本权利。至少从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影响而言,死的权利也应当与生命权等量齐观。其次,如果真有这种死的权利,那么它对于法律而言一定具有先天性。也就是说,虽然死的权利也受法律保护,也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权利,但它的合法性并不由立法赋予。相反,我们还必须依照这种死的权利对现行法律进行评判。如果法律侵犯了死的权利,则是不正当(不合法)的法律。也就是说,如果死的权利成立,安乐死就获得了一种超法律的、最强形态的合法性。很明显,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学研究的范围。

  

  三、几点结论

  

  第一、安乐死合法化与合法性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实践中,合法性往往由合法化过程带来,但并非所有合法性都由立法等合法化过程赋予。理论上必须首先研究合法性特征。否则相关合法化只能是盲目和不负责任的。

  第二、安乐死合法性可能有三种情况:安乐死不违法;依法律施行安乐死;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分析表明,第一种和第三种安乐死合法化尚不能被现代法权系统承认。荷兰、比利时等国安乐死立法主要体现的是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

  第三、荷兰、比利时等国安乐死立法所带来的安乐死合法性是相当克制的。这种合法性仅限于依照特定条件和程序施行安乐死或协助自杀的医生的行为。现有安乐死立法的核心内容是对医生行为设立免于刑事责任追究的条件,并设立相关机构对医生行为进行审查和评价。荷兰、比利时等国并没有通过立法鼓励施行安乐死。寻求安乐死的病人在安乐死立法中毫无独立地位。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和对医生行为进行审查的相关机构才是安乐死法的主角。

  第四、对我国安乐死法律研究而言,合法性分析更应该是合法化分析的前导。否则安乐死法律研究很容易流于盲目和空泛。当前,安乐死合法性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对荷兰、比利时等国安乐死立法进行详细分析。弄清其立法理由、运作过程、实施效果,为我国安乐死法律研究提供经验和教训。

  

  The Analysis of Jurisprudence on Euthanasia legality

  Liu ze gang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Abstract]:It is necessary to precondition the study of legality to legitimization in Euthanasia’s research. In the logical way, there are three probable connotations in the study of Euthanasia legality: Euthanasia does not transgress; practice euthanasia keeping the peace; Being euthanasia is a righ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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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与医学》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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