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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更新时间:2007-06-17 23:28:02
作者: 王海光 (进入专栏)  

  

  人们对当代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带有个人经验的印记。中国当代史的政治环境,长期受制于绝对主义的影响,在思想观念上和政治生活上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了,给社会生活添加了许多极端色彩。建国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给数以亿计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人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往往带有个人经历的悲情色彩。

  在这个历史的同一空间里的人们,由于人生际遇的不同,会带来大不相同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记忆。这一时期,政治运动频繁,社会信息封闭,一般来讲,不同的年龄差距,体验就大不一样。个人成长过程处在哪个历史起落点上,位于哪种社会角色,会有大不相同的历史感受。这种历史的时差和社会的位差,使人们留下的历史记忆会有很大的差异。以“文革”为例,那些率先投入运动的青年学生,未必对反右派运动有强烈的记忆。处于运动整人和被整两端的人们,也是难以相互沟通的。运动中的造反派与受到运动冲击的“走资派”,有着良好家庭背景的“红五类”和背着沉重的出身包袱的“黑五类”,积极参加运动的弄潮儿和游离于运动之外的“逍遥派”,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对于这场运动的理解就大相径庭。至于“文革”后的出生者,“文革”对他们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更难体会到“文革”中人们那份真诚的激情和盲目的狂热。网上一些称之为“愤青”的“文革”言论,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就明显带有望文生义的浅陋。

  记忆的东西总是印象中最深刻的东西。由于过去政治绝对主义造成的社会人生的曲折经历,在关于当代史的历史评说中,存在着多种截然相反的对立观点。各方各执一端,言之凿凿,还往往加有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例证。特别是在言论比较自由的网上辩论,更是带有浓厚的火药味。这些相持不下的不同观点,使对中国当代史的论说带有了特别强烈的情感色彩,各方的立场很难找到一个相互包容的平衡点。这种历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历史认识,就显得格外可贵。而这种历史认识的形成,有赖于能够自由讨论的学术空间的建立。当各种观点都充分表达出来时,就有通过分析比较,达成基本共识的必要条件。

  (三)当代史中遗留了许多错误的历史记忆,在历史的言说空间中还存在一些不符合史实的陈见旧说。

  任何国家的政治活动,都有当时不能公诸于世的事情,留待后人揭秘的历史。中国当代史的过程特别曲折,情况也就更为特殊。建国以后,由于大大小小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偶发性事件多,社会发展起落大,政治内幕错综复杂,留下的历史谜团也就特别多。在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历史是政治的工具,历史的话语权是政治家的专利。普通民众知道的历史,只是为政治宣传教育所用的历史。政治不是学术。学术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求事情的本然。政治则不然。政治的要求是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行使的有效性。

  政治宣传俱是因时之论。它的目的是制造社会的认同,标准会根据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经常会制造出一些错误的历史记忆。在历史上,政治家所说、所想、所做往往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出现曲折时,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稳定人心的需要,会制造出一些解释。从中外历史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说,是为了维护国家权威的正确形象,制造社会认同,但未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旦延续下来,就会造成历史错记和误读,模糊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中国当代史的起伏大,曲折多,每一个起伏曲折都是对前段历史的某种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是对建国初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否定,反右派运动是对共和国民主法制的否定,大跃进是对中共八大积极稳健建设方针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对前十七年的否定,“文革”结束后,对十年“文革”则是“彻底否定”。在不断的历史否定之中,积累下了大量的错误记忆。这些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缺乏史实根据的陈见旧说,长时间占据着历史的记忆空间。如对60年代初大饥馑的认识,过去一直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苏联逼债加重了其危害程度,直到80年代以后才实事求是地归因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误。

  由于过去习惯性说法的印记太深,直到现在,在许多历史事件上还有程度不同的误记和误读,还存在很多历史记忆上的空白。现在的政治环境已经有了清理历史的条件。但历史上陈见旧说的积淀太厚,要从一个个具体史实出发,进行历史细节的推敲,还历史于本来面目,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四)当代史言说空间中文史不分的情况比较集中,还存在一些刻意炒作的成分。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条件下开展起来的,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密切关系。拨乱反正时期,人们痛定思痛地反思历史,渴望了解历史的真实。因史学研究的政治禁忌较多,文学自由创作的空间较大,以文学的形式出现的小说、纪实文学、影视文学和回忆录等作品,首先填充了当代史的言说空间。可以说,是文学带动了史学,率先进入了过去不能言论的一些敏感地带。例如“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等领域,最初的进入者是文学而非史学。一些搞文学的也由此跻身到史学领域。小说家作史,往往想象有余,考据不足,也给当代史的言说带来了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缺乏周密论证的粗疏之风。这种文史不分的情况,是学科初兴时不可避免的状态。

  在市场经济的商业化影响下,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一、历史题材的商业化操作。面对社会要求了解当代历史真相的需求,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历史揭秘的作品。这些作品碾转抄袭,重复雷同,还挟加了许多作者想象的成分。其二、说教性宣传向商业化宣传的转向。在学界对一些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争议颇多的情况下,政治说教性宣传转向与世俗化结合。由走下神坛出现了猎奇宫闱秘史热,政治教育进入个人生活私域。拿历史人物的枝微末节做煽情文章,进行商业化的宣传炒作。一个纪念期,就是一个炒作周期。炒作本人不够还要炒作家属子女,甚至是对历史毫无印象的隔代子孙。拿毛泽东的话来说,则是“明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三、诠释历史和历史文学创作的低俗化。商业社会时尚的小资情调,担不起严肃历史的沉重。以现代小资的世俗眼光,随意对历史进行新的戏剧化的诠释。当下一些所谓红色经典的东西,全然是一批现代小资们的生活演绎版,脱离历史场景,任意添加情爱性爱,嬉戏打闹的戏说情节,如当前上演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就是一例。低俗化是这个领域失去历史感的表现。虽然,文学有对历史进行加工创作的权利,商业文化毕竟是商业,但对历史总不能太离谱。历史题材的炒作煽情,还可以列出其四、其五、其六。这些情况虽然主要发生在严肃历史研究之外的大众文化领域,但会在大众文化领域制造新的历史误读,会在民族的记忆中平添了许多历史演义的元素。

  此外,在历史认识上还有一些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如把历史中正确较多的人作为完人,完人无错;将历史上的罪错责任归于几个罪人,罪人无对。这些都会忽视历史的复杂性,忽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影响到对历史的深究和追问,也是会产生历史误读的一个因素。

  在中国当代史的言说中存在的这些历史琐碎化、认识情感化、细节模糊化、操作商业化和思维简单化等现象,不但使一些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能及时清理,也带来一些造成历史误读的新情况,影响了对这段历史的全面认识。这说明,在集体的历史记忆上,还是处在一个感性的阶段。当代史的研究在历史整合、史实清理和史观更新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

  

  三

  

  中国当代史进入学术领域的时间较短,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开始走向学术领域的。这20多年来,当代史的学科发展是比较快的,学术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在官方组织行为的史学研究之外,形成了一些个人独立研究的学者队伍。在推进学术研究中,双方有很强的互动性。二是研究工作不再拘泥于中央有关政治结论,有了学术上的自觉。一些研究成果已经突破了《历史决议》的政治论断。如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对反右派运动的再认识等等。三是研究的客观性加强,有了学术规范的追求。研究者从史料的整理,史实的考证进行客观性研究,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陈说旧见。即使是过去政治敏感性很高的中共党史,也逐渐脱离了泛政治的窠臼,开始恢复了历史学的面目。官方史书的修订中,从历史事实出发,修正了过去一些不实之词。

  但整体来讲,中国当代史还属于史学领域的幼稚学科,学术环境还不健全,还比较缺乏学科理论和治史方法。虽然已经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但学科体系还没有科学化系统化。这在史源开发、理论方法到话语体系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一)当代史研究有比较完整的档案材料,但开放程度比较有限。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有史源的扩大,才能有学术的活跃。史源的开发,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档案的开放,一是新史源的开发。民国时期内阁大库档案的开放,带来了明清史研究的繁荣;敦煌文书的发现,促成了敦煌学的兴起。在当代史学研究的史源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进展。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了史志的专门研究机构,收集整理出版了许多党史、国史、部门史和地方史的资料,相继出版了有关专史,成为盛世修史的一个景观。当前有关当代史的基本材料,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一些部门出版的专门史和文献集,各地出版的地方史志材料。二是国家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中央权威部门陆续公开的文献、档案资料。如《建国以来中央文件选编》,国家领导人的文选、文集、文稿、年谱和传记等。《党的文献》等刊物也有选择地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其中,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国家领导人的文稿和谱传,提供了许多外界接触不到的珍贵史料。三是历史当事人的日记、笔记和回忆录等。四是海外有关中国当代史的材料。特别是苏联(前)和东欧等国的档案开放,对研究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新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史料。但相对这段历史的丰富性而言,国内史源开发的程度还是不足的。主要是档案开放利用方面的不足。

  在文档的开放利用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内部档案的开放限制。国家按照30年解密的规定,开放了一部分档案。但还有一些涉及到国防、外交、国家安全以及一些高层活动等方面的档案还没有开放。查阅档案的限制较多,可供利用的部分比较有限。相对来讲,地方上的档案比中央档案要限制少一些。二是对一些过去公开出版物的查阅限制。例如红卫兵小报和“文革”中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等资料,有关收集单位也是将其列入不开放之类的。档案当然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但它是解读历史的基本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讲,档案开放到什么程度,历史的研究才能到达什么程度。经过有关部门挑选开放的档案资料,考虑的首先是政治影响因素,取舍的标准未必科学,有时还会出现错讹。档案资料的不完整,给史料整理带来困难,难以校正历史记忆上的错误,也给历史解读留下了过大的想象空间。由于史源开放的不足,许多事情的细节和真相还不很清楚,遗留下很多历史疑点。

  当代史有极为丰富的官方文献、内部档案、个人档案和口述史料,但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资源也在不断流失。如在“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中,按照中央的要求,组织人事部门对人们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几次清理。这在政治上非常必要,销毁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塞进去的那些不实之词,打碎了这些无形的政治枷锁。但作为历史研究,它使个人档案记载的人生经历不完整了,给研究历史细节带来了困难。

  还有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因单位撤销、人事变动等情况,也会造成档案材料的散失和不当销毁。在口述史料方面,也有流失的问题。历史的当事人是亲历历史的活资料,可以和档案材料相互印证。一些有心人,为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回忆。但也有些比较关键的当事人,出于种种原因,没有留下他们的回忆。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当事人,因为话语权受到一定限制,很难见到他们的东西。但他们又是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参与者。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相继去世,有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已经难以说清楚了。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存史甚至比述史更为重要。能够给后人留下完整的历史记录,是传之后世的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9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变化,人们的历史意识加强,比较注重史料的收集,特别是民间史学的兴起,对民间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当代史有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但发展还不平衡,研究视野还比较狭隘。

  进行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政治活动的研究,需要查阅大量的内部档案,普通研究者难能涉猎。这是这些题材的政治敏感性决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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