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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

更新时间:2007-05-30 09:18:21
作者: 杨国强  

  

  一

  

  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广西,而后挟兕虎出柙之势,把天父的福音和严酷的内战一起带向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其北征之师又沿河南、山西、河北一直打到天津。一路延烧的战火,使这些地方守土统兵的朝廷命宫一个接着一个成了失败者,他们之中一些人命尽于刀戈之下,另一些人则跌仆之后再也爬不起来。

  咸丰元年,当赛尚阿以大学士作钦差大臣,受命督师剿“粤逆”的时候,曾蒙“特赏‘遏必隆刀’”1以壮行色。但仅仅过了一年半,他就因湖南战事失利而被摘去顶戴、拔掉花翎,“革职拿问”。自此退出战场,也退出了官场。继任的徐广缙气运更促,两个月后即兵败于岳州,奉旨“革职留任”;再过一个月又在湖北同样被“革职拿问”。另一个钦差大臣陆建瀛受命“防江皖”,结果江皖都防不住,他也成了“传旨拿问,委员解交刑部治罪”的囚徒。其时上距接篆之日还不满一百天。而解递的委员还没有送他上路,太平军已攻破南京,直截把他戕杀了。2这些人都长久地主宰过别人的命运。但面对太平天国咄咄逼来的一派劲气,他们自己却在命运的摆布之下犹如西风中的一片落叶,倏忽之间便从云端跌入了泥淖。与他们相比,更多的人则是没等诏书严辞切责,就已丧命于太平军的打击之下。咸丰二年岁末,太平军用地雷炸开武昌城门,“巡抚常大淳、学政光禄寺卿冯培元、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汉黄德道王寿同、丁忧盐道王东槐、署盐道林思熙、武昌府知府明善、武黄同知周祖衔等皆殉难。”此后安庆破,安徽巡抚蒋文庆‘视之”。金陵破,江宁布政使祁宿藻“呕血死”,提督福珠隆阴、前广西巡抚邹呜鹤皆“遇害”死。武昌再破,“总督吴文镕死之”。3每一次失地,都会有一批官场中人像茅草一般被太平天国的排刀刈倒。这些人以自己的跌落和损灭,反照出上流社会里积久而成的颟顸与衰颓。

  战争打破了颟顸与衰颓,由此造成的震荡和脱节,又使士大夫中久以经世议论慷慨自负的那些人能够从打破的缺口里露出头来,他们为这场战争带来了另一种劲气。

  从戌卒陈涉沟火狐鸣以来,每一次农民战争都曾促成过知识分子的分化。旧朝作育出来的儒生身处板荡之世,常常会产生出愿在天命所归的过程中扶助新朝的人。而当读书人为草莽作佐命的时候,他们一定也在按儒学的面貌重新塑造草莽。亭长出身的刘邦与和尚出身的朱元璋都是这样做了皇帝的。可见,儒学知识分子和造反的农民并非全然不可沟通。但太平天国一开始就从西方宗教里搬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既要打倒“满洲鞑妖精”,也要打倒孔夫子。于是“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园柝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4“毁弃”表达了两种不同信仰之间的抵触,其作践之中还包合着固有的理据;然而把“马厩”里的粪便和“椎牛屠狗之场”的血污与儒生心中的圣人放在一起,则纯然是一种轻蔑的渲世。当意识形态的不兼容性随战争的扩大而被放大之后,本以阶级矛盾为内涵的造反便很容易把兵火延烧到文化上去。一个士人记述说:“至可恨则莫过于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环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这一类出格的犷悍粗暴,使太平天国里的老兄弟和新兄弟在读书人的眼里显得非常可怕:“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拋,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5毁弃学宫和焚烧书籍,意在向世间人传播上帝为唯一真神的教理。然而名教中人所看到的则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6一姓之天下的鼎革与“数千年礼义人伦”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更多的恢宏,也会唤起更多的敌意。太平天国的信仰容不得孔夫子,但它们用来排抵儒学的却又是一个狭隘独断而且粗陋不文的宗教世界。因此,天下的儒生普遍地成了太平天国的反对者:

  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登其上曰讲道理。呜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姓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纔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加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于是骂不绝口。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辫发系一马,用鞭棰之,讵五马四蹄攒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骂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7

  “马生”不明白“兄弟”一词在西教里本自另有含义,所以愤而“肆骂”,为五伦争是非。太平军里“讲道理”的兵头也并不真知上帝教称天下人为“兄弟”的由来和确诂,所以口舌既讪,则加以辣手,用五马分尸来解决论辩。这个故事里的当事人都是历史记叙中见不到名字的小人物,也正因为如此,“马生”与“贼头”之间的冲突,写照的是一种真实的普遍。

  理学崇究义理,与名教贴得最近。所以,当太平天国由广西入湖南,一路带来“名教之奇变”的时候,湖湘之间久浸于性理之学的知识分子遂身当其冲而纷纷立起,聚集成一个守护传统的群体。东南群帅一片焦头烂额,而有心卫道的章句之儒却帕首提刀,一个一个成了杀人的悍将。王定安后来说:

  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徙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取?贤人君子倡率千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8

  这个过程说明,下层知识分子从田舍走向战场的自觉与自愿,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曾声光四播而感召一时。太平天国喜欢“道理”《礼拜布道》,湘军中领兵的读书人也喜欢讲道理。“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着力于礼义廉耻提撕人心。言者谆谆,往往“苦口滴杜鹃之血”。9两者直面相对,各自代表了一种与精神和主义贴接在一起的暴力。在19世纪的中国,太平天国营造人间小天堂的理想和湘军守护礼教的贲张之气都不是为地域所囿的东西。因此,当东南战火连成一片之后,脱胎于团练的湘军便一步步尾随奔涌中的太平天国,在激烈厮杀中越打越大,从湖南走向长江流域。

  湘军由“义旅”起家而成为内战中的前锋,脚下既淌着太平军的血,也淌着自己身上流下来的血。自“王事”言之,固无负于“以忠诚为天下倡”。但“被服论道”的儒生和景从附集的“市井耕氓”都是从民间走来的,10他们为朝廷填补了群溃的败兵在一边再退之后留下的连片空间,然而在旧日权界还没有被战争打破的时候,他们的崛起和张大又一定会与控驭地方的法度和权力相冲撞。这种矛盾曾长久地蘖生出上下左右之间的种种疑忌、掣肘与争斗,使力赴时艰的人常常气结。咸丰三年,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自谓“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次年,又在另一封信中说:

  近年办理军务,中心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其往事〔年〕诸事不尽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一有济。11

  湘军起于湖南,而湖南官场却最先对湘军显露出歧视和抑抵。由此产生的伤痛和愤郁都不是用言语可以排解的。自道光二十七年起,曾国藩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已官居“卿贰”;但在咸丰二年丁忧之后,就成了一个在籍的绅士。因此,当他从热孝中被石出来“墨绖从戎”的时候,没把“卿贰”的权势带过来。皇帝给他的职街叫做“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12这显然不是一个能够当权的位置。然而被内战激活的儒学精神正化作卫道的自觉和自愿。知识分子的用世之想和名教意识之亢扬一时交汇在一起,时时都在鼓荡人间的踔厉之气。由是,总领湘军的曾国藩便常常要伸出手来,在“急工事”的过程里越过“帮同办理”的界限。咸丰初,长沙兵勇私斗。刚刚做了团练大臣的曾国藩颇忧“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遂“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令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提督的“怒”和“谩”,都是针对曾国藩的,因之而有成群的营兵被放出笼来,“汹汹满街”。随后,悍卒的声势被弄得越来越大:

  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昌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留公过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 即日移屯衡州。13

  这段记叙中夹述“闭门不肯谁何”、“不与己公事”、“阳惊”、“反谢”以及司道以下的“公言”,用冷峭的笔意刻划了湖南官僚的群体面目,并反衬出曾国藩和他的湘勇在这些人面前的孤立无趣。后来湘军出战,水师大败于靖港。曾国藩愤极,两次投水中求死,“皆左右援救以出”。遂孤居于长沙城外的高峰寺里,备棺木,“欲自裁者屡矣”。14而长沙城里的布政使徐有壬却正在“与按察使会详巡抚,请罢曾军,语倨妄甚”。15一时阴霾四起。城内的人和城外的人相距不过咫尺,却各有各的心事,方寸之间隔得非常遥远。直到另一股湘军在湘潭大获全胜,消息传来,才吹散了罩在曾国藩头上的满天乌云。对于身历其境的人来说,此中滋味当然是很难忘记的。

  徐有壬后来升江苏巡抚,咸丰七年城破,“抗声骂贼”死。16其心头的指归与曾国藩并无不同。然而身在湖南官场之际,他却锋芒甚厉,常常要与湘军为难。曾国藩的“侵官越俎”和徐有壬的节节排抵,既说明了“赤地新立”的湘军从一开始就与固有的制度犴格不通;又说明了自负血性的匡时之士从一开始就不肯为制度所囿。内战因社会矛盾而起,由此牵演,却触发了官场关系的重重角抵。所以,湘军虽然“驱血肉之驱与炮石为敌”17,而四围于成法的局促逼仄之中,其根须很难伸入地方权力中去。18迨湘军渐得能战之名,在朝旨指调下四出奔战,这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使领兵讨“粤匪”的那些读书人老是要同各有事权的地方官僚嘶咬,弄出许多私怨和公愤。咸丰七年,曾国落在一封奏折中久积愤懑一为发舒,备述历年以来“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画出了内战中的种种无序:

  定例军营出缺,先尽在军人员拨补,给予札付。臣处一军,概系募勇,不特参、游、都、守以上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亦终不能得缺。武弁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使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或与巡抚、提督共事一方,隶人衙门,则批捕实缺;隶臣麾下,则长生觖望。巨未有统兵之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抚,请其酌补。其隶九江镇标者,犹须商之总兵,令其给予札付。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

  名分不全的募勇身背着许多委屈不平在打仗,而以募勇“越境剿贼”,又不得不窘于主客之势,久战之后的一腔猛厉往往为州县所困: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巨辨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岐见,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 手?或臣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龃龉。

  “阻挠”和“逼勒”都使人气短。而身在冷眼环视之中,还有逼来的“疑侮”:

  臣前后所奉授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西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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