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今天这个时代，去谈论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新与发展，是极有意义的。因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工作族群由于大陆学术界研究能量的释放，使得过去港台海外与大陆分隔的环境已然不在，随之而来的已然是整个全球华人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及整个国际汉学界的中国研究之交涉和会与分流自立的新局面。在港台海外及大陆地区的专业中国哲学工作者群已进入了一个信息充分交换、方法互为影响、议题共同探讨的新时代学术环境了。此刻，来探讨台湾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它将显示两岸在过去隔绝的四五十年中，在台湾本岛接受学院教育及哲学训练的专业学人，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及哲学关怀上，究竟对中国哲学作了什么贡献。由此一路映照，亦得有助于我们推想未来两岸一齐全球合流的中国哲学研究应该有的展望。

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检视

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中国哲学研究人口，本就包含了哲学学门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群，及中文科系的义理研究者群，以及历史科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群三个学门的族群，这也是一直以来所谓文史哲不分家观念下的情况，因此表现在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对象身份，也就初步展现出三种学门领域的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型态出来，三者彼此交涉激荡甚而有所争辩。及其至者，亦几乎挤压了哲学学门研究方法的独立自主空间。究其实，这仍是根本问题意识关切面向的不同所致。本文将以哲学学门应有的问题意识为轴线来探讨此一问题，则应指出，中文科系的庞大义理研究队伍及历史学门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确实对于专业哲学学门工作者产生研究方法的牵引作用。哲学学门的研究方法必须进行的是对于哲学观念进行理解与诠释的研究工作，这其中只能是依据理性思辨的论理活动去进行关于观念成立之理论根据的探索工程，它应该解说传统中国哲学观念发表的实义及对其论理效力进行检讨，而这样的工作就必然需要依赖方法论体系的背后支持，这样的工作一定是在一套哲学观点的理解体系的预设下才可能进行对于中国哲学作品的理解与诠释的理论活动，于是哲学观念的创造与发展就在这整套理论体系的辩证激荡中进展。

三、思想史研究与哲学研究

就理解的理性活动而言，历史学门中注重的思想史研究，其研究方法首在考究特定哲学观点发生过程中的历史的、社会的、及作者心理的因素，另在考究观念传承系谱中的学派因素，一方面作为对于观念的历史社会影响力的现实性研究，另方面作为对于观念在思想史传承上的观点影响力之研究，它提供我们在观念史本身及观念与历史互动结果下的丰富信息，并作为认识历史及认识观念史的研究成果〔 〕。然而，观念史不决定观念的真伪，社会历史及心理背境的信息也不决定观念指涉本身的成立与否。定然需要一种研究方法是针对观念本身的问题意识、思维逻辑、及终极主张作思辨性的理论探索，最终目的在确立中国哲学传统中所有观点发表在真理探求的文明建设上的成效，简单地说就是要去判断中国哲人所有言说的是非对错，而不是它的学派传承属性及它的历史互动效果，这是思想史研究方法与哲学观念研究方法的根本关怀不同之处，这是需要哲学学门的专业工作者有所自觉的研究方向。对于历史学门的思想史研究法吸取之以为参酌者可，受牵引而致遗忘了哲学研究的宗趣则不可。

四、义理研究与哲学研究

就诠释的理性活动而言，中文科系内的义理研究工作者群对于诠释中国哲学义理的研究成果，多方表现为传统观点的如数家珍及同一于原典作品的命题整理之成效，这对于单一对象的认识是深入且细腻的诠解，但对于以整体眼光发掘新问题、以抽象的思维辩证观念的层次性、以及以比较的眼光探索优劣高下的理论需求而言，仍是有所不足的。中文与历史与哲学学门的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在台湾的研究环境中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活动中的同侪伙伴，但是就各学门专业问题意识的逐步累积与不断澄清之后，各个学门应更清楚自己的工作取向，专业学人也应更清楚自己的研究属性，如此才能在学力的累积及后学的带领上各自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这样的研究方法的厘清，应有助于文史哲三家的专业划分，使其彼此欣赏却不互相非议亦不强势要求而能各自表述。

五、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检视

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在哲学学门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在哲学观念的理解与诠释的理论工作进程中必须要处理的根本问题，亦即方法论的问题。

就中国哲学在台湾发展的方法论问题而言，一开始即是一个中国哲学的哲学化的问题，即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或中国哲学如何哲学化的问题。其次是一个中国哲学的诠释体系的理论建构问题，包括各专家专题的诠释模型的建立，以及整个中国哲学的诠释体系的建构的问题。而以上两个问题就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建构的问题，在这个方法论问题意识的自觉中，即展开了中国哲学研究在台湾发展的主轴思路。

对于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源起于传统义理之学在进入了现代学院内的学术环境之后，面临专业西方哲学工作者群及其严谨的学院式专业工作方式的冲激，发觉传统义理之学所关切的问题意识与源自西方传统的学院哲学的问题意识差异过大，此外传统中国义理之学的文字表述方式亦与西方学院传统的表述方式大不相同，因此传统义理之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在现代学院内的学术身分便受到质疑。当然这也可以视为是一个见仁见智甚或不需处理的问题，然而，在台湾的中国哲学界对于此一问题则是做出了正面的响应。响应的途径不外乎下列四种型态。

第一，指出中国哲学的特质。藉由中国哲学理论关切及义理表述的特有型态之解明，以说明中西哲学型态差异的背后因素。藉此保留了在中国传统义理之学在自身特质脉络下的学院内专业学术学门的身份。

第二，转借西洋哲学的理论。使用源自西方传统的基本哲学问题作为诠释中国哲学义理的理论间架，并强调这些基本哲学问题是中国哲学传统中已有的，亦即是中西哲学传统中共通的。

第三，建立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不借用任何西洋哲学的专业术语，直接建构中国义理传统中的字义范畴，将之提升为哲学范畴，如道论、天论、气论、心性论等，这一种工作方式，事实上是大陆学者贡献较多。〔 〕

第四，建立中国哲学整体诠释体系。藉由自己约定的哲学术语使用系统之诠释架构，地毯式地诠释中国哲学所有领域的专家专题及各学派，建立全面性的中国哲学诠释体系，这是显现为唐君毅、方东美、牟宗三、劳思光等前辈学者的工作型态。

台湾加上香港的中国哲学学人首先是从中国哲学的特质下手，企图说明中国哲学的义理观念表述之重点方向是一个人生哲学本位的问题意识的蕲向，是一个内向性的心性之学，基于此而表现出文字表述形式的特有风格，重直觉体悟、重形象联想、不重逻辑结构、不重客观思辨，但仍然建立了丰富且深刻的理论内涵。从此进路，便展开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开发工程，企图说明人生哲学本位的中国哲学亦深刻地探索了世界观、形上学的哲学问题，并且有许多中西一同异曲同工的理论建构。台湾的中国哲学工作者，即从此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基调中，不断地致力于建立符合中国哲学特质的哲学诠释体系。从此一路下去即接触到中国哲学特定观念的理解与诠释的问题以及中国哲学整个诠释模型建立的方法论问题。

六、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方法论尝试

中国大陆的学人在过去十年来的努力对于台湾学者较具理论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则是从建立中国哲学自己的哲学范畴下手的方法论尝试，它不仅吸引台湾学者的理论关切并且参予了此一研究工作中。至于以共产主义思维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诠释体系所建立的哲学史观则对台湾学者缺乏理论上的吸引力。大陆学者所谓的自己的哲学范畴这个概念是很具歧义性的，事实上大陆学者所走的路首先主要是一条建立概念范畴之路，亦即从事于建构那些在中国哲学问题领域中通常被使用来发挥义理的重要字辞的理论架构，如道、气、理、心………等等，然而概念范畴仍然反映基本哲学关怀，因此仍然接上了基本哲学问题的论述工作，如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等是。于是大陆学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研究中对于整个断代哲学的诠释活动便表现出以基本哲学问题演变史或基本概念范畴演变史的诠释史观。例如建立汉代为宇宙论、魏晋为本体论、隋唐宋明为心性论的哲学诠释史观〔 〕，以及在宋明哲学内部或易学哲学史内部建立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 〕………等的诠释架构。检讨这样的哲学史观及诠释架构的关键仍在于对中国哲学特定义理问题的基本理解以及整体诠释模型的方法论建构问题之中。

七、借鉴于西洋哲学的方法论转化

对于方法论问题的处理，在台湾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群中还有一个族群是以西洋哲学的既有成果转化为处理中国哲学的理解与诠释的理论工作者，这样的工作进路所藉引的西洋哲学传统包括了传统西洋哲学史上的诸大家，以及当代西方思潮皆有，通常多借用于讨论中国哲学义理理解及诠释的藉引系统者在传统哲学方面有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型说及亚理士多德哲学中的形式因概念与宋明理学的理范畴之模拟、基督教上帝概念与中国传统天命观的模拟、史宾诺沙伦理学上帝即自然的形上学命题与老子道论思维的模拟、康德哲学的实践理性批判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建立之模拟、博格森的创化论和怀海德的历程说与易经生生哲学的模拟。在当代思潮方面则表现为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当代法国哲学、当代分析哲学等的方法论观点，作为诠释中国哲学各家体系的依据。这许多的研究工作的努力所获致的成果主要的贡献在于对中国哲学原典的理解使其愈加地哲学化了起来，但是这样的工作进程却也始终未能建立诠释整体中国哲学史上主要各家的共同诠释体系，这是因为中国哲学根本关切的理论宗旨本身的特色并未能由此些转引自西洋哲学问题意识的研究进路所全面掌握之故，因此所有的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仍需正面面对中国哲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的方法论判断的根本问题。

八、儒释道三学研究成果的检视

不论是以上述哪一类的方法论为基础，当我们环顾中国哲学在台湾的研究成果从简单的儒释道三学的面向来作检视时，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儒家，我们所谓的成果丰硕指得是提出了全面理解解释儒学体系的理论模型，甚且以此模型来范限道佛，使得对于道佛的哲理定位必须透过儒学义理型类的析分而得定位，此当指当代新儒家在港台的研究成果而言。此一成果之得获当推功于牟宗三先生经由康德哲学的理解而转出建立整体涵摄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架构的方法论系统，这一路的研究进程所开发的中国哲学史整体面向的诠释幅度，仍正经由新儒家学派的诸多学人不断地扩充之中。

就道家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可谓在儒释道三学之中乃成果较少的一支，主要原因当然是研究学人的人数较少，表现在道家义理诠解活动中尚未开发体系庞大的解释架构的方法论成就则是关键，虽然民间道教的传统在台湾不绝如缕以及民间宗教的现实活动在台湾其势如洪，但是站在学院内部为其进行真理证立及义理诠解的理论成果确较缺乏。至于道家哲学的义理诠解的理论活动则已多数沦为儒学知识间架下的被解释系统，而较缺乏独立体系的理论架构之创见，这当然与近十年来道家研究在中国大陆的风云现象适成反例〔 〕。

就佛学研究的理论现况而言，从学术活动的数量而言，近年来的成果早已凌驾儒学的研究数量及研究人口，但就哲学学院内的研究而言，台湾的佛学学人却多未以纯粹哲学研究方法的工作态度来进行，这是因为在国际学术环境中的佛学研究的几大阵营多已早有开发，此一开发一方面并不对准中国大乘佛学的义理证立，另方面并不对准阐明佛学真理观的哲学方法论之建构。台湾佛学学人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所受到的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的蕴酿学习过程中，早已深受影响，因此就中国哲学领域中的佛学学统之哲学创造的理论要求而言，其势强盛明显，其实幽藏不明，而仍有待众多佛学学人之努力。

九、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为了面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建构，及创新中国儒释道三学在当代研究成果的诠释模型，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与发展，我们将提出三个方法视野及一个方法论观点，作为一个出路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法视野，要明确理解哲学研究的理论目标乃在解明哲学观念的义理阐述及成立根据。

第二个方法视野，要平等地在中国哲学儒释道各学统中发现立场、究明主张、确立同异、建立类型。

第三个方法视野，中国哲学就是哲学，哲学就不只是在台湾。

一个方法论观点，提出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主轴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重新理解与诠释中国哲学各家系统的理论型态。

十、哲学研究的目标

我们提出第一个方法视野的考虑是为要明确化专业哲学工作者对于中国哲学义理创造的研究方向之定位，避免主要发展于其它学门的研究方法对哲学学门的研究方法的批判及干扰，这当然是若干哲学学门专业工作者自身认识不清所致。基本上，学问的力行贵乎学人思维型态的相应，学术工作者可以在长期研究进程中逐步厘清并发展出相应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每一套研究方法必然立足于特定的问题意识，即其意欲探析的问题关怀，任何一个学术研究对象的领域都可以在诸多不同的问题关怀下被探讨，方法与方法间未必有先后预设的关联，学术工作者终其一生多只是在一种问题心灵一种研究方法的进程中经年累月地累积研究成果，文史哲间学门不同，问题的关怀方向必然不同，后学者必须决定自己研究问题的方法意识及其所蕴蓄的问题意识，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站在哲学学门的研究立场而言，当然必须负责讨论诸多中国哲学命题本身的真伪性及其成立理据，理论之真伪当然不决定于学派的传承亦不决定于社会、历史及作者的心理背景，理论之真伪只能在定义与假说的系统内追究其一致性的推演效果及其成立根据的探求，而就中国哲学主要表现为人生哲学进路的理论型态而言，其理论成立根据的义理探求之最可能方案当在实践的活动之中，当然这就已经是一个关于中国哲学解释模型之如何建构的方法论问题了。总之，我们对于这第一个方法视野的提出，旨在要求哲学专业工作者的理论活动模式的自主空间不得为其它学门工作方法的量的优势所埋没，因为中国哲学所有理论命题的真理性的探掘阐微需要一再而再地在中国文明史的进程中被继续开展，被任一个时代的当代研究者以真理捍卫的自信予以证成，而这一个证成其真的理论活动就只有探求哲学观念真理性本身的专业哲学工作方法才可正面面对究竟成功。

十一、平等接受儒释道的价值心灵

我们对第二个方法视野的提出，是在面对中国哲学于隋唐以后儒释道三系成熟体系建构的诸多义理真相的诠解活动之深入探求中见出的。各家系统皆以真理宣布者的姿态表述其理论之义蕴，因此在哲学研究的理解视野下首先应将各家系统的真理成立之论述脉络予以铺陈与揭示，逐一在各家系统内见出义理依据、理解问题意识的思维层次、以及观点主张的实所指涉，并且在尚未建立统观各家的共通哲学语言、共通义理判准、共通方法论架构之前不宜作任何高下优劣的哲学判断。中西哲学问题意识不同不宜轻言模拟更不宜轻言判断，这是大家容易理解的，但是中国哲学各家内部义理也是问题意识不同，不宜轻言模拟及判断，这却时常为研究人员所忽略。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各家义理最终皆出现富涵价值意味的命题判断，价值意味在研究者心中通常是早有定见，于是研究者极容易流于以自己的价值心态来定位哲学体系的全幅义涵，并且易于在一家系统的理解与诠释的架构的基础上，轻易地即将之转换为其它系统的理解诠释架构之使用之中，这就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极易发生的在价值观念的自我执着中不能平等地正视各家义理系统的真理观之各自成立的理论情况。如此一来，我们将难以在中国哲学内部义理诠解活动中真正作到哲学观念的创造与发展，这是因为准确的理解及相应的诠释的第一步工作都尚未作好。我们既不愿见到以儒涵道佛、以道统儒佛、以佛化道儒的义理独断，我们更不愿见到简单比附轻言断语的三教合一的理论混乱，我们希望见到的是儒释道各自表述，彼此珍惜，共同护卫中华文明的价值心灵，并提供中华文明多元的价值选择方向。

十二、中国哲学是理性活动的一种型态

我们对第三个方法视野的提出，是要更强化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的自我心态之定位，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是针对人类认识活动的科学探索，务使人类认识的事务的真理观能在有理论基础的架构下构作出来，因此它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套答案，它有对活动方式的理论化的要求，但是它没有对哪一套认识结果的绝对限制。作为一个理性的活动，中国哲学有其观念表述的特定指谓、有其义理形成的特定脉络、有其体系建构的特殊型态，能够确立它的指谓、演绎它的脉络、架构它的型态就是对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就是哲学，只论我们是否能哲学地研究，只要研究者能哲学地诠解，它就能有持续的生命力，否则它就永远只是某一时代某一群人特定雅好下的套套逻辑，它就永远没有创造与发展的可能。在这样的视野下，当代所有中国哲学的理论工作者便只有在方法的精研、论理的探究中彼此激荡援引藉鉴与竞争中发展生命，因此它当然就不只在台湾，大陆学人的庞大研究阵营的工作成果的参予，海外华人各自奋斗的诠解活动的成果参予，国际学人在汉学、佛学、中国宗教民俗各领域的观点尝试，全部都是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之多方显现，德不孤必有邻，中国古代哲人深刻精微的思想产物自有其在人类文明史内的坚韧生命，不需问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只要问研究者是否能哲学地发展它。不能只看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发展，而要更看中国哲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各种进程。

十三、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

我们要提出的一个方法论的新观点，乃是在于前述三个基本研究态度的前提之下，我们一则考虑到要针对中国儒释道三学在隋唐宋明之际的庞大体系建构之哲理型态之平等理解的要求，再则考虑到要站在忠实理解的基础上正视其宣布为真的义理系统之如实解读的要求上，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足以诠解儒释道三学的终极价值主张之义理基础的形上学世界观的诠释模型。因为中国哲学的创造乃是立基在儒释道三系的交涉激荡的发展进程上，它早已不是任一单一系统的理论创新与否的问题了，任一系统的建立与张扬都必须是解消了其它系统的价值信念之义理基础之后才可为之。所以针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的第一步工作是首先承认其为几个形上学世界观的体系型态的理论对象，其次应为其形上学世界观的体系型态建立义理形成的证立进程，这个证立进程即是使得现代中国哲学能有创造发展的理论契机。在此，我们将提出一个「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 〕之证立进程，作为中国哲学义理诠解的方法论路径。此即首先提升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其次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与世界观的证立进路，最终将儒释道三学的诠释体系重构于功夫理论境界哲学及形上学世界观中的本体论及宇宙论的另外两个基本哲学问题的四方架构之中。此一方法论的诠释架构将能使得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学的义理同异之别得其纲举目张之诠解之效。

儒释道三学的理论关怀之根本目标皆是为人之学，是要建立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所有哲理性命题的建构最终乃为证说终极价值关怀，并以提出理想完美人格为理论的完成。我们所谓的「境界哲学」即是直接探讨各系价值标的终境下的理想完美人格之各种情状，他在宇宙论中的存在定位，他在本体论下的意义思维，他在宇宙论上的存在定位是人间的圣人还是逍遥不死的神人还是即世而出世的菩萨，他在本体论的意境掌握上是道德意识的拳守还是无目的性的逍遥意境还是观空体真的如来意识。这些对于最高理想完美人格的界说全部回复到形上学世界观的问题意识的层次上。我们所谓的「功夫理论」，是中国哲学各家用以提升人格成就境界的实践方法，在功夫理论上，要探究其为源于形上学本体论之心性功夫进路，或为源于在世界观的宇宙论问题意识下的精气神形之功夫进路，这正是决定其功夫活动是本体论进路的修养论关怀还是宇宙论进路的修炼哲学还是并含两路的修行哲学的活动形式，这就得以显现出各系功夫哲学的基本差异，或为在道德意识本位的本体论进路之心性修养之学，或为在无道德目的性的自然本体论进路下所追求的长生久寿甚或永生不死的宝精练气养形的宇宙论进路的修炼哲学，或为在重重无尽的世界观认识下进行般若空观的本体论进路的心性功夫及逐次升进于禅定境界的宇宙论进路功夫合会下的修行哲学。而这一切的功夫理论的哲学认识仍然对准形上学世界观中的两个基本哲学问题的观念基础，即其本体论及宇宙论的观点表达者。唯有藉由这样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诠释架构，将本体论与宇宙论既分流又合汇地结合在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诠释架构中，重新见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世界观的作为一种功夫理论及境界哲学的根本型态特质，我们才能正视儒释道三学各自义理表述之真理观的义理理解，才可能建立诠解三系哲理的共通方法论架构，才可能充分明白三系价值取向差异的根本道理，才可能重新在自证信念的价值取舍上及生命体悟的智慧判断上准确摄取中国古代智慧的生命养料。

当我们得以通过各系功夫哲学及境界哲学的本来义蕴之后，我们应能明确认知各系价值标的的截然差异，此时我们再来检视作为支持价值命题的形上学世界观的学理建构，我们便将发觉，一切形上学世界观的命题证立端在功夫活动的境界证成，即在功夫活动后所得致的境界即是其形上学世界观发言的视野，在本体论上是如何的一个观念的体悟，在宇宙论上是怎样的一个知识认知。本体论与宇宙论的观念与知识的认识路径及证立路径都只能是在功夫与境界的言说表述脉络中。因此我们便不能单独理解形上学世观的哲学语言，必须合会功夫活动与境界状态的言说系统之后才有准确诠解中国哲学儒释道各系的形上学世界观的哲学语言的可能，这个形上学世界观的语言又表现为本体论的观念体悟与宇宙论的知识确立之上。

在上述的功夫境界宇宙本体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四方诠释架构之中，我们将可解消一切三教合一努力的理论歧义性，我们将可区分一切功夫活动的最终境界成就的根本差异，我们将可重构久为学术研究而支离零散的佛学内部各系义理的终极一致性及大乘佛说的真理基础，我们将可说明劳思光教授中国哲学心性论中心说法的方法论定位，我们亦可指出牟宗三先生道德的形上学的圆善论的诠释体系只能适用于儒家而不能旁及道佛，我们将可指出概念范畴研究法最终仍需走回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路上来，我们将为中国哲学最为关怀的价值标的寻找确立的进路，我们将可诉诸个人生命体悟而还给中国文化价值取向选择的多元思考。

十四、佛学系统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

此处，我们首先以佛教哲学的义理对象来使用上述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法对其义理间架进行组构与诠解，因为在佛教义理复杂多样的哲学内涵中，是最能见出我们的方法论的诠解效用的。我们在中国佛学研究的现代成果之检读中，不断见出对大乘佛说的争议及对中国佛学史上各宗学风传承演绎的研究讨论，及搁置中国大乘佛学而追索印度西藏佛学的复返运动，似乎不如此即无法了解佛学，并且不仅学院内学人如此，教门内僧众学人寻曳此路者亦为数不少。首先，如果我们将佛学研究收回哲学研究的路向中，那么我们在印度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中就应能见出义理推演后的大乘理论的结果，那么大乘佛说之争便仅只是佛学史之研究而非佛学之争，如果我们再进入佛学义理的世界观及境界哲学的义理之中，那么大乘佛说之争便是佛境界之理解诠释之研究而非是否为佛说法之争。其次，中国佛学各宗学理传承是一思想史的事实，但是各宗所据的基本佛学义理则是一个体系下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不同面向，它们都有理论上的位置以作为佛学教义系统的一个个要件，我们作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将其义理型态的理论根据及推演关系予以建立，从而得以还原其在整个佛教义理系统中应有的理论地位。

首先，原始佛教苦集灭道四圣谛之说法结构，已完整地反映了我们所提功夫境界宇宙本体四方架构的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且正适为一一对应之效，苦谛是一本体论层次的哲学观念，集谛是一宇宙论的哲学问题意识，灭谛是一境界哲学的言说，道谛是一功夫哲学的发言〔 〕。其次，发展至大乘空宗的般若学是佛学本体论的命题，它直接作为佛教功夫哲学的本体论进路的心性功夫之内涵，因此一切佛与菩萨皆以空义体悟之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一切成佛功夫在心性一路上皆以体空证空为根本宗趣，它必然显现为顿教直悟的功夫路数。至于大乘有宗的唯识学是以意识说世界的宇宙论建构之学，将存在诸法诉诸心理认识的识变结构中，而有了现象世界之一切存在，以唯识学的宇宙观为前提，它直接成为佛教宇宙论进路的功夫哲学的阶次性义理内涵，它必然显现为渐教阶次的功夫路数。大乘真常系的佛性论是对佛境界的本体论叙述，佛身观是对佛境界的宇宙论界说，佛性论与佛身观直接从境界哲学语言转换为形上学世界观语言。由此得见，若由功夫理论进言，佛教功夫哲学解行并重与身心两路与功夫顿渐诸义理结构，皆显示为本体论进路之功夫路数与宇宙论进路之功夫路数的是否同构理解的结果，如果两路同构，必然显现它应该是解行并复位慧等学身心同作之功夫义理型态，只在宗派的旨趣上，重本体进路者说顿悟功夫，重宇宙论进路的强调渐修的阶次性，故而般若系多心性本体的顿悟功夫，唯识系多禅定识变的次第修行，至于佛性论佛身观如来藏等思想则多为境界哲学的问题意识，不需与功夫型态作义理争辩〔 〕。

再者，关于中国大乘佛学就是佛学就是哲学的观点，这是是否从事哲学研究的方法进路的理论认识之结果，回归印度及西藏传统的学术研究在理论的关怀上多为历史的社会的艺术的语言的，而非哲学的，研究态度决定于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决定于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决定于学人心理状态及个人兴趣，心理状态及个人兴趣固然决定了研究态度，但是研究态度没有真伪的问题，研究方向没有证真的问题，研究方法更没有越界的权力。因此不存在中国的佛学，只有在中国发展的佛学，有的只是在中国发展的佛学型态的哲学问题。

另外一个关于中国大乘佛学就是佛学就是哲学的问题是与三教合一的理论有关的问题，不论是主张中国大乘佛学是中国的哲学还是努力建构三教合一的理论体系者基本上都忽视了明显的三教境界哲学的差异的事实，君子圣贤真人神仙菩萨与佛各有境界差异及不同价值信念，境界显现世界观，世界观的不同又导致功夫修持的差异，未见于儒释道三学的宇宙论知识的明显差异者将不明了三系功夫路数的根本不同，由于中国儒释道三系在宋明隋唐之际在功夫理论的建构多走上了以心性概念范畴言说理论的表述情况，不明究理者即多以佛学义理即是儒道哲学的转化或以为儒学心性功夫即是所有功夫哲学的共同极致型态，这都是忽略了本体论进路的功夫哲学必然是在心性活动上进行观念摄受的功夫活动，这是一个具有本体论进路的功夫哲学的理论通式，然而三家的本体论主张各异，三家的心性蕲向即有不同，以为三家心性相同者在智能体悟上恐将张冠李戴。更何况一但考究必然与本体论思维并合发生的宇宙论知识背境时，三系间之广大差异则是决然不同的，这绝非同在中国字词系统内的气化世界观诠解上即可轻易等同的。

十五、劳思光心性论中心的方法论

从此一进路再来重新理解劳思光教授在中国哲学史书中所倡议的心性论中心的诠释体系〔 〕，我们可以将之定位为是一根本上对于儒家本体论进路的功夫哲学的标榜，在德性本体论的形上学预设系统下的功夫哲学定然是以心性修为为其义理形式的，劳思光教授反对形上学型态的后期儒学建构，其实他所反对的是在功夫理论问题意识项下的儒家功夫活动的发动与完成的心理意识被定位在于一客观形上学的保证体系之中，这当然是与功夫活动的主体性自觉心之当下发动是两回事，但是形上学的义理建构作为人存有者的功夫活动的定然成功的理论根据上的推演则是一合理的理性思维的定然产物，形上学的问题意识与功夫活动的心理状态当然是两回事，但是形上学的问题意识却是理论兴趣的定然发展，道家与佛教都走上此途，儒学亦然，问题只在此些形上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之是否合义性之争辩，以及此些形上学世界观之证成进路是否扣紧功夫活动作为其方法论的依据而已。

十六、牟宗三道德形上学中心的方法论

对于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儒学义理型态的道德的形上学的圆善论之建构〔 〕，我们以为此一建构的根本依据在于牟先生对儒学型态的道德实体创生性的绝对预设之中，儒学确有主张创生实体的本体论思维，但是作为创生实体的形上本体的证立依据是基于道德意识之实践而证成，这个道德意识是牟先生从不质疑的阿基米得起点，以此诠解儒学毋宁是极为相应且准确的，但是作为价值意识的道德意识与作为价值意识的道家自然观与佛教慈悲苦空诸观的型态差异却应该先予平等地对待。例如当中国道教传统的存有者类别的宇宙论知识体系中出现了对于鬼神存有者的正面论述及存在的肯定及价值的追求之时，这个道教系统的自然本体观的价值义涵便需重新认识，此时应非仅在此在世界理论系统下的道德意识之价值关怀即可轻言解消的。当然，牟先生所论者主要是老庄王郭的道家义理，而甚少论及中国道教的神仙学及世界观，这也就预示了我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对于宇宙论问题意识的应该多予重视的重要性，特别是其中的此在祂在的气化世界观之检别，以及对于存有者类别的鬼神存在问题的正视，因为这都是决定价值信念的根本要件，也是建构形上学世界观的必然依据。

至于牟先生在中国大乘佛学中对于天台哲学的即三千世界及十法界皆得成佛的圆教型态之强调，这是一个功夫哲学中的表述形式，牟先生则将之形上学化了，亦即存有论化了。牟先生将佛教哲学中的十法界观作为宇宙论认识系统下的世界观观点一体平铺地予以本体论化于法界互具的理论观点中，从而得出圆教型态的存有论的表义模式而转借予儒家阳明学系统的哲学建构中，其实阳明学亦为一功夫型态的理论体系，牟先生亦将之形上学化地解读，亦即存有论的解读，从而得出定于孟子陆王学一系的儒学学统之为圆善论的型态。依据牟先生的术语使用，是凡圆教型态者，必须是即在一切生活世界中皆当下予以价值理想化的体系建构型态者才得是。我们以为牟先生这样的作法，首先并未还给道佛两教保有其自身正面表述的价值信念，其次则将道佛两教的宇宙论世界观的明显不类儒学宇宙论世界观的观点予以忽视，最后将本来具有宇宙论问题意识进路下的天台功夫哲学平面化为本体论型态的功夫观点，因而终于找到了与儒学契近的本体论型态的圆教义理建构之理论模式，而宣布其为中国哲学理论完型的特征。这当然也是哲学史上所有儒学义理建立的共通格式，即首先抽象化它教宇宙论系统之术语概念，然后道德理性化它教本体论系统的术语概念，然后建立消解它教的道德本体本位的现世世界观的儒学形上学体系。

究其实，牟先生所认为的佛教式存有论的完成〔 〕，其实是基于儒学世界观中以整体存在界是一道德性创生实体的信念而来者，牟先生的存有论术语使用是一涵具存在界整体的宇宙本体论，是一存在学的整体概念，牟先生所言说的佛学的「法」概念，也多以存在界说之，而不单独地言说仅仅是抽象意义本体的本体论问题，牟先生屡言中国哲学是一本体宇宙论的型态，但却最用力于存有论的圆成之上，他一直不能暂分宇宙论与本体论，而冷静地等待儒道佛价值观的自为言说于不同的宇宙论观点中，即率然以肯定实有之道德创生义之存有论定位它教的哲理型态，并把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义理言说并入存有论的形上学系统中说之，这又丧失了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独自立说的义理脉络。其实，天台哲学成佛功夫之观点本为一在功夫实作脉络下的发言，以「一念无明法性心」即所有世界中贞定般若智慧，而即十法界及三千大千世界而成佛的修行理论在牟先生看来即是保住了整个存在界皆为价值上的标的的理论成就，然而，保住存在界是否应为佛教成佛功夫的必要前提？又若是，则华严与禅是否即未得保住？这都是由牟先生所开出的以儒为本之视世界为实有之道德本体进路之圆教存有论的中国哲学方法论诠释体系下仍待考究的重要问题。

十七、概念范畴中心的方法论

对于以概念范畴的研究进路来掌握理解及建立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建构的工作方式，我们认为这在中国哲学基本义理理解的需求上，当然可以发挥扩清道路、深入义理的理解效用，但是概念的使用仍在问题意识的蕴含之中，在问题意识的基底下观念的表述可以灵活于不同概念的使用之上，因此从整体的角度来诠解一个哲体系及整个中国哲学理论型态的时候，这就仍需诉诸基本哲学问题的整体架构，而非分散在各个概念范畴的组装系统上。若再究其实，气论多为宇宙论思维，德范畴、理范畴及性范畴多为本体论思维，心范畴多为功夫论思维，天范畴与道范畴即是形上学世界观思维，还原到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概念范畴在哲学理解及解释效力上只有更具普遍性及交流性，概念范畴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哲学术语，但是中国哲学本来就是在哲学基本问题意识基底上建构起来的言说系统，从传统概念范畴的义理诠解上建立各家哲学问题的认识之后，下一步当即得以将之推广至更具普遍解释效力的基本哲学范畴中以建立中国哲学整体一致的诠释模型。

十八、现代中国价值心灵的再取择

以上经由对佛学义理及劳思光牟宗三先生和大陆范畴研究所作的方法论反省，是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的中国哲学方法论之义理形式，期望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之创新与发展能有若干进步作用。中国哲学对于当代中国人社群的价值型塑当然是其中最高层次的思维依据，因此对于中国哲学正确诠解的学术研究活动当然是时代课题的关键条件，今天在台湾的中国哲学工作者在其学术与信息基础上的努力目标，首在深化中华文化的优势信念，其方向重在哲学化地建立诠释模型，其成就已在各家各系的分别认识之中，对于中国传统义理之学的各学派哲学各断代哲学各专家专题哲学皆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当前更深刻严肃的理论要求乃在平等地面对传统中国哲学各家价值信念的真理因素之揭露及发皇。

学术的传统在社会历史的情境中通常是被决定的项目，但在理想主义者的心中却应该是决定社会历史的因素，今天在台湾的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心中多仍持有丰沛的理想主义心灵，总盼望中国传统义理之学的价值真理观仍应对当代社会负起建议指导之能，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心灵蕲向，却更根本地是中国哲学本身义理精蕴之早已涵藏，这一个信念即当不只是在台湾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的私念，其岂非应为涵盖中国大陆及全球华人及国际学人的共同心知之事。而这一个工作的追求，则正是现代中国哲学再创新与发展的终极目的。

本文已发表于1998年8月，台北《哲学杂志》第25期，页94－115。　

：参见拙著＜《中国禅学通史》的方法论评析＞北京大学主办「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北京九七国际学术研讨会」北大东方系。一九九七十二月六日至九日。

：参见汤一介《中国传统中的儒释道》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

及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版。

：参见任继愈编《中国哲学问题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参见朱伯昆着《易学哲学史》台北蓝灯。一九九一年出版。

：参见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参见拙著＜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清华大学主办，1995年12月。

：参见拙著＜功夫．境界．世界观＞，台北《普门杂志》第206期，1996年11月出版。

：参见拙著〈禅学方法论－《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评析〉「新世纪新视界学术论文研讨会」．台北1997年07月。＜《中国禅学通史》的方法论评析＞北京大学主办「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北京九七国际学术研讨会」北大东方系。一九九七十二月六日至九日。

：参见劳思光着《新编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

：参见牟宗三着《圆善论》台北，学生书局。

：参见牟宗三着《佛性与般若》台北学生书局。《四因说演讲录》台北鹅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