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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万磊:洪秀全久病不医的精神分析

更新时间:2007-05-17 00:06:35
作者: 魏万磊  

  

   内容提要:洪秀全本人是有原罪意识的,这一方面来自乱伦意识带来的负罪感,另一方面来自《劝世良言》的影响,天京事变的发生加剧了这种负罪感,种种迹象表明,洪秀全对此的心理防御机制是一种内向投射机制,当洪秀全的攻击欲望不断膨胀而又无法施加于攻击对象时,便把自己认同于被攻击的对象,从而对抗自己,其结果就是自杀

   关键词:原罪意识;负罪感;攻击欲望;自杀

  

   目前史学界对于洪秀全死因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死于服毒自杀,其材料来源多见于当时的官方材料;另一种认为死于久病不医,该说法已经为可靠材料证实,成为主流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两种死因都属于自杀性行为,其实质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洪秀全的自杀直接促成了天京城破和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所以,对洪秀全的自杀作进一步追问势必会加深对洪秀全本人以及对整个运动的理解。洪秀全的自杀心理是如何发生的?本文希望借助于精神分析理论对其做出研究。

  

   一、 本文所采用的方法和思路说明

  

   勒旁在对集体心理的描述中指出:"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如下: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1勒旁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因数量因素造成的集体非人格化特点所形成的"法不责众"心理;二是心理感染性所造成的自我意识的催眠;三是群体心理的暗示感受性造成的意志与识别能力的降低2。简言之,一个心理群体一旦形成,伴随的是个人情感的增强和理智的减弱。遗憾的是,勒旁只是对一种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做了描述,并把其简单地归结为人类的本能,却没有对所谓的"本能"做出进一步的拷问。弗洛伊德对该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一群散乱的人员不是可以随便构成一个心理群体的,那么,这些群体成员心理的纽带是什么,是谁在起着催眠师的角色?弗洛伊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似乎又回到了他泛性论的老路上去了(当然,弗洛伊德本人十分讨厌这种说法,并极力把力比多的概念做出进一步的扩展,辩解称羞于谈性没有任何益处),他指出,这个纽带是力比多性质的,这种人类的本能是一种性本能,或者叫爱的本能、爱欲3。

   我们之所以冗长地介绍这种观点,并不是想在该问题上做出心理学上的"突破",而是希图把目光投向弗洛伊德接下来的论述,他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以教会和军队这两个人为构成的集体为例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两种群体都必须有一种外部力量来防止其瓦解或者阻碍其结构的改变,这种群体的心理纽带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一种错觉,也就是,在一个教会和在一个军队里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有一个头领,这个头领在前者是基督,在后者是司令官。一旦这种错觉消失,该心理群体必将崩溃。而为了维持这种错觉,头领必须以平等的形象出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成员,所以,基督面前人人平等,而司令官则像父亲一样平等地爱着每一个士兵,这样就在该人为群体中构建起两条心理纽带,一条藉由效忠观念和长官相连,一条藉由平等观念和该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相连,"假如每个个人在两个方向上被这样一条强烈的感情纽带束缚着,那么我们将毫无困难地认为,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个人在人格方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变化和受限制的现象。"4当军队遇到一个巨大的危险或者教会的圣性被否定,而其情感联系不牢固时,便会出现惊恐,而感染作用会使这种恐惧现象加剧。

   埃里克森则认为情绪内容的实质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它决定着人格结构的基本核心。所以埃里克森在考虑人的心理情绪的同时,并不仅仅把一种心理的产生归结为本能或者一种简单的心理防御机制,而是极端重视与个人实现沟通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集体自我"对个人自我的影响,"人类生活中最复杂的交往是在自我水平上的交往......每一个自我都在测试一切由感觉和肉体得来的信息,语言地和潜意识地决定着与其同一性是肯定还是否定,把这些过程联系起来安排为信任的相互肯定或否定的这种心理社会疆域的持续努力,我们便称之为'集体自我'"5。集体自我要努力地激励着各个自我,就需要在他们之间经常保持着一定的一致性,否则就会发生心理社会的同一性危机,而环境的冲突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冲突,也必然引起个人的焦虑和抑郁6。我们可以从两位大师的结论中受到启发,一个从集体心理形成原因的角度谈论问题,另一个侧重于集体自我对于个人心理的影响问题,二者相结合将引导我们对于本研究做出方法论上的说明。

   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太平军--一个既是军队又是教会的组织--在最后的日子里是如何经历集体惊恐的,而教主洪秀全又是何种心态,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是如何的一种交织状态,这对于解释洪秀全自杀行为的心理状态无疑具有开拓意义。我们认为,洪秀全自杀行为的背后蕴含这三种心理因素的交织作用,一是洪秀全本身具有的原罪意识,它是洪秀全对外界环境做出特定反应的心理基础;二是天京事变的影响,它摧毁了太平军的心理纽带,这是太平军面临危险出现集体惊恐的原因,也是洪秀全无法形成自我完善感的原因;三是集体心理与个人心理交织过程中社会形势的变化造成的心理与社会同一性的无法达成一致,这是洪秀全信仰混乱的社会条件。三种因素的作用过程如图所示:

   洪秀全是有原罪意识的,天京事变加剧了他自身的负罪感,同时也破坏了太平天国的神性系统和联系成为一个心理群体不可缺少的心理纽带,这使得太平军在遭遇巨大危险时心理崩溃,这种心理的感染性加剧了洪秀全自身的焦虑和忧郁,使他对于敌人的攻击欲更加强烈,而他本人又无法找到投射对象,在心力内投机制的作用下,这种攻击欲便指向了自身。

  

   二、 天京事变摧毁了太平军将士和洪秀全的心理纽带

  

   客观上,天京事变中洪秀全似乎是最大的受益者,"洪秀全推倒了压在头上八年之久(从杨秀清开始代天父传言算起,作者注)的致命威胁,改变了受制于杨的危险地位,为收回权力,夺得名实相符的天子权威开辟了道路"7。而实际上,大批中高级干部在事变中被屠杀,"及内讧一起,中心及领袖率先崩倒,其他四杰相继丧失,死者死,走者走,无异屋梁折而基拄倒--最高干部在短期间忽然同时完全消失,则整个机构有不倒塌者乎?"8"而尤甚者,失去团结精神与优越风纪"9。洪秀全个人的形象遭受前所未有的玷污,他卷入了政治争胜的涡流,参与了制度权力的角逐,而对于洪秀全来说,他具有"压倒性强而有力的知性的与道德的驱力,而联结神圣之物"10,因此,其道德权力和政策权力是不可兼得的。诛杨之后,洪秀全曾一度出现悔悟,劝诫韦昌辉说:"尔我非东王不至于此,我本无杀渠意,而今已杀戮之,此属又何辜,毋乃伤天父好生心,以宽纵为宜。"11为迎合民意,诛杀韦昌辉,恭迎石达开,后来石达开负气出走,以通军主将头衔向全军发布谆谕,说洪秀全对他"疑多将图害",洪秀全为示诚意,"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刻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城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12而石达开"并未受物,亦不允来,坐观洪逆成败,以为己利"13。当石达开贴征兵告示到天京外围金柱关分裂太平军时,洪秀全仍"百计迎回","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14。

   不难看出,天京事变后太平军的政治动员已经到了艰难的地步,太平军领袖用谴责清廷的残暴来鼓励攻击情绪的投射,用控告清政府是淫乱、腐败之源的方式来鼓励内疚情绪的投射,把清政府妖魔化,散播清帝的非道德性,对其民族来源表示怀疑,断言清政府是撒旦魔鬼必定鱼肉百姓以支持虚弱感的投射,主张将爱投射到"上帝"和"天堂"上去。"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和,并无人伦风化。"15这种攻击通过谩骂对方的出身不正当而显示自己反叛的正义性,它实际上却显示出对自己的出身低下同样的不安心理;"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16这种宣传把自我潜在的欲望和冲动归咎于对方,他自己不愿承担淫乱的责任,所以假借对于敌人攻击把自己的意识投射给对方,让对方负起淫乱的责任;"加以咸丰(原文带有犬字旁,作者注)么麽小子,博弈酗酒,取之尽锱铢,挥之如泥沙。元明园其醉乡也,设男院其渔色也。"17以此攻击对方领导人的道德和生活作风也是在压抑自己潜在的同类动机。定都天京后,所有这些攻击对方的行状都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而且,天京事变不仅使洪秀全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权力,领导集团内部的残暴也暴露无遗,人们对洪秀全"上帝之子"的身份表示怀疑,对他的后宫生活的纯洁性也提出质疑。正如白鲁恂所言:"在中国文化里最大的权力来源不是制度,也不是武器,而是无私的道德地位征服人心。"18革命开始时,洪秀全一直奉行超血缘主义,作为以宗教发动的激进运动,拥有的是普渡众生的激情,他们用抽象概念理解人际关系,摒除了血肉人情脉络的体会,切断世俗人情关系,把自己交付给上帝,用大我意识吸收小我意识,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成为凝聚他们力量的粘合剂。而天京事变后,人们虽然宗教仪式照作,宗教纪律继续维持,但是已经不能主导大家的观念。洪秀全把次子天佑过继给已故的杨秀清,并保留了其弟杨辅清的爵位,想通过自己的孩子在原有权力系统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由姻亲和神性血统组成的核心,同时转向自己直系亲属和妻子赖氏亲族,从其中的成年人中寻找安慰和支持,为了摆脱孤独感,他开始不停地封王,设定叠床架屋的繁琐制度,但是这无疑摧毁了维系一个教会和军队的情感联系纽带,在太平军这个既是教会又是军队的组织里,司令官和教主本来就分属两个人--杨秀清和洪秀全,天京事变后,虽然权威混乱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血缘主义的实施让这个人为群体建立的基础(平等)消失了,这无疑隐藏了巨大的危机。

事实上确实这样,当天京城被围数月,面临城破的巨大危险时,天京城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恐,每个人的心理底线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里我们要引用太平天国史上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19的记载,因为该书既然想掩盖某些事实,必然在伪造的手法上下一些功夫,当我们要竭力把某些事情说得跟真的似的,就必须对环境描写得绘声绘色,以竭力让人们相信自己确实身临其境,所以,赝品背后恰恰是当时真实环境的放大,我们看看这些明显夸张的描绘:"三更后火光忽作青碧色,旋闻大震一声若物堕下,火亦顿息,大声呼救,侍者俱起,门闭不得入。"20 不但如此,在东王府和西王府还出现类似现象,"十一日午后,忽闻声自东南来,瓦屋俱震,旋闻无数鬼苦声,似作申冤二字。杨逆巢中见一白发人遇人即笑,诘之不应,忽又不见。西巢中鬼怪愈肆,白昼亦见形嬲人。"21连洪秀全亲属宫中也不例外,"十三夜,伪宫中见无数红衣红面人立屋脊上作指挥之状,各贼巢亦然,殆将咸阳一炬矣。贼党遇祟自缢自戕者,不可胜计。福逆洪仁达巢中,见一顶帽蟒服者坐其中堂,驱之则化为无数顶帽蟒服者,三更以后,门外人声嘈杂,络绎徐行,作呵殿声,铁链声,竹板声,锣声,声甚希微,间有开门窥探者,见有街灯两盏,人影一队,若隐若现,在十步之外,各处所见皆同,鬼怪之扰,亦渐安静,盖城破在即,神已先入矣。"22天京城内人人自危,以致于"人妖鬼妖互相为患,殊令眠不贴席也。门以内则见妖见鬼,时时哄闹;门以外则拘奸缚盗,救火驱鬼,时时鼎沸。"23这显然是为了反映当时天京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不安与恐惧心态,这种心态最有可能与当时人们的心态相吻合,而这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影响到洪秀全的心态。他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造化,凭借自己的能力断不至于造就那昙花般的辉煌,数十年走过的路如梦一样让人恍惚,上帝只是为了磨练自己才让自己在尘世上经历磨难和痛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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