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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公元一千年前后

更新时间:2007-05-16 23:37:53
作者: 孙隆基  

  

  我在千年之交曾于本刊上发表一篇「应景」文章〈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总64号,2001年4月),长篇则放在网上杂志《世纪中国》。当时受时限拘束,只能说个粗枝大叶,细节有待落实,如今以公元1000年作起步点。纵使开了个头,千年史计划过于庞大,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完成?有鉴于网上长篇已在国内引起读者响应,因此把「公元一千年」的提纲先行发表,希望能再起抛砖引玉之效。

  2001年之文也没把方法学交待清楚。当时采取多元的解释结构,其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一条主线。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经济决定论已经式微,甚至整个「宏大叙事」的学统都受到诟病。千年史计划有从方法学上加以整顿的必要。

  

  一 从事「大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

    

  中国儒家的史观从历史中汲取道德教训,零碎的史实因能「资治」而被提升至普遍原理的高度。中国人对史学的高度评价也与「易」的宇宙观有关:法则性和不变性两者间非但没划上等号,反认为法则性见于变易之中。西方思想对法则性的追求却是走了帕曼尼底斯和柏拉图路线,把它和不变性和永恒性等同,待希腊哲学演变为近代西方的知识论,则变成对超脱特殊时空的「共相」的追求,因此,零碎的史实如何具有「知识」资格被问题化。早期的亚理士多德和笛卡儿的反历史观点且不说,自从19世纪以来,由于实证主义的兴起,一直都有把历史臣属于自然科学的尝试。它造成对超脱特定时空的法则性的追求,亦即是把历史事件当作「非本质」的特例,用来论证一些普遍原理。

  可想而知,历史学者对这类尝试不具好感,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身份不致如此低微,是只替历史哲学甚或社会科学提供原料。然而,只关注独特事件的历史学者会沦于偏窄。其实,任何解释都必含「共相」,否则连把这些史实的意义传达给第二者都发生问题。这个偏窄性是今日专业主义的通病,固不限于历史学,但后者是研究「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其偏窄性会更趋严重。

  另一方面,探索历史法则性的尝试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今日已无人服膺19世纪式用一个动因──辩证法、阶级斗争、物竞天择、生命冲力──来解释历史全程的做法。甚至如20世纪上叶汤因比、史宾格勒的文明学思维也只能当作失败的教训。他们固然能照顾到历史的特殊相,但对「法则性」的理解是同一类事件在不同的文明里的重复出现,让历史学家也像科学家般有预测能力。

  我在美国讲授历史哲学的课程,曾举例说明在历史解释里的因果律是怎么一回事:1605年,英国的天主教徒阴谋用炸药炸毁国会、行刺国王,万一成事,我们该用怎样的因果关系去解释这个事件?我把这个因果律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

  在这里,C1是"火柴"、C2是"火药"、C3是"天主教徒对英国国教的仇恨",物理学家会选择第一因、化学家会选择第二因,历史学家则会选择第三因。问题在于:用一根火柴点燃火药,在任何时空里都会引起爆炸,如果不是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刑事警察,不会讲究它发生的特定时空。对历史学家来说1605年的英国是其关注的全部。从纯假想的角度出发,只需把「1605年的英国」这个条件复制,也可以建立准确的预测性。但如此对待历史,无疑犯了「无情的谬误」(apathetic fallacy),盖吾人对待历史好比是阅父母传记或对爱人的回忆,只有唯一的才有意义。美国黑人怀念他们的领袖金恩博士,阅读其生平,如把金恩博士复制二十八个,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此,把历史事件纳入普遍性的因果律框架,只是为了解释独一无二的过去,并非在多个时空里预测未来。

  汤因比、史宾格勒等人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学」和「逻辑的前后性」。后者是设定不论任何时地「因」必先于「果」的预测性格式。前者指某一个特定时空的事件继起于另一事件之后,它可以包含前因后果,也可以只是编年叙事。正因为这个混淆,史宾格勒认为古典文化的亚历山大在西方文化里的对应物就是拿破仑、克伦威尔则是西方文化里的谟罕默德,而汤因比慨叹六千年的文明史过短、能令他掌握的文明只有二十一个,他发现的法则性有待标本的累增方能全面确立。即使一个国会炸药案,其因果关系已经是千头万绪,乃一个独特的复合体。汤、史等人却以整个文明为单位,去寻找同步调的法则性,那基本上是对因果律和预测性的误解。

  我的千年史计划反其道而行,把「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提升为「本质性」,而不是将其沦为某项普遍性法则的「例子」。但我的尝试并非罗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让「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呈现出普遍性。「普遍性」只是一个用语,并非指不受任何时空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保证,是连爱因斯坦都不敢开的。本文设定的时段限制是近一千年、空间限制是新大陆还未登场前的全球,本文罗列的史实因参与这个「全球千年史体系」而获得普遍性意义。

  作为起端的公元1000年只是耶稣纪元的一个整数,如根据回历,这个点不该是公元1000年,而今日也非第三个千年之始。然则,公元1000年有何特别?四年前,我因纪念千禧年才围绕这个点做文章,发现它像很多条水流汇聚成的一个漩涡,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清晰可辨的涟漪泡沫。这样的漩涡在历史上会偶尔出现1。一位有数学素养的学者建议我应用「浑沌学说」,他提出了历史长河的比喻。但目前来说,这顶多是一项比喻。现在让我们由西到东环球地考察公元1000年。

  

  二 千年之交:欧洲列国的诞生

    

  按照一般教科书,西罗马亡于476年,此后即进入黑暗时代,也是中世纪的滥觞。其实,法兰克族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与罗马教廷合作,在800年左右还想恢复「罗马帝国」。他的卡洛林王朝一统江山瓦解后,今日欧洲的列国才出现。

  查理曼的孙子去世后,帝国分裂为三,东部即后来的日耳曼。在查理曼时代,它还是异教徒地域,查理曼的多次征伐,就是为了把当地的萨克逊族纳入基督教会的版图。很反讽地,在962年,却是萨克逊王朝的奥图大帝(Otto the Great)即「神圣罗马皇帝」位,取代查理曼后裔在东法兰克地方的统治,为今日的德国之始。公元987年,巴黎伯爵、也是奥图的妹夫休卡佩(Hugh Capet)被西法兰克地方的王公们公举为法兰西国王,取代该地查理曼后裔的王位,为法国之滥觞。

  早在公元9世纪中期,卡洛林王朝已无法保卫西欧海岸免于北欧的异教徒维京人的侵略。在911年,西法兰克的国王曾采以夷制夷措施,把诺曼底半岛割让给一位维京人首领,利用他去防卫疆土。他的后代逐渐壮大,在1066年,这些已经基督教化的「诺曼人」征服了英国,奠下今日英国的基础。

  伊比利亚半岛在公元8世纪被回教徒征服,成为大食帝国的一部分,当时没人预料它会成为欧洲文化的一员。但后来大食帝国内部改朝换代,导致巴格达「黑衣大食」政权的诞生,在哥多瓦的回教国则拥立原先的「白衣大食」政权宣告独立,成为伊比利亚历史的重心。但哥多瓦政权的最后一位强人曼苏尔(Al-Mansur)在1002年去世后,半岛的历史动力开始转移到残存在北部山区的基督教诸国,他们的「光复运动」(Reconquista)固然经历数世纪始大功告成,但千年之交乃基督教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催生期。

  现在让我们转向东欧。波兰自身的国史传统把建国定于996年:是年梅什科(Mieszko)大公代表全体臣民接受基督教,并且直接从罗马教廷处而不经由日耳曼教会受洗,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避免被强邻奥图大帝并吞。在付出这个代价后,波兰在作为日耳曼的附庸之同时,却能自成一国。这个安排多多少少界定了此后一千年波兰与德国和罗马的三角关系,也能说明至今波兰和教廷关系仍特别亲近。

  972年,奥图大帝封马札尔人的酋长给札(Géza)为「匈牙利国王」,后者于985年受洗为基督徒,但心中仍然是异教徒。待到他的儿子圣王史蒂芬(Stephen)继任后,至997年始收拾异教的王公们,方才巩固对马札尔各族的统治,并于1000年获教皇赐赠后来成为匈牙利国象征的「圣史蒂芬王冠」──这是匈牙利的立国。

  北欧人(维京人)的基督教化较晚后,在10至11世纪之间(但非最末,殿后的是立陶宛人,在14世纪)。挪威在名王奥略夫二世(Olaf II Haraldsson)(995-1030)期间,大致上统一了挪威,因此他得以在全国推广基督教。丹麦则在980年前后为蓝齿哈罗德(Harold Bluetooth)统一,约在同时他决定改宗基督教。瑞典在1008年由国王奥洛夫(Olof Sktkonung)带头,全国开始脱离异教,但建国则在12世纪逐渐完成。大致上由挪威移民建立的冰岛之国会则于公元1000年委任一名族长为全国挑选宗教,以避免宗教内战,他选了基督教。

  俄罗斯的历史较为人熟知: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Prince Vladimir)于988年决定从拜占廷处接受希腊正教,让臣民脱离原始宗教,这个决定固由于俄罗斯和拜占廷通商关系特别密切,但也由于在上一个世纪圣济利禄(St. Cyril)和圣默多狄(St. Methodius)已成功地试制了斯拉夫字母,俄国得以接受高级宗教,既无惧拜占廷之希腊化,也不畏罗马之拉丁化,能创造自身之文化认同步入文明。这一步使俄罗斯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一员,但从君士坦丁堡而非罗马处受洗,也埋下日后异化于欧洲列国的伏笔。1056年拉丁教会与希腊正教正式分裂,俄罗斯与西欧分途发展遂成定局。

  上述是否只是一些孤立事件的罗列?如果后来有一块陨石从外层空间掉落在欧洲这个地带,把它的历史中断掉,它和我们的千年史体系就不发生关系。既然没发生这事,西欧和俄罗斯到了千年后期成为主宰全球的势力,它们在1000年前后形成期的细流就特别重要,盖其后来汇为海啸巨浪。

  

  三 处于转型期的回教世界

    

  千年之交的回教世界是怎个模样?它的转化是多重的,既平行,也交迭,同时造成连锁反应。首先,在西亚细亚,是伊朗人在融合了回教后摆脱阿拉伯文化的阴影,出现文艺复兴,开创近一千年的新伊朗文化。其二,西亚从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共同掌权的大食帝国转换成突厥人称雄的局面。其三,巴格达中心地位的丧失,让北非萌长成自成一体的回教地带。其四,在千年之交,非洲东西两岸都首次出现黑人回教国家。其五,除了非洲,千年之交在另外两个地方也是起步点:它是中亚成为回教化的「土耳其斯坦」之韧始,也是回教取代佛教成为印度两大势力之一的起步点。

  大食帝国和唐帝国是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后期崛起于西亚和东亚的双峰,是古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辉煌的后继者。它们相继瓦解于公元10世纪。晚唐的中央长期受制于掌禁军的宦官,在地方上则交困于节度使,终亡于907年。巴格达的哈里发政权则在9世纪起受制于由突厥人奴隶组成的禁军,中央政权的弱化造成地方政权纷纷独立,在东部最强大的是萨曼统领国(Samanid Emirate)2,它镇守咸河间地带(后来还并吞东伊朗的呼罗珊),代表伊斯兰向中亚的突厥族进行「圣战」,其实从大量贩卖突厥人俘虏到各地当奴隶兵而盈利。

  伊朗文艺复兴即发生在萨曼统领国境内,其名城萨马尔罕尤其是一个中心。公元7世纪以来,阿拉伯凭回教的狂热征服了文化比它高的伊朗,政府、宗教、文学一律都采阿拉伯文,伊朗文化被淹没达四个世纪,但这种情形在中央比在边远地区严重,因此,伊朗文艺复兴顺理成章地形成于东伊朗和河间地带。除了科学和哲学出现新成就,还缔造了以中古波斯文为底,但用改良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新波斯文」,继而用它创作的文学大量出笼。最具代表性的是菲尔多西(Firdausi)的《列王纪》(Shahnameh),记载的是伊斯兰征服以前的伊朗史迹。这是一部荷马级的国民史诗,因为人人引用之故,具有把新波斯文以及伊朗文化认同稳定至今的作用。菲尔多西的生卒年份为835-1020年,学者一般认为成书年代在公元1000年左右。

  至于巴格达的中央,经历了869年爆发连续14年的层期(Zanj)黑奴大起义后,与经历了黄巢之乱(874-884)的唐朝一般,气数已尽。唐覆亡于907年,大食则苟延残喘,但阿拉伯人的统治无疑在收摊,包括巴格达京畿在内的各地都落入伊朗人手里。在945年,一个来自里海南岸的什叶教派布夷(Buyid)集团掌控了巴格达,从奴隶军手中「拯救」了哈里发,大食政权名存实亡,哈里发仅以名义上的伊斯兰共主身分残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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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另有删节本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5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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