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1日是一个“大历史”日子，在中美新冷战升级、乌克兰战争僵持之际，中俄正式签署《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确立了两国间的“全面合作”关系。这种全面合作，不仅是双边性质的，也必然对全球治理和全球权力秩序产生深刻的结构性影响。在反对西方霸权、推动建立多边主义国际民主秩序的意义上，这份战略性文件堪比1941年英美元首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只是彼时的美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领袖，代表民主和正义，如今已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邪恶力量，代表冷战和专横。美国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事物正反变化，辩证有常，国际政治亦然。
“历史最高水平”，这是该文件开门见山的政治定位，没有避讳，坦率直陈。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一周年之际，没有像印度那样“机会主义”地倒向美国制裁一方而丧失独立立场，也没有像欧盟一样始终无法“战略自主”，更不像日本那样躁动不安地迎合谋求霸权分享的红利，而是坚持从国家根本利益与长远战略利益出发选择自身的战略立场。中国看到了乌克兰战争所具有的反霸权和追求多边主义民主秩序的规范意义，看到了中俄战略处境与关键利益的相似性与协调性，看到了美西方霸权对全球民主与全球发展的根本威胁，看到了中俄全面合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建构意义。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就是一个在道义和利益判断行动上更为成熟的历史过程，也是凝聚同道力量塑造国际公平正义新秩序的过程。“未来十年”，美国霸权生死战，中国民族复兴智慧战，对中国而言，中俄关系的此次处理是一个积极的国际政治理性实践。
中俄全面合作必然遭到美西方的污名化，也会引来国内一部分“亲西方”力量的批评抵制，甚至会遭致美国的制裁报复。这些是预料之中的，也是完全可以回应控制的。民族复兴是大破大立的过程，过于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瞻前顾后，唯唯诺诺，是配不上新时代精神的。但关于中俄全面合作关系的国际政治性质及其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影响，仍需加以细致讨论交代。
第一，中俄新关系的本质是“新型大国关系”，不是冷战式的军事政治同盟，对多边主义有着开放性和示范性。中国和平崛起过程必然带来大国关系的规范性调整，中国提出以“新型大国关系”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平等、协商与共同负责的民主型关系模式，其首先和最关键的互动对象就是美国。但美国坚持以霸权主义处理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平等与共治性质不被美国理解和接受，美国又无法提出替代霸权主义的新构想，中美关系遂一步步被美方拖入“新冷战”境地。“新型大国关系”的平等共治模式被俄国接受，在这份中俄战略文件中得到彻底体现。中美关系中无法实现的，中俄关系实现了。美国的国际政治思想深陷霸权主义泥潭，“昭昭天命”与“例外主义”宠坏并禁锢了美国的思想能力和制度实践的创意性。中俄关系不具有霸权性质的封闭性，而是示范性实践一种多边主义大国关系的新模式。中国鼓励欧盟战略自主，中国处理中印关系、中日关系等都带有“新型大国关系”的平等共治因素。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对中印国家角色与相互关系的认知也具有“新型大国关系”的倾向。遗憾的是，欧盟、印度、日本等不要平等要依附，虚伪地宣扬“价值观外交”，机会主义地分享霸权残羹，显示出国际政治的不成熟心智和屈从习惯。
第二，中国的“调解型和平”国际法实践给乌克兰战争及全球安全秩序带来新希望。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工具是单边制裁。这种制裁方式不具有国际法基础和安理会合法授权，仅仅以美国自我理解的国际正义与美国国内法为依据。美国的“长臂管辖”之遭人诟病，就在于干预方式超出了国际法许可的制度“臂膀”之限度，搞单边主义，甚至肆意策划“颜色革命”和“斩首行动”，是一种恃强凌弱的“霸权恐怖主义”。美国有力量颠覆地球上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苏联在内，但却没有力量建立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和平秩序。美国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看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例子就明白了。现在轮到乌克兰了。中国建设性“劝和促谈”，美国表示和谈不可接受。美国害怕和平，和平了就没有对美国霸权保护的依赖和需求，霸权利益就无从收割了。与美国的霸权战争政策及“动乱经济学”相比，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有独到理解和贡献。中国就乌克兰战争问题提出的“十二点倡议”是真正和平性质的，是值得俄乌双方认真考虑和回应的。中俄这份文件对此做出了积极响应，但美国依然扼住了和平相向而行的“公意”之轮，因为“霸权的麦子”还没割完。“调解型和平”的最佳实践体现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对“沙特-伊朗”关系的创造性调解，由此为中东和平进程开启新路，也普遍激发了世界各地响应中国和平方案处理地区性争端的互动意愿。中俄战略文件也可以对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解决起到关键引导作用，传递两个重要信号：其一，中俄全面合作是世界多极化基石，代表了非西方的国际公平正义观，乌克兰依赖西方击败俄罗斯在军事和政治上均无法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激进政策必然受挫；其二，乌克兰和欧盟会在新结构与新态势下催生内部反战力量与和平运动，中国强大而平衡的调解行为将对多方博弈心理产生积极引导，和平曙光可能出现。此外，中国在巴以和平调解上的作用也在凸显。而中国更是着眼调解型国际组织创建和相关的国际法规范制定，近来落户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代表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新动向。调解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规范性治理智慧。调解俄乌，缔造欧亚可持续和平，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事业的“不世之功”。
第三，中俄全面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和经济版图将构成重大影响和重塑，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与产业链、供应链将发生重要迁移。中美新冷战首先是从贸易战开始的，美国背弃自由贸易原则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多边主义体制，违背WTO基本法律原则，以单边主义的高额关税、出口管制、金融制裁甚至企业和人员制裁，对中国经济体及其全球化发展进行“脱钩断链”，并策动盟友体系跟进制裁。最典型的制裁实例是华为案件。乌克兰战争之前，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不断追加制裁项目，而战争一爆发，美国对俄采取了“全体系制裁”的最严酷方式，试图摧毁俄罗斯的国家财政和经贸网络。美国的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在合法性上是亏空的，而在合理性上则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美西方制裁强制切断了俄欧能源贸易关系，改写了全球能源市场版图，为短期利益而损害了美元信用体系，引发了西方内部的金融危机趋势（硅谷银行事件和瑞信事件）和各国减持美元国债、寻求替代性支付系统的策略行动。中俄此次的战略合作文件除了确认双方共同认知的全球治理基本原则和立场外，就中俄开放俄国远东地区达成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协议并给出了行动路线图。俄国的远东大开发及中国资本、技术、人员的决定性参与，不仅意味着俄国东西平衡关系的重构及亚洲部分重心地位的上升，更意味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计划的更深度对接与融合。中国资金技术遇到俄国资源市场，以及中俄各自的区域经济带动效应，将导致全球经济版图将发生重大变革，长期趋势必然造成美国霸权势力范围的萎缩和全球和平发展力量的壮大。这种合作是平等互利的，恰如文件所言“俄罗斯需要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与中俄的深度互信及互利合作相比，美国既不需要“繁荣稳定的中国，也不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与中俄同时展开体系性对抗，甚至妄图实施政治颠覆和地缘冒进，这是美国霸权政治家丧失专业性和理性的表现，也是美国霸权道德颓靡与行动失序的彰显。
第四，中俄全面合作将加速美国的制裁报复及升级构建“印太战略遏制圈”，集团对抗与体系对抗的地缘政治风险与游戏筹码都将加大。无法驯化中国一直是美国霸权的一个“东方噩梦”。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分析了美国对“国民党中国”的政治改造失败。2020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宣告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治改造失败，并提出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主义”转向“遏制主义”，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转向并予以强化。其实无论是“接触主义”，还是“遏制主义”，都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前者带有渐进型“颜色革命”性质，通过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西式培育诱导中国的“中产阶级革命”，后者则带有体系隔离的冷战性质，将中国发展限制在西方体系之外和永久落后状态，并在时机合适时策动分裂、颠覆行动。中俄此份战略文件建立在对美国霸权及其制度威胁性的共同认知基础上，具有反霸权、反“颜色革命”、反遏制型“长臂管辖”的协调行动特征。俄罗斯在反制美国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方面有着痛苦经历和丰富的法治经验，中国在这份也积累了初步经验，文件提到两国要加强“涉外法治和立法经验”交流，就是要进行法律战的技术分享和行动协调。由于这份文件显著的反霸权及追求国际新秩序的性质，美国必然要进行制裁报复，对俄罗斯启动新一轮的升级制裁，对中国则会全力策动建构“印太包围圈”。美国认为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战略压迫及乌克兰陷阱的构筑，是非常成功的，因而极力希望在印太地区针对中国“故伎重施”。针对中国的冷战围堵计划包括：其一，北约的印太化，侧重北约加强对印太的渗透和关联；其二，极限利用“台湾牌”，将台湾产业空心化（摧毁或强制收购台积电）、武器库化及准殖民地化；其三，挑动日韩加入反华同盟圈，在双边及地缘政治多边范畴开展反华挑衅活动；其四，在东南亚（如菲律宾）、南太（如澳大利亚）、南亚（如印度）夸大或制造与中国的矛盾摩擦，大量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迟滞中国发展速度，延续美国霸权；其五，不排除以“中俄合作”为借口对中国企业和个人施加进一步的制裁，并在金融、科技领域升级“卡脖子”行动，封锁和阻断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空间和利益链；其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广泛的有组织、多层次政治施压、政策游说、利益收买甚至颠覆行动，制造地区性动员和政治撕裂、社会动荡，煽动反华情绪和暴乱攻击事件，破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与治理合作。如此一来，世界体系二元对抗的态势会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做好体系性风险跟进研判和强有力应对，确保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中俄全面合作的联合声明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建构，内含平等互利、和平发展的核心价值与国际关系新模式。中俄并未结盟，而是形成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对世界体系与全球经济版图将产生结构性塑造作用。无论是中俄单独一方，还是联合的双方，从根本性质上都不符合美国霸权的规范要求，也不符合利益索取要求。中俄无法做到放弃主权与文明而“委身”于美西方霸权，这是伟大历史民族的本性和尊严使然。美国无视这种多元化的民族本性与尊严，肆意通过战争、制裁、干预和长臂管辖方式攫取单方面利益，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破坏全球秩序的基础规范和制度，还捆绑裹挟盟友共同致力于单边霸权的“垂死维护”，这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可鄙的。中俄这份战略文件提出：“用‘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的行径不可接受”，这是点出了美国霸权行为的深层根源和要害。长期以来，美西方高调宣扬和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不断破坏“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实行普遍的“双重标准”，对国际法规范奉行机会主义策略，动辄以国内法凌驾国际法，因而他们口中的以及行为中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根本不具有“国际性”，只是西方自己操弄的内部规则而已，称为“小圈子帮规”更符合本质。中俄的文件没有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径称“基于规则的秩序”，是否定其“国际性”，暴露其“帮规性”的体现。
那么，中俄要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呢？显然不仅仅基于“规则”，更不是基于西方自己的“帮规”，而是“基于原则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其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国际秩序的原则规范，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原则兼顾与整合了不同文明的核心价值元素并得到联合国法律框架的支持；其二，以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为完整的规则体系，坚决反对在国际法之外使用单边主义国内规则或集团规则，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反对自封的“世界警察权”与国际政治的霸凌行为；其三，多边主义国际民主模式，即国际事务处理应当遵循多边主义，奉行平等协商，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防止国际组织和国际法遭到霸权国家的霸凌利用和过度政治化的操控滥用。中俄追求的全球和平安全秩序是完整、协调、不可分割的，与美西方的“霸权安全观”相竞争并有着规范性差异。从未来演变趋势看，中俄全面合作关系将首先在双边范畴典范展现上述新秩序的原则和规范力量，进而在更大范围包括联合国层次推进更为健全的多边主义实践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中俄全面合作关系的共识基础和理想愿景所在。（原载香港橙新闻，2023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