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我看《红楼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7 次 更新时间:2023-03-16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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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  

我看《红楼梦》是这样开始的:


“那人说话办事‘麻利’,像个王凤姐!”这是我小时候听到我母亲常说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名姓,就是这位“王凤姐”首先打动我的耳膜。我父亲高兴时,也常支起鼓架,唱几段《马嵬坡》、《忆真妃》、《宝玉探病》等鼓儿词,从他唱的“大观园里人浩浩,那林黛玉美貌娇容与众不同……”这个段子里,才知道黛玉、宝玉的名字。后来我又偷看了他的藏书《红楼梦》,到天津我又读到新出版的汪原放标点本,《红楼梦》的面貌才在我眼前展开了。


喜读《红楼梦》,对有关谈论《红楼梦》的书自然也就找来看。最早看的就是《红楼梦索隐》,接着是《胡适文存》里有关《红楼梦》的考证,《中国小说史》中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论述。在天津,我在一个画报上见到李玄伯的文章,说曹雪芹老家是丰润,这个画报刊名我早忘得一干二净,唯独这篇文章,我一直还保存着。在北京,旧故宫博物院影印过一部分有关曹家档案,我也收藏过。《观堂文集》里面有关曹雪芹的论文,我也读过。当然,后来凡是进入眼帘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都要弄来看。但也只是储存在脑子里,偶尔才做点儿笔记。


近来,有人好意把我列到《红楼梦》学者之林,其实,我一直还是一个amateur(业余的)。但是,我很服膺陶潜“不求甚解”的读书法,我对“不求甚解”四字有自己的看法,并不像学者们那样,认为陶潜读书,满足于不甚了了。陶潜恰恰相反,这是对汉儒的繁琐主义的反动。陶潜认为汉儒过甚其解,用牵强附会来掩盖自家的不解,反而给读者带来很多误解。比如,对《关雎》这首诗,汉儒说是歌颂后妃之德就是明显的例证。陶潜亮出“不求甚解”这个读书标准,以心领神会为最大满足。我受陶潜的影响,读《红楼梦》时,既不想与人同,更不想人同我。我就是这样来看《红楼梦》。


我小时,感受力比较强,听到哥哥唱《内地十八省》的歌子,我就会唱,当时我还是不识字的孩子。比如,歌唱直隶的歌词里有“更有侠子出燕冀时演剧悲壮”,我并不了解它的意思,但我却能唱,同时能背诵一些《千家诗》的诗。我父亲常对我说,“奇书古画不论价,红树青山无限诗”。他自己也写诗,我想他不会作出什么好诗来,所以我一句也没有记住,但他面对自己的诗眉飞色舞的神气我还记得。他没有教我作诗,倒教过我对对子。教我作旧体诗的,是我最小姑姑的家馆教师,一位秀才。我最喜欢的诗,要属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我感到林黛玉的《秋风秋雨词》是受他的影响。那时,我还没有看到唐寅的诗,所以不能看出《葬花词》到底受什么人的影响。我自己作的一首:“春月春花春满楼,春人楼上弄春愁……”受谁的影响,一眼就可看出来的。拿给那位老秀才看,他密密麻麻打了双圈,但是劝说我年纪还小,不要作这种诗了。还委婉地透露说:“写这种诗的,总非福寿之辈。”与此同时,我已看过济慈的《夜莺曲》、拜伦的《哀希腊》和雪莱的一些情诗了。我知道他们决不会写“春江潮水连海平”这种七个字一句的中国诗,拜伦的《哀希腊》多么有气势,也不是福寿之辈,所以我还是写我的,我不求福寿,我估计我自己也只能活到三十来岁。雪莱等人生命确是很短,但并不是写诗写短的,而是社会把他们的生命缩短的,所以我照写不误。我那时写的新诗要多些,但都没有保留下来,只有丁宁的那首:“母亲啊,你的儿子也有保尔的忧郁……”和旧诗“春月春花春满楼”这两首形式和内容截然相反的诗,在我写《科尔沁旗草原》时,同时用上而保留下来了。


我认为《红楼梦》诗词并不怎样好,这一点吴世昌先生和我有同感。如果说,是为刻画人物而作诗,并且都符合人物的性格身份,了解到这一点,那就没得可说。至于林黛玉的诗论,那就更使我佩服,且一直在支配着我,直到今天。


长久以来,我就有个习惯,读一部小说,总要合起书来,看看这书的背后,是什么支使作者写这部书。对《红楼梦》也不例外,前人已有许多答案,大多都是对的,都值得我来体会体会。我觉得曹雪芹与别的小说家有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我国古典小说,大都是惩恶诛奸,劝善戒淫,几乎没有例外。对《金瓶梅》,有人曾发明“苦孝说”来为它摆脱困境,还有人甚至说他是为了毒害严嵩而写的。《红楼梦》的初稿叫做《风月宝鉴》,贾大舍那一段恐怕还是原书中主要环节,但到后来,这面镜子,仅仅成为小道具,失去了宝鉴的地位了。红粉骷髅模式的说教,在这里已没有任何作用,贾大舍只不过是个贾大舍罢了。用《风月宝鉴》这个招牌,不管是曹雪芹弟弟棠村写的也好,还是作者原来的起跑点,或是金蝉脱壳的障眼法也好,但到后来竟成为给黛玉、宝玉立传,写出世上一大悲剧来。且不管先前是如何设计的,也不管后来是怎样写成的,却在创作实践中拓展出来一条新的表现道路,成了开辟鸿蒙的创世杰作!


夏娃和亚当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在人世漂流了几千个年头,又被逐出了地上的“大观园”。这两次被逐,一在天上,一在地上,情况相反,原因都是一个:就是他们要求正当地发挥人的情欲力。


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曹雪芹写得毫无讳饰,因而才能力透纸背,紧扣千万人的心弦。我不愿用什么新鲜词儿来概括《红楼梦》的创作,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红楼梦》的创作方法,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作者自我隐曲思想的透露,就这一点上来说,它又是最最客观的。这正如李开先在《词谑》中引何景明的话说:“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曹雪芹最能体会这个意思,芦雪庵争联即景诗,偏偏要一个不识字不懂诗的王熙凤起句,而且,整个联句,还是以起句为高,再接上尾句:“冷月葬诗魂”就有无限的魅力,甚至把其他联句都省去,也无不可呢!


我看《红楼梦》是年复一年地看,总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百读不厌。


在古典小说中,不知为什么,我最看不进去的,是热热闹闹的《封神榜》。我曾强制自己看完它,一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做到。至于冷冷清清的《儒林外史》,在我心目中却占有很高位置,但又不喜欢那种白描法。说真的,我一直不认为《红楼梦》纯粹是写实手法,我对它的艺术有我自己的看法,无以名之,试名之曰意象手法。至于合适不合适,我不想去管它。总之,我认为是这样。


我看《红楼梦》,总是琢磨它的艺术处理,我虽然看了几十年,但绝没有别家读得那么熟。我只想捕捉住他在重要情节里,怎么会造成那么浓郁的气氛来。别的书只会刻画细节,只会交待情节,只会卖弄关节,唯独《红楼梦》却把精力贯注到这个方面来。在《三国演义》中,也许只有水镜先生出场那一段,在《水浒传》里,也许只有林冲夜走瓦砾场,烘染出适宜的气氛来,但在《红楼梦》里,却是随处都有,而且恰到好处。使读者好像置身在全景电影中一般,但又不是刻板的真实,而是从人物的情绪中散发出来的主客交流的气氛,会使读者摄魂动魄地接受,……而且,使读者也走进书中去了,……它是以意象征服了读者的心。


我看《红楼梦》,并不感到它是二百多年前写的,没有这种时间隔阂,这和《红楼梦》摒弃那些“套头”大有关系。一个作家选择他的表现形式,这就不单纯是个形式问题了。为什么屠格涅夫选择了《猎人日记》那样的形式,波特莱尔选择了《恶之华》那样的形式,乔伊斯选择了《尤里西斯》那样的形式,这是值得深思的。曹雪芹其实已经舍弃章回小说的形式,只是照顾读者的习惯,才勉强运用它。我们从回目标题并不考究,以及每回的解题诗和结尾诗,也不完整上看(好多是后人填上的),也可以反映出曹雪芹不但不重视这种形式,而且在脱离这种形式。《红楼梦》的创作方法是最接近现代长篇小说的手法的。这里,我不须举出一、二、三、四的论点来,因为那样,岂不才脱下“旧套头”,又换上“新套头”了?那也是不符合曹雪芹精神的。


在这里,不是要使《红楼梦》捧走几个杯,因为那对《红楼梦》添不了任何光彩,但是有一点还是要重复几句的,我看《红楼梦》是写心灵世界的第一部作品,曹雪芹自己就指出,他表现的是幽微灵秀地,他控诉的是无可奈何天,在这两个方面撞击的过程和细节当中,作者在捕捉一切心理变化,这也就是曹雪芹的本领之所在。曹雪芹为宝玉、黛玉立传,但他写两人的笔墨并不多,可是在每个人的身上,在每个事物的发生中,都在反映着两人的精神面貌,有一段文字,后来被作者删去了,就是写薛蟠直着脖子看林黛玉,不由看呆了。这段文字可能因过于露骨而被删去,但可以证明我的话是有些道理的,大观园里人人心目中有个宝玉,时时刻刻在掂量着他,那自不在话下,但对林黛玉又何曾不是这样?从这被删去的文字中,就已泄露了天机,至于薛姨妈不管作好也罢,作歹也罢,她都是以林黛玉为对手的……


不久前,我看了列藏本《红楼梦》,几乎完全证实我以前曾说过:《红楼梦》才是第一部不受章回体例限制的小说,回目只是为了便于提及情节而设的。这个推论在列藏本上又得到实证。


研究列藏本的学者,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抄本中如第二十一回结束语把且听下回的‘回’字改成‘册’,像这样把‘下回’改成‘下册’的还有好多回,另外,还有好多回的结尾是把‘且听’改为‘且看’,这种改动,证明了作者在选择是否保留传统的说书的形式来划分章回,或是采取一种新的形式,这里作者已经不掩饰是在写书,而不是讲故事。这书将按章回的册子来划分,因此,作者面对的不是听者而是读者。”


又如第九回和第十回是密切衔接着的,所以第九回煞尾只用两句诗:“在他门下过,怎敢不低头”来作结。


第十一回和第十二回实际上是接着的,十一回末尾连“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字样都没有,十二回故意用“话说”两字来起头。这“话说”两字在这里已是全无意义了。


其他例证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别的版本却找不到这种例证,这绝对不是抄手所能作的,这只能是作者本人才能作的。我并不想评定这个版本是在庚辰或甲戌本之前或之后,我只想说一点,曹雪芹是写小说,一反过去的说小说,他曾公开说过,有给他南酒烧鹅吃的,他就为之写书,可以证明。《金瓶梅》标明“词话”,可见它是说唱文字的继续,和《三国演义》是一个模式,我国第一部诉诸视觉的长篇小说,是《红楼梦》。


(原载台湾《联合报》副刊,1989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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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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