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尚书》记载的上古微言，勾勒出中国贤能政治传统的框架，深深融入中国的制度血脉、社会理念与民族精神。
贤能体制在中国如何流变与传承？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何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以政治经济学角度视之，中国的贤能政治传统，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有至关重要作用，并成为重构中国话语的重要历史资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贤能政治传统有何发展脉络？
姚洋：理论上讲，中国的贤能体制可以追溯到儒家学说。孔子、孟子都特别重视官员的德行和能力。孔子自己也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他当鲁国大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堕三都”。当时鲁国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三族势力强大，家臣经常犯上，冲击鲁国政治秩序。孔子认为应当有一种更开放的体制，把有学识、有能力的人举荐到政府。所以他办学堂的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在中国一度受到批判。但在封建时代，社会崇尚“血统论”，实行“世卿世禄”制度。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开始逐步瓦解，士人阶层开始出现。有一定知识水平、具备一定视野和能力的人参与政府管理，显然是合理的，这种贤能政治实际上有很强的先进性。
孟子更加注重统治者的德行。“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谈到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给君主设定一个目标，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
儒家之外，墨子真正提出了选贤任能。墨家主张“兼爱”，这必须由政府选用有能力的人去践行。
从制度来看，秦国商鞅变法建立了军功爵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选贤任能。立军功者，都可以享受爵禄，不问出身门第，完全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度。
西汉，儒家一统天下，董仲舒更多保留了儒家的事功学说，在其影响下，选贤任能逐渐制度化：西汉虽无科举，但有举孝廉、办太学——实际上太学在西周就有了，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西汉太学接受有能力的平民子弟。当然，贵族子弟可以直接留在中央等候皇帝任用，平民子弟须回到家乡等待被地方官员选中。这是当时较为开放的荐举制度，到了东汉演变成门阀制度，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至唐宋基本完善。这项制度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真正把贤能之士选拔出来。到了明清，科举制度走向封闭，变成了束缚力量，而非开放系统。但整体而言，这样的历史传统，一方面使中国逐渐培育起准现代国家的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增加了社会流动性。
中新社记者：“政治锦标赛”是解释当代中国官员晋升的重要理论吗？中国的官员晋升是一场绩效竞争吗？
姚洋：对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多持怀疑态度。我记得几年前到斯坦福大学去开会，讲到当今中国政治体制里的选贤任能，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立即打断说“你没有证据”。
还好我做了实证研究。我们收集了从1994年到2017年中国所有地市级及以上官员的数据，今年计划更新到2022年，可能还与其他团队交换一下，补上县级数据，从而建立起中国县级及以上官员的全样本数据。
从数据中我们发现，选贤任能在中国是有呈现的。譬如，针对当过地级市市长或市委书记的样本，我们测度其就任履职期间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用这个能力预测他未来的生涯成就(career achievement)，发现官员在做市长或书记时经济发展能力强，十几、二十年后他在政治上就走得更远。这说明该体系总体而言是选贤任能的。我也和相关组织部门聊过很多次，他们给我的信息是，提拔是选贤任能的，考察指标是综合性的，不只看经济表现。但做研究总要找到能测度的变量，经济表现是最容易测度的。我也相信，官员能把经济搞上去，其他方面能力也不会太差。
但是提拔任用时量化官员绩效，不是一个好选择。经济学里有个著名定理——“多任务代理定理”：当政府官员面临多任务时，他们会把更多努力放到可测量的任务上，对那些不可测量的指标就不太关注。所以我觉得，官员晋升提拔时，不应把指标量化，而是综合考察。实践中，上级会委派考察组调研，形成推荐意见，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选拔机制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开放性，即向所有有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敞开大门；二是具有竞争性，即官员之间的竞争；三是奖励贤能，即能力更高的官员更有可能获得晋升。
中新社记者：学界很多讨论都把中国官员选拔体制放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框架中探讨。中国贤能政治下的官员选拔机制如何在过去40多年中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姚洋：中国经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有三个因素：
一是中性政府，即中国的中央政府能保持中性，不为特定群体服务，资源配置是“不问身份的”(identity blind)，这也有利于制定较长远的经济政策，避免产生资源错配。
二是财政分权。中国是世界上财政分权最彻底的国家。中国地方政府的正常收入占全国一半，加上土地出让金要占到70%以上；支出占全国政府支出的85%，中央政府只占15%。中国在财政方面是高度分权的，给地方官员极大的激励，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02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以“产业扶贫进展成效”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邀请地方官员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杨可佳摄
三是官员选拔。官员选拔是在上述两个特点的框架内完成的。一方面，有分权，才能允许地方官员的自主性，评估其表现成为可能；有分权才有激励，官员才有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央是集中统一领导，决策官员升迁流动，同时把握大方向，要把全国经济搞上去而不是某一地，从而防止地方的过度竞争。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贤能体制对世界有何借鉴意义？
姚洋：贤能体制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也不相信绝对平等。中国人相信努力，努力就应该有回报。
选贤任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宪法原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大型社会的治理，一定有层级。直接民主在小型社会可以实行，如雅典时期，参与公共事务的只有几千名男性公民。但是在大型社会，即使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直接民主依然非常困难。更为重要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已在理论上证明了直接民主的不可行性，不可能通过某种程序准确地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阿罗不可能定理”揭示了政治决策或者说自由主义政治的一个悖论：要想尊重每个人在政治决策中的权重，但最后发现这套体系是运转不下去的。因此，层级是必要的。
此外，越高的层级需要的能力就越强。每个人能达到的儒家所谓“成圣成贤”的程度不同，那选贤任能就是必然，要把那些能力较强的、德性较高的人选拔到更高位置。
中国现在要重建新的话语体系，就必须用新眼光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是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有用，二是对消化吸收西方文明带来的冲击有用。如今国际上的流行话语将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把这种“民主叙事”强加给一个国家，未必会得到理想的效果。中国需要一个“新叙事”，以弥补传统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将现代治理理论与儒家政治传统相结合，创建一个能够描述中国共产党体制的新理论，对中国学者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