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朱云汉、郑永年主编《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与全球新秩序的兴起》一书导论（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9月版）。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尤其是在作为西方世界核心的美国，人们最为关切和讨论最多的，无疑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前途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两国紧密合作确立了人们日后所见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这个秩序形成的直接背景便是欧洲国家之间进行的一战和二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建立自由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以后不再出现导致一战、二战那样的国际环境。

　　 二战之前的国际体系依然是以“权力”为基础(power-based)的，大国纷纷搞权力平衡、军事结盟、争夺殖民地与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并最终以战争为解决利益冲突的主要手段。自由国际秩序的建构者试图转化这个难以为继的旧秩序，建立一个以“开放”为原则、以“规则”为基础(rule-based)的国际体系。

　　 美国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建构者，试图在国际事务领域建立制度、规范与程序来引导与约束国家行为，通过多边体制来协调行动、促进合作、解决争端。毋庸讳言，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本质上仍属霸权/扈从及支配/被支配的阶层秩序，但通过规范与制度让阶层秩序法制化，并由霸权来分配国际义务，以保障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出现

　　 有几个特殊历史条件促成了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出现。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血淋淋教训，全球累积超过1.5亿人牺牲了生命，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遭遇战争的毁灭性破坏。第二，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惨痛经验，大萧条暴露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巨大威胁与破坏潜力，大萧条期间的金融崩溃、社会秩序崩解、贸易保护主义一发不可收拾。这些也导致许多欧洲国家的民主体制崩溃，法西斯主义政权崛起。第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列强殖民体系纷纷土崩瓦解，已经不可能再恢复旧观。第四，战后苏联集团成为挑战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强势竞争者，美国与西欧面临共产主义的共同威胁，不得不捐弃前嫌。第五，二战后美国跃升为唯一超强，传统西欧列强元气大伤，这一特殊历史机遇让美国可强势主导战后秩序的彻底重建。

　　 建构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起点是成立联合国体系，尤其是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核心协商机制的集体安全体制。战后五强试图重塑国际安全秩序，对武力冲突进行有效管理，并设置国际条约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以及管制传统武器贸易。虽然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因冷战对峙而无法充分发挥功能，但在法理层次确立尊重各国的平等地位与主权不受侵犯的原则。排除以战争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也不承认以武力掠取领土的合法性。再加上日后核武器相互毁灭的巨大威慑效果，大大降低了大国之间再度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

　　 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在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实际负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两位灵魂人物，一位是代表英国政府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财政部助理部长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他们都认识到要深刻记取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教训，提出经济秩序重建的四个设想：

　　 第一，必须扬弃金本位货币体系加之于各国的桎梏，因为这套机械式的国际收支强制性平衡机制(美其名为市场自动调节)，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更大幅度地震荡，而且剥夺各国政府的逆周期经济调控能力。

　　 第二，要有效引导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货币竞相贬值的重商主义手段，必须建构全新多边合作体制。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维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并以金融互助机制来协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失衡的困难；也必须推进更有效率的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谈判与协议，让各国同步减少关税与开放市场，并设置专门国际机构，负责督导各国履行贸易自由化承诺与调解贸易争端。

　　 第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固定汇率制度，可以为各国战后经济重建提供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并可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也有助于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而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对资本跨国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

　　 第四，西方国家已经无法维持帝国体系下与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西方国家需适应亚非民族解放与殖民地独立的大趋势，必须通过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来重设西方国家与广大的前殖民地之间的垂直分工与经济交换关系，让西方国家仍能享受最有利的国际分工与交换模式，继续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西方企业扩张的腹地，以及廉价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可靠来源。

　　 在这样的缜密构思下，美国引领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同盟国集团内4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协定。正如曾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鲁吉(John Ruggie)所指出的，凯恩斯与怀特所筹划的战后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是一种“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

　　 这套体制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福利国家体制)的阶级大妥协、需求侧的国家干预角色、金融监管与资本管制，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四者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为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与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因为冷战爆发，这套体制与战后国际安全秩序重建并不完全对接，其出发点主要是照顾西方集团核心成员及其外围成员的利益，苏联集团自己组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互助体制，但美国带头创设的这套体制的确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发挥主导作用。

　　 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历史意义

　　 鲁吉以“镶嵌式自由主义”概念点出了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配套设计，这个配套的精髓，就是要通过国内的社会体制安排，来有效驾驭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经济不稳定，以及节制其破坏性与掠夺倾向，让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得到合理保障，以维护社会永续发展，并为战后美国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奠定牢固的社会支持基础，也就是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国内合法性基础。

　　 二战结束后的35年“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之所以得到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精英的青睐，有其特殊历史条件。西方国家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惨痛经验后，以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代表人物的古典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彻底抛弃，新古典主义深信自由市场配置效率，坚信市场可达成自动充分就业的总体均衡，这些核心假设饱受质疑。主张政府积极利用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与从需求侧选择性干预价格形成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成为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观经济思想。

　　 从美国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开始，接着瑞典与德国政府也采取凯恩斯的政策建议，英国也出现如何有效对抗经济大萧条的政策大辩论，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实践过程中，凯恩斯经济学的确让剧烈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大规模金融危机反复出现的问题得到控制。凯恩斯经济学也成为战后西方国家采行的“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的指导思想。

　　 “镶嵌式自由主义”的政治功能，就是维持西方社会各阶级在采行某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下达成阶级共存共荣的妥协，以预防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的兴起，并有效对抗共产主义的蔓延。在“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下，资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监管、反托拉斯、劳动基准立法、金融国有化、累进税制，以及财政移转支付等机制，抑制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倾向，修正了资本拥有者与出售劳动者在市场中进行不对等交换所必然导致的财富与所得分配两极化倾向，并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与金融压制(financial repression)大幅削弱了资本家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因为资本无法自由跨境移动追求最大利润回报，反而维持了阶级间权力关系的长期平衡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镶嵌式自由主义”为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通过国家主导的补偿与扶助机制，让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潜在利益受损者得到适当的救助与保护；同时，通过教育、训练、医疗保障、完善的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普及，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与发掘新的市场机会。“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让西方社会维持经济体系的对外开放，形成牢固的跨阶级、跨地域与超越左右政治竞争的社会共识，也让有利于西方经济快速重建与振兴的开放贸易体系得以确立。

　　 “自由世界秩序”的胜利如何导致它的腐朽？

　　 正如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所指出的，无论是这个秩序的产生、维持还是发展，都离不开“美国霸权”这一要素，包括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联盟、威慑他国的核武器等。也就是说，“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接受的理念，如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软实力，更在于美国（西方）所拥有的基于经济、科技和军事之上的硬实力。

　　 不过也同样重要的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存在还有赖于一个“社会主义国际秩序”或“不自由的国际秩序”的存在，即以苏联为核心的非西方集团。这一前提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第一，在冷战期间，西方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地域上是有局限性的，即只限于西方集团。第二，这一“自由秩序”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应付另一个“不自由的秩序”。也就是说，这个秩序具有明确的目的和使命。这种目的性和使命感也使得自由秩序具有了鲜明的“认同感”，有利于西方集团内部的团结。第三，正是因为这个“不自由秩序”的存在，“自由秩序”内部的成员国愿意放弃一部分主权给美国来主导和统筹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第四，西方集团对“世界秩序”的界定和理解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没有普世性，因为苏联集团对“世界秩序”有全然不同的理解。

　　 很荒唐的是，这个“自由世界秩序”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起点便是这个秩序的全面胜利，即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尽管苏联和以其为核心的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内部复杂的因素，但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胜利。这一判断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内外部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少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

　　 第一，冷战的结束导致西方普遍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所能拥有的最好、最后的制度，西方不需要对这一制度进行任何改革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名噪一时，就是西方这种乐观情绪的真实反映。冷战期间因为有一个“非自由秩序”存在，西方政治人物还可以经常用外部“威胁”来对内部的一些问题达成共识。美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政治人物总是用所谓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来理解和解决内部所发生的政治问题(例如国内的社会运动)，但在缺少一个明确外部“敌人”的情况下，西方内部党派政治环境反而恶化，多党民主经常演变成福山所说的“互相否决”政治。

　　 第二，冷战结束之后，在美国(西方)忽视内部问题和挑战的同时，其外交政策则是另一番情景。因为对西方自由民主过度自信，美国开始花大量的人财物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式民主，无论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还是通过类似于“大中东民主计划”那样的政治军事手段。

第三，美西方本身开始背弃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之上的主权国家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