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儒学义利之辨的多向度展开对新时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启示研究”（19XKS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实践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20&ZD025）、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共产党构建人民民主话语的历程与启示研究”（2023YQNQD044）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时代的核心技术，其为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新方法、新平台。在人工智能多维嵌入的影响下，当前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但是，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诸多意识形态治理困境，体现为：侵犯用户隐私造成人的意识主体性被破坏；算法推荐固化导致意识形态传播“去中心化”；资本垄断话语产生意识形态被操控的风险；政治参与受限影响意识形态话语充分表达。因此，为了有效应对其风险挑战，应坚持防治并进，加强隐私保护；优化算法，推动人工智能算法向上向善；对资本进行规制，促进意识形态治理健康发展；激发数字红利，促进民众意识形态话语表达。

　　 ［关键词］人工智能  意识形态治理  技术利维坦

　　 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数学系助理教授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人发起了“达特茅斯会议”，“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人类视野中。在此之后，人工智能从理论探讨阶段进入科学实验阶段，再到当前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阶段，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前科技发展的核心力量。从具体应用场域看，人工智能呈现多维嵌入特点，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性为其操控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利条件”，甚至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本身就是“‘非政治化’的意识形态”。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毫无争议地成为全方位影响人类生活甚至是支配人的强大力量，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争夺的新战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兼具创新性与破坏性的双重特点，这种“双刃剑”的技术特点在为意识形态工作带来高效、精准等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治理困境与现实挑战。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技术与意识形态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项紧迫的现实议题。

　　 一、时代契机：人工智能赋能意识形态治理的战略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刻影响乃至重塑，已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这一影响将会持续深化，并为意识形态治理带来全新的战略机遇。

　　 （一）治理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供意识形态治理新方法

　　 人工智能以技术工具方式嵌入意识形态治理，是其广泛应用性和超强渗透性的最重要体现。传统意识形态传播途径单一、效率低下，单向线性传播方式无法及时获取受众的信息反馈，受众只能被动接收信息，个性化需求往往不被考虑或技术上无法实现，这些问题严重限制了意识形态治理的实效性与针对性。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网络平台已然成为信息交流的主场域，‘以用户为中心’的多对多传播方式迅速普及，彻底颠覆了原有的时空壁垒”。人工智能通过算法技术的精准信息投放，建立起“用户画像”。信息接收者虽然面对海量的信息数据，但是借助智能推送、熟人网络以及价值偏好往往能够获取更加精准化的信息。

　　 在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方面，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当前我国网民规模已超过10亿，每当出现突发事件，相当数量的网友就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关注事态进展。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谣言或片面真相一起出现，加强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成为一项艰巨任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利用后台数据实时研判网络舆情走向，“促使社会舆情处理从传统的‘灭火式’管理走向‘防火式’治理”，及时引导网民接收正确信息、认知事件真相，不断拓展社会舆情治理领域。

　　 在意识形态呈现方式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传统的以文字、图片、音频、动画等形式的单一呈现方式，利用VR/AR/MR技术模拟三维“沉浸式”体验，这一技术吸引了众多青年人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中来。如2015年“9·3大阅兵”中，《人民日报》采用VR技术全景全方位展示了盛大的阅兵场景，通过立体式、全景式参与，受众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得到极大激发。在此之后，包括党的十九大、全国两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均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的呈现方式，为新时代党的主流话语有效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二）战略目标契合：人工智能成为意识形态治理新平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政策推动和战略布局下走上了快速发展轨道。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该年被称为“中国人工智能元年”。《规划》从顶层设计与政策环境层面，明确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实现以先发优势促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等重大战略目标。2017年年底，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指出要推动八大类智能产品的规模化发展，并在2020年达到带有数据标准的行业发展节点。2018年，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重大报告和研究成果。人工智能已经从一种新兴的技术手段上升为重大的国家战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实用性的有效结合，其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智能化技术手段能够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工具、方法与数据，进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添助力，两者的结合能够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塑造，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及价值认同的引领力、感染力和凝聚力提供重大的战略机遇。

　　 （三）治理效能跃升：人工智能提促意识形态治理新效果

　　 人工智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大特点表现在“智”与“能”上。其一，人工智能推动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突出表现在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意识形态治理的客观数据，为治理策略的选择提供决策参考，进而有效防止由于缺乏客观依据而导致的随意性与主观性政策抉择。其二，人工智能推动意识形态治理高效化，这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大特点也是其巨大优势。以网络舆情治理为例，2021年5月22日，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袁隆平逝世时，出现一批别有用心者在微博、微信群等平台发布侮辱袁隆平院士的言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公安机关当日即以其“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查封了64个账号，并对情节恶劣人员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数据和算法，能够以最高的效率锁定危害社会稳定的团体和个人，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有效促进社会稳定。其三，人工智能推动意识形态治理智慧化。人工智能能够“将复杂的社会运行体系映射在多维、动态的数据体系之中，实现对社会运行规律、社会偏好（诉求）变化趋势及规律、政府回应机制及效果差异等实时、数量化、可视化的观测”，在如此庞杂的数据面前，仅仅依靠人的智力和能力几乎无法完成，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同时能够根据数据模型作出前瞻性判断，进而推动意识形态由传统型治理向智慧型治理的转变。

　　 二、技术利维坦：人工智能赋能意识形态治理的风险挑战

　　 人工智能作为百年来最具影响力和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成果，它“描述了新的社会创造物和广泛的机器介入的社会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类关系，“一些在人们看来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观念、价值、规则、信条、机制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困境”。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利维坦”，使得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治理挑战。

　　 （一）隐私困境：侵犯用户隐私造成人的意识主体性被破坏

　　 公民隐私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一项基本人格权利，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隐私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人工智能时代，通过各种各样的数据收集器、移动电子设备以及智能软件平台，用户的隐私无所逃遁，全部如“透明人”“透明人”是指通过大数据的对比和信息还原，每一个人体在一系列时间段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在事后还原出来，由此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透明的。一般真实无遗地暴露在数据收集者手中。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能够轻松对一系列看似杂乱无章的信息进行分析，掌握用户的生活习惯、出行轨迹、财务状况，甚至个人的饮食特点、脾气秉性、兴趣爱好等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特点。在这种背景下，“智能技术将成为重要的权力元素，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社会组织，只要掌握了大量的数据等智能技术，其权力就会得到强化”。基于“权力强化”的视角，一方面，科技公司会利用智能机器“在互联网上一刻不停、分秒必争地搜集、整理着私人数据”；另一方面，非法分子在利益面前铤而走险，利用系统漏洞或其他方式肆意窃取、买卖个人数据。个人信息的泄露已经成为大数据治理的一项难题，相当数量的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即是由于用户私密信息被泄露而引发，以至于打击网络诈骗成为一项棘手的工作。

　　 人工智能时代，保护个人隐私面临困难，人的意识主体性被破坏，这给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二）信息茧房：算法推荐固化导致意识形态传播“去中心化”

　　 “信息茧房”指在信息领域，“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东西。久而久之，会将自己束缚于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当公众的价值偏好被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去中心化”，这对于思想引领将会产生一系列冲击。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众沉溺于虚拟空间的自我封闭，媒体平台和资讯终端为了获取更高的点击量，通常采纳“算法+推荐”模式，这种技术手段会将用户的兴趣点锁定在特定的关注领域，信息接收领域的窄化会破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全面性和广泛性。人一旦陷入“信息茧房”之中，所接收的信息往往具有明显指向性甚至极端性，假设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缺乏明确的倾向性，算法会自动过滤此类信息，长此以往，个人会慢慢远离主流意识形态内容。

当前自媒体、短视频等新兴传播平台火爆互联网，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相比，互联网充斥着为了迎合受众而发布的各类娱乐性、低俗化、戏谑化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不论是内容的生动性还是呈现方式的灵活性都要远超前者。受众在选择信息时，往往更愿意接触“短平快”的碎片化信息，对主流意识形态这类逻辑性强、整体观念丰富的信息，缺乏持续性关注的耐心和兴趣。当同类型信息在不同平台，以不同方式经年累月地重复出现和强调时，接收者在潜移默化中会将其认为是事实的全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