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思想演进过程。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仍然以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来指认工业生产之上复杂的以商品-市场经济为本质的社会构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转折点，出现在马克思写下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在这里，他第一次将资本视作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深刻思想的历史性生成过程。

　　 一

　　 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新认识，是在1848-1849年写下的《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中才开始出现的。这一文本的原型，是马克思1847年底在布鲁塞尔关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多次演讲。1848年2月，马克思开始修改这一文本。1949年4月，这一文本以连载的社论形式公开发表在《新莱茵报》上[1]。1880年，这本书以单行本在布勒斯劳出版。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资本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其实，马克思的这一新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即从演讲提纲《工资》（Arbeitslohn）手稿到布鲁塞尔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再到《雇佣劳动与资本》文本的思想认识过程。实际上，从马克思的手稿标题Arbeitslohn（工资、报酬）到正式演讲和文本的标题Lohnarbeit und Kapital（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改变中，我们也可看到一种思想构境的深化。马克思是从关注工人的工资和报酬开始的，后来，他显然觉得工人的工资问题无法离开资本关系，所以，作为“工资劳动”特定质性只能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支配关系之中讨论。关于雇佣劳动更深一层场境本质的理解，马克思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完成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写于1847年12月演讲之前的提纲性的《工资》手稿[2]。一是工人的劳动从表现生命的目的（telos）变成谋生的手段。在这个演讲提纲的开始，马克思先提出，“人的活动=商品（Die menschlicheT?tigkeit=Ware）。生命的表现——生命活动——只是手段（Mittel）；与这种活动分开的生存才是目的（Zweck）”[3]。这里第一个“人的活动”，当然是指工人的劳动，它是工人生命（负熵）活动的表现，或者说，也是人的生命爱多斯之相实现出来的物相化[4]活动。这一点，显然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作为类本质的劳动，而会让人想起《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讨论过的那个历史辩证法中的“自主活动”。这也可以看作人本学劳动异化构式的没影点。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雇佣制度下，劳动却成为资产阶级交易场境中可变卖的商品，实现生命爱多斯的劳动本身变成了经济物相化中谋生的手段性活动，马克思说，只有当人的劳动不再是为了变卖的谋生活动时，才会是生存的目的。后来马克思意识到，不是劳动成为商品，而是劳动力的使用权成为商品。这显然是当年《1844年手稿》中跳出经济学的劳动异化构式中透视的相同非物相化认知对象，但却没有了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的关系透视。马克思说，原先在封建专制下基于血亲关系-自然负熵的“一切宗法制的东西都消失了，因为只有商业即买卖才是唯一的联系，只有金钱关系（Geldverh?ltnis）才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唯一关系”，现在，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构式负熵源泉的商业交换——可以买卖的伪在场就是一切，“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5]。这是《共产党宣言》充分讨论过的问题。这里，也因为是面对工人的演讲，马克思跳过了取代农耕劳作的工业生产物相化过程，直接进入到工人可以直观到的经济物相化中的金钱世界。所以，工人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劳动（使用权）也成为了可变卖的商品，甚至，“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6]。这是说，不仅是工人的体力劳动活动，生产过程之外的脑力劳动和抽象的艺术劳动，甚至一切形式的“生命表现活动”都失形为买卖对象。这里，马克思显然在刻意避免使用异化概念，而是用手段与目的实证逻辑构式来表征一种现实关系中的颠倒，因为，资本家“掌握着就业手段[Besch?ftigungsmittel]，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资料，就是说，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降低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了”[7]。本来是生存目的的生命活动，现在颠倒成了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可悲的谋生手段。我们也能感觉到，与《穆勒笔记》和《1844年手稿》的谋生劳动和异化劳动不同，马克思在用生命的“目的”与谋生的“手段”“降低”为“交易对象”这样一些接近实证的逻辑构式，来表征资产阶级社会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颠倒，实际上，这多少是有一些言不及意的。并且，也不能极其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特殊经济物相化颠倒本质，这一点，也会为下一步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重启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和批判认识理论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二是马克思谈及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工人工资的影响。马克思说，当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机器化大生产和更加精细的分工出现之后，工人成为“愈来愈片面的生产力”，因为，在手工业生产中完整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被切割为机器客观工序的碎片性动作，同时，“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时间愈来愈成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因而也成为工资的尺度。与此同时，随着文明的发展，劳动这一商品的生产愈来愈低廉，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也愈来愈少”[8]。在经济学语境中，这是李嘉图已经面对的新问题，马克思集中思考这一点，是在《伦敦笔记》的“李嘉图笔记”（II-III）中。在《伦敦笔记》的“工艺学笔记”的思考中，这一理论线索深化为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的巨大认识飞跃。这是因为，原先劳动者手艺是劳动塑形产品的重要因素，而在今天的机器生产中，这种主体性物相化的工艺（创造性的“自主活动”和社会历史负熵质）已经被非及物的技术所抽离，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只剩下简单的同质化惯性实践的生产时间，这种生产时间中的劳动构序的作用被大大贬低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是，原先只是在自然经济中出现的农业生产中非物相化的惯性实践，现在竟然成了机器化大生产中“祛技能化”工人劳动的基本样式，因为工人劳动中原有的爱多斯（eidos）实现出来的创制性手艺和有目的（telos）的创造性实践，现在变成了没有任何主体创造性的同质性重复机械动作。劳动生产率水平随着机器化大生产和高度分工的出现大幅度提高，它当然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益，可是，由此对工人的影响却是“劳动日益简单化。劳动的生产费用日益减少”，劳动（力使用权）的价格变得日益低廉，这使得工人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并且，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以世界市场为转移，而工人的状况也愈来愈不稳定”[9]。这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日益下降的工人生存状况的客观描述。显然，马克思这里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分析，比《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近讨论，都更加深刻了。

　　 三是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出现的悖反逻辑。我们可以注意到，马克思这里无意间没有突显主体性的资本家奴役工人，而是在将工人与一种看不见的客观存在的资本关系对立起来，在此，他将这种看不见的资本关系称之为生产资本（produktiven Kapitals）。我以为，这里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重要进展表现为，资本开始被透视为一种作为不在场的在场性出现的支配性的奴役关系。相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种基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外部经济力量，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认识显然是更加深刻了。并且，在此出现的produktiven Kapitals（生产资本），并不是后来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确立的异质于商业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只是一个在资本增殖性构式中使用的概念。在资本奴役工人的雇佣关系中，工人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工资，通常的做法只能是让资本能够获得更大的增殖。马克思分析说：

　　 使工人能够勉强生活的主要条件是他使自己的生活状况比资产阶级愈来愈降低，是他尽量增加自己敌人的力量-资本（das Kapital）。这就是说：工人只有在他生产并加强和他敌对的力量即他本身的对立者的条件下，才能勉强生活下去；在这种条件下，当他造成这种和他敌对的力量的时候，他才能从后者得到就业手段，这种手段又使他成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成为加强生产资本（produktivenb Kapitals）并使之快速增长的杠杆。[10]

　　 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一个悖论：明明资本是敌对的力量，可工人只有在增强资本的力量时才能勉强活下去，因为资本家的工厂如果倒闭了，工人将没有饭吃。马克思这里的思考，已经在接近将资本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中重要的社会生产关系。当马克思认识到，“伴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来的是大资本的统治（Herrschaft des gro?en Kapitals）加强”时[11]，这里的gro?en Kapitals（大资本）并不是某个资本家个人主体，而一种强大的资本关系的统治。

　　 在这里，马克思最后也谈及雇佣劳动制度的“积极方面”，这就是资产阶级正在资产阶级社会自身的奴役性关系统治中创造出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如果谈雇佣劳动的积极方面，那就是谈资本、大工业、自由竞争、世界市场（des Kapitals，der gro?en Industrie，der freien Konkurrenz，des Weltmarktes）的积极方面，我无需乎向你们解释，没有这些生产关系，就不会创造出生产资料——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物质资料，无产阶级本身也就不会团结和发展到真正有能力在旧社会中实行革命并使它自身革命化的程度。[12]

　　 我们看到，马克思已经在将资本、大工业、自由竞争和世界市场看作资产阶级“旧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这就接近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复杂经济关系构序和塑形起来的场境本质最重要的科学认识核心。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并没有使用bürgerliches Gesellschaft一词。很快，这一核心观点就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公开演讲中突现出来了。

　　 二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虽然在集中讨论经济学问题，但思考的重点却是从社会场境关系出发的，因为他要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马克思在第一篇演讲中曾宣称要说明三个问题：一是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即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die Sklaverei des Arbeiters，die Herrschaft des Kapitalisten）”；二是中产阶级和农民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消亡；三是国际市场上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从后来所发表的文本来看，马克思仅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13]。这里可以看到，Kapitalist一开始仍然是从主体视位出现的，而不是作为非主体的客观的生产关系在场的。可是，也是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的观点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改变。

首先，马克思再一次突出强调了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这甚至是马克思此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筑模，在后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他遵循的面对复杂经济现实的逻辑构序和观念赋型原则，不过，它更多地深化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写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再一次概述这一用以指导自己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因为，要想透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面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遭遇的熟悉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物（原料、机器和厂房）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