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俄乌冲突的爆发对欧洲的安全格局造成了极大冲击，作为欧盟重要支柱的德国曾成功化解了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因此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也被期待可以再次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对德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后表现的梳理，并在领导理论的框架下对俄乌冲突中德国领导角色的出现与否及其影响限度进行分析。总体而言，俄乌冲突凸显了德国在欧盟内领导角色式微的现状。虽然德国拥有领导欧盟的机会与意愿，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领域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来缓解局势与推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建设，但是军事资源不足、欧盟内部的利益冲突、其他成员国的不满和质疑等因素削弱了德国的政治影响力，挤压了其行动空间。与第一次乌克兰危机中默克尔政府的表现相比，朔尔茨政府在欧盟的领导力明显弱化。德国在欧盟领导角色的式微也将对欧盟未来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俄乌冲突  德国外交  欧盟  领导角色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标志着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乌矛盾的再次大爆发，作为冷战结束后欧洲大陆爆发的最大规模局部冲突之一，此次俄乌冲突严重威胁了欧洲各国的安全与利益。在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中，德国作为欧盟内的领导力量，积极协调美欧以及欧盟各国对俄立场，始终主张使用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尤其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联手展开密集斡旋，并最终促使俄乌冲突双方在“诺曼底四方”框架下签订《明斯克协议》（I和II），成功促成了危机的化解，是德国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

　　 有鉴于此，学界从多角度对德国在应对第一次乌克兰危机及其在欧盟外交与安全领域中的领导角色进行了分析。例如，乌尔里希·克罗茨（Ulrich Krotz）和理查德·马赫（Richard Maher）认为，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中，德法的传统角色发生了转换，法国的支持增加了德国在敏感的政治安全问题上作为的合法性，德国也由此崛起为欧盟最强大的成员国，并在危机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欧洲调解员”角色；马可·西迪（Marco Siddi）认为，德国事实上自2010年起就在俄欧关系中扮演着“霸权”角色，它试图将本国的“新东方政策”推广到欧盟层面。但是，对于德国在危机中的领导角色，国内学界也有保留意见，例如陈菲认为，德国虽然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领导者特质，但只是一个填补欧盟内“领导真空”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德国的领导角色还受制于内外因素。于芳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中，同政治精英对德国外交积极进取的果断态度相比，德国民众观念的演变更为缓慢、态度更为谨慎。因此德国要真正确立自己在欧盟外交与安全领域的领导地位还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当前的俄乌冲突实际上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延续与升级，由于德国当时带领欧盟为局势平息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人们对德国在此次俄乌冲突中延续领导角色有不少期待。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政府虽大张旗鼓宣布德国安全政策转型，支持欧盟层面的防务体系建设，但其在援乌制俄上犹豫而又迟缓的反应，受到了两极化的舆论评价。支持者认为德国在对乌军事援助和对俄能源禁运上的谨慎体现了欧洲大国理智的战略考量；反对者则将朔尔茨的表现与二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相提并论，甚至呼吁清算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在这种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尤为值得分析的是，此番在俄乌冲突的应对中，德国是否和2014年一样发挥了领导作用？如果未能，那么又是怎样的因素阻挠了德国领导作用的发挥？为此，本文将在领导理论的框架下探究本次俄乌冲突中德国是否扮演了领导角色，并从多个维度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领导理论及本文分析框架

　　 领导理论实质上是研究领导有效性的理论，最初是管理学研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逐渐发展为跨学科理论，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导理论研究基本可以分为领导者的塑造、行为原则以及具体运作方式三个维度。其中，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是领导力塑造范畴的重要代表理论；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urns）与伯纳德·巴斯（Bernard Bass）提出的“交易-变革型领导力”作为一种认可度高且应用范围较广的理论，则是从行为原则和运作模式对领导行为进行分类。以此为基础还衍生出了奥兰·杨（Oran Young）的“结构型领导”“企业型领导”与“智力型领导”理论。

　　 学界也将领导理论运用于欧盟，探究欧盟成员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条件与方式。德国学者马格努斯·朔勒（Magnus G. Schoeller）通过分析欧债危机期间德国的行为，对欧盟内政治领导出现的原因和方式及其产生影响的因果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个针对政治领导角色建构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朔勒认为，一个领导者的出现取决于领导的预期成本和收益，而其领导力的影响限度则取决于它的实力、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偏好分配和制度约束。

　　 （一）领导的形成条件

　　 “领导”是一个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行为体利用自己的资源，引导追随者在几种结果之间选择一个最符合集体利益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将团体中存在共同目标定义为行使领导权的必要条件。当制度缺失时，领导者可以在加强集体行动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危机时期，领导者可以作为政策或制度变革的推动者，甚至可以暂时替代机构行使职能。因此，领导不仅是一种经常性的政治互动模式，也是一种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方法。而集体行动通常会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没有行为体扮演领导者（领导力真空）；二是如果一个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行为体成为领导者，其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的制度或政策变化（领导失效）；三是一个领导者出现并成功地影响了政策或制度的变化（领导成功）。为了更好理解领导力的运作原理，需要从领导力出现的条件与决定其影响限度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

　　 当一个团体内部满足存在对领导力的需求与领导力的供给两个条件时，领导者就会出现。其中，对领导力的需求来自一个集体在没有领导者的情况下维持现状所必须承受的成本。若“现状成本”很高，那么对领导权的需求就会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权力优势地位的行为体会在权衡领导权带来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后决定是否提供领导权。当一个行为体发现是有利可图的，它就将提供领导权。因此潜在的领导者的自我利益和潜在的追随者的共同利益实际上是重叠的。然而，由于个体对实现共同目标的偏好路径仍有分歧，所以尽管存在领导者，仍有相对的赢家和输家。

　　 （二）决定领导成效的影响因素

　　 一旦领导者出现，其地位优势即权力资源就可以转化为领导策略并得以运用，以说服不情愿的追随者们，以及克服政策或制度造成的障碍。所以，领导者可用的权力资源将决定其发挥作用的程度与范围。此外，如果追随者的事前偏好与领导者提议的结果一致，并且现有的制度规则为领导者提供了足够的决策余地，那么就更有可能实现成功的领导。显然，领导者的权力资源、追随者的偏好分布和领导者面临的制度约束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其中，第一个要素即权力资源构成了行为体的权威地位，是行使领导权的必要条件。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将权力定义为“影响他人的行为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即一个国家在机构组织中塑造议程和确定决策过程的能力。权力资源不仅包括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这类“硬实力”，还包括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这类“软实力”。但领导力并不等同于权力，而是行使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领导者可以通过将权力转化为领导策略的形式，来提供共同认知或加强集体行动，以克服不利的环境障碍，最终实现共同的目标。第二个影响因素是追随者的偏好分布。在追随者偏好有分歧的情况下，为了达成解决方案，必定会使一些追随者不得不偏离他们理想的首选结果，从而增加了其行为成本。此时，领导者可以通过相应的补偿来协调减轻其行为成本，以找到一个获得所有参与者共识的解决方案。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指会对领导者决策自由度产生限制的规则制度体系，如一致表决制等决策规则要求领导者必须在考虑各方的利益、予以引导且最终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能推动提案。若某项政策或制度变革被法律等规则明令禁止，则被视为构成最大约束。领导者往往会通过如议程设置或联盟建设等策略，以克服制度约束的消极影响。制度约束的程度越高，领导者对结果的影响程度就越低。

　　 （三）本文分析框架

　　 在此前的欧债危机、第一次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中，德国均发挥了领导作用，多次带领欧盟走出了一体化困境。此次俄乌冲突是欧盟二战结束以来遭遇的最大安全危机。以此为背景，本文将基于上文阐述的领导力模型对德国领导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包括将通过分析欧盟在俄乌冲突中承受的成本来判断欧盟内有无对德国领导的需求，以及通过分析德国扮演领导角色的预期收益与成本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领导意愿。若德国满足了上述两个先决条件，即拥有领导机会与意愿，则判定领导者出现。而是否促成俄乌冲突的解决，乃至是否带领欧盟走出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将作为评判德国领导有效性的标准。继而本文将从权力资源、追随者意愿与制度限制三个方面挖掘影响德国在俄乌战争中领导力成效的主要因素，以此解释其表现背后的因果机制。

　　 二、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的领导力发挥情况

　　 此次俄乌冲突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21年底——当时俄乌两国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力量，此后局势不断发酵，直至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截至目前冲突已经持续了半年多。在对俄乌冲突期间德国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进行梳理后，可以将其表现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德国在战前对俄的“绥靖政策”致使其领导战前斡旋的失效。德国在该阶段持观望态度，虽付出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努力，但总体上对俄采取了“绥靖政策”，并没有在欧盟内有任何作为。在第二阶段，德国出于对俄制裁反噬作用的顾虑，缺乏领导意愿。在该阶段中，朔尔茨政府虽然宣布在安全政策上进行“时代转折”，但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对俄关键领域的制裁中仍表现得较为犹豫与保守，并未在欧盟中起到“引领”和“表率”作用。在第三阶段，德国缺乏应对内外交困处境的能力，因此仍然未能实现成功的领导。德国在宣布为乌提供重武器、对俄进行能源制裁以及在乌克兰入盟的议题上松口，表明其在援乌制俄政策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领导意愿，但未能采取有效的领导策略改变欧盟在经济和能源上的困境，也无法阻止冲突的旷日持久。

　　 （一）第一阶段：战前对俄的“绥靖政策”导致领导失效

　　 在战前阶段，对于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美英等国通过煽风点火与舆论施压的方式将欧盟绑上了战车。对于这个时期的欧盟来说，内部的立场冲突严重削弱其应对重大地缘政治问题的能力。一边是波兰等东欧成员国态度坚决，不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另一边是德法等国坚持通过政治和外交斡旋方式而非武力手段避免俄乌之间矛盾激化，努力展现出战略自主的形象，企图以温和的态度为局势“降温”，这两派的对立使得欧盟很难用一个声音说话，也就难以在俄乌冲突中发挥核心作用。

而俄乌冲突作为欧盟“家门口的麻烦”，若升级为热战，欧洲大陆的安全以及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将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