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3年中国正式对外提出“一带一路”至今，该倡议已走过近10年历程。在此期间，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关注日趋加深，认知与对策经历了相对曲折的变化，由最初的忽视与消极抗拒到后来的积极合作，近期又趋向消极。总体上，日本官方倾向以战略视角审视“一带一路”，对其发展与影响保持警惕。日本民间特别是经济界相对重视“一带一路”的价值，但亦持有顾虑。日本应对“一带一路”方针秉持高度现实主义思维，以合作与制衡相结合的态度，其对策姿态频繁受中美日三边形势影响，体现出明显摇摆性。总体上，“一带一路”中的日本因素值得重视，并且有必要促其向建设性方向发展。在当前中日关系形势下，中日围绕“一带一路”深化合作面临较多挑战，但机遇与未来发展的潜力仍不容忽视。

　　 关键词：一带一路;日本;中日关系;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美日关系

　　 “一带一路”启动至今，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意义日益重大。2023年将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在此期间，该倡议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总规划，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作为中国近邻，自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对其关注持续提升，认知与对策经历了曲折变化，日本官民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经济价值及对日本的影响各有解读。在国际博弈深化复杂、中日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背景下，日本针对“一带一路”总体上形成了合作与制衡并举的应对思路。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敏感复杂时期，中日围绕“一带一路”合作亦面临挑战阻碍，但仍有可观发展潜力。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亚洲经济大国、以及在我国周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日本与“一带一路”已经形成了密切关联性，中日围绕“一带一路”的互动也将持续下去。正确认识并建设性调动“一带一路”中的日本因素，不仅对我国“一带一路”深化发展具有很大价值，也将对我国稳妥运营中日关系、开展周边外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广泛合作，结成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带来重要的政策启发。

　　 1 日本对“一带一路”认知与对策的变化历程

　　 自2013年下半年中国领导人对外正式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至今，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对策经历了相对曲折的变化过程，总体上体现为从忽视低估、消极抗拒到积极参与合作，近期消极性又有所上升的轨迹。这一过程与近10年中日关系的起伏变化同步，同时“一带一路”也逐步成为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程内容。

　　 1.1 忽视、低估与抗拒（2013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因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所谓“国有化”而严重受挫。尽管2014年11月，中日高层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当月底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北京峰会期间应约会见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但中日关系仍处于新世纪以来的最低谷。这一时期，安倍政府积极配合美国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政策，通过多边外交手段积极推动对华制衡。中日政治互信受创甚深，安全矛盾突出，经济等领域的对话合作也受到严重冲击。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提出之初，日本对于中方倡议的关注有限，认为该倡议的内容偏向宏观与模糊，且中日在当时气氛下难以合作。直到2014年下半年，中国牵头的21国在北京签署亚投行筹建备忘录，此后又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宣布成立“丝路基金”，安倍政府才意识到中方倡议行动的现实性，并开始通过一些渠道调查中方计划，但是外务省、财务省有关部门对中方力推的亚投行方案持有较深偏见与抵触，直接影响了首相官邸的判断，认为中方倡议不会得到太多国际支持，因此日本没有必要参与。2015年初，随着亚投行意向成员不断增多，特别是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宣布加入亚投行，误判形势的安倍政府陷入被动。1当年3月底亚投行创始国申请截止，日本政府最终放弃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4月，安倍在雅加达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向习近平主席表示，愿就中日围绕亚投行合作进行“积极探讨”。但此后安倍又在访美时向奥巴马总统表示，在亚投行问题上日本将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即不加入亚投行。2在亚投行问题上，安倍政府的应对引发朝野乃至执政党联盟内部的批评，受到中方推动建设亚投行的“刺激”，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与讨论迅速升温，并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这也为日本此后调整对“一带一路”政策埋下了伏笔。

　　 1.2 局外观望与初步接触（2015年下半年至2017年初）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正处于从最低谷向重归正轨的修复阶段。尽管两国历史、领土问题对立与安全矛盾仍较尖锐，但2016年，中日领导人依然在首尔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以及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见面，高层交流及各层级对话逐步恢复。同时，日本在积极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构筑“对华包围网”的过程中多次受挫，意识到对华对抗政策的不可持续性。特别是，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大幅扭转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方向，“特朗普冲击”导致安倍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外战略，在争取维持日美同盟稳定的同时摸索对华协调合作。

　　 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围绕亚投行的争议暂时平息后，日本政府开始以局外观望的姿态，保持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乃至开展有限合作。比如，尽管日本始终未正式加入亚投行，2015年6月底，在时隔3年2个月再度举办的中日财长对话上，双方在推进亚开行与亚投行融资合作的方针上“达成一致”。2016年5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亚投行年会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与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签署备忘录，确认在多个领域启动合作融资。3这一时期，日本官方及民间经济机构发表了一系列政策报告，关注中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推动基建项目出口、支持企业扩大海外投资的进展。日本经济界人士陆续访华，开始探询“一带一路”的进展及中日可能的合作渠道。不过总体上，日本政府对本国民间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仍持消极态度，导致日本企业对中方合作倡议持观望状态。而且，2015年下半年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竞标中，日本因输给中国而导致竞争心理增强，由此在基建项目出口、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开发项目方面开始持续发力，与中国加强竞争。

　　 1.3 积极合作，制衡并行（2017年上半年至2019年底）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在双方建设性互动下重回正轨并趋向改善。在中日急需务实合作项目为抓手、推动关系改善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合作成为这一阶段中日关系打破僵局的突破口。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作为首相特使携带安倍亲笔信访华，参加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被视为日方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突破性举措”。4此后在2018年中日两国总理实现互访，2019年6月下旬习近平主席访日出席G20大阪峰会，并与安倍会谈，双方同意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日友好合作气氛达到一个阶段性高峰。但同时，中日间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及安全矛盾远未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仍制约着具体合作的展开。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向积极。安倍除派遣二阶出席“一带一路”峰会，本人及其幕僚还多次正面评价“一带一路”。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与讨论也再度升温，达到了第二个高峰。5进入2018年，中日明确将第三方市场合作定位为两国“一带一路”合作基本方式。当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中日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备忘录》，同意设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9月，该工作机制正式启动。10月下旬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在北京召开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署了52项合作协议，总计金额180多亿美元。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日期间，双方同意深化两国利益交融，加强多领域双边经济合作及第三方市场合作。同年9月，中日在东京召开第二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同年12月，习近平在会见来华出席中日韩领导人峰会的安倍时表示，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两国政府支持下，中日企业不仅加强了双边合作，还开始在东南亚、中亚乃至欧洲国家陆续启动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特别是在能源环保、物流、设备制造领域积极试水合作。6

　　 与此同时，日本明显加大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乃至战略投入，对“一带一路”的竞争心理及制衡行动日益突出。特别是这一时期，安倍大幅强化“印太战略”，将其作为日本对外战略的支柱之一，重视并提升与印太各国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其中，日本还特别加强了与湄公河国家的合作。尽管日方并不承认，但外界仍将上述战略行动视为针对中方“一带一路”的体系化、长期化的制衡手段。日本国内战略界也承认，日本这一时期“基于日益增长的竞争意识”，进一步将东南亚和南亚视为与中国竞争影响力的最关键战场。7

　　 1.4 合作放缓，制衡加码（2020年初以来）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改善势头自2020年起趋向减速，矛盾摩擦重新抬头。一方面，新冠疫情的暴发与延续阻碍了中日各领域交流，包括高层访问的实施。另一方面，美国加强对华战略竞争态势，刺激并调动日本“联美制华”，重新加强对华制衡措施。2020年中期安倍下台后，其后继者菅义伟与岸田文雄在外交政策上总体沿袭“安倍路线”，一方面维持对华协调合作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强调在对华交涉中的“自我主张”，并公开声称广泛联合“志同道合国家”共同制约中方行动。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日同盟趋向巩固，日本在战略上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倾向强化，中日矛盾进一步凸显，双边关系风险及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在此背景下，中日围绕“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识得以基本维持，但合作节奏有所放缓，日方在合作积极性上的“退坡”比较明显，甚至有意搁置现有合作。中日半官方及民间围绕“一带一路”的机制性对话大多得到保留，但合作气氛及新增项目数不及2018年至2019年期间。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这一阶段日本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方针是“将主导权逐步交给企业”8。但在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的情况下，民间资本的活跃度也不可避免出现下降。目前，中日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整体处于协议状态或起步阶段，在两国企业推动下，已启动项目中不少正在产生经济效应，但也有项目因为海外疫情或一些经济、政治原因陷入停滞状态，或中止合作模式改由中日其中一方承担。

与此同时，日本针对“一带一路”的制衡措施布局却在加强。一方面，日本更加积极地推动“印太战略”，支持强化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QUAD）以及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不断扩大与印太“民主盟国”的经济合作。针对新冠疫情下经济安全保障问题的凸显，日本以摆脱对“特定国家经济依赖”、实现供应链多元化部署为名，开始推动在华日企将生产线撤回日本或转向东盟，同时积极与美、印、澳乃至欧洲国家组建供应链合作网络，强化高科技产业同盟，而将中国排除在外；9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企业日益活跃的海外经济活动特别是基建项目出口，日本在持续加强自身投入、开展海外公关的同时，更为频繁高调地宣扬所谓“债务陷阱论”“经济胁迫论”，抨击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及商务模式，借此进一步对冲中国海外经济影响力的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