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是个大国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常识，然而恰恰是常识，才很难将之纳入真切的分析，无论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

　　 第一次感受到基于“大国”的分析而令人着迷，是在五十多年前。当时我刚参军不久，读《毛泽东选集》里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下简称《红色政权》），尤其是第二节，太令人信服了。没引经据典，除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命题无法直观把握，毛泽东只是摆明了一些简单的事实，然后一一勾连，指出其对于中国革命以及井冈山红军的寓意：中国是个大国；近代以来，她沦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中国太大，各帝国主义国家只能通过驻扎于城市的军阀间接控制中国；这就在远离城市的各省交界处的农村留下了一些空隙，在那里就有可能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那里不仅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还曾经历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虽然革命理想和追求很重要，但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几乎无关。毛泽东根本不在意今天的法律人非常关心的好词坏词（“政治正确”），例如当时令我不解也不爽的工农“武装割据”——毛主席你怎么把红军和军阀的行为等量齐观？他只是分析，在这种条件下，红军可以如何行动，该如何行动。新老军阀割据混战，当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统一；这当然很糟，确实很糟。但仅此吗？真的吗？不正因为这种不统一，才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创造了最现实的可能，一个难得的环境？毛泽东指出，在西欧各国，反倒没这种可能。

　　 这就是社会科学的分析思路，这就是实事求是。没有一丝教条。

　　 在毛泽东那里，基于大国的此类分析比比皆是。在抗战初期，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除其他条件外，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即便是弱国，中国也仍然是一个大国；他还无情地以被灭的小国和弱国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作参照。①不只用于勾勒宏伟蓝图，也用于非常现实具体的决策。1945年4月至6月，抗战还没胜利，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作了几次报告，反复强调：东北特别重要，极其重要；只要有了东北，即便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中国革命胜利也有了巩固的基础。②两个月后，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当即派出了1／3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万干部，10万大军，星夜兼程，抢占东北。他不只是考虑到背靠苏联在空间上的战略安全，还考虑到东北的工业能力对于解放战争胜利和未来（时间上的）对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讨论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问题。③这些问题都与中国是大国有关。新加坡就没这些问题，韩国和日本，乃至英法德，也难说有与此类似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备战，根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在国防上的战略位置，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地区，④就因为中国是大国。这还不仅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上，毛泽东同样曾详尽指出，大国——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前，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影响，既是优点，也是问题。⑤

　　 改革开放以来，大国仍然是，并始终是中央一系列重要决策和规划的底色。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多次提纲挈领地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大是因为中国疆域大，人口多，小则因为中国经济规模还太小。⑥在有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中，有人夸大小岗村经验，说是“一包就灵”。邓小平务实、开放，肯定安徽省“在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强调“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尤其是要求宣传上不搞“一刀切”；“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⑦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在深圳等地试办“特区”。⑧1984年，中国进一步开放东部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此后，又在东部以及其他地区陆续采取了对外开放的举措。这一系列决策背后的基本考量和判断是，在改革中，尤其是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非常不同，必须充分利用各地的自然地理优势。这意味着，不能继续按农耕中国来考量和规划中国，要换脑筋，换视角。若是农耕中国，重要的就只是土地面积、土质和灌溉，地理位置就不太重要，关中会比深圳更好。一旦对外开放，就会引发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同，这就要求对整个中国有新的长期规划。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七五”计划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十多年后，针对中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持续增大，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增大可能隐含的诸多长远问题，1999年年底，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力求以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并巩固国防。2020年5月，针对中国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我们还可以继续以此种眼光来思考“一带一路”，主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

　　 最晚近的例子之一则是中共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首先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由于中国人口比当下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多，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⑨

　　 所有这些都提醒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问题，乍一看很简单、抽象，无关紧要，只是一沾上了“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新问题，甚至大问题——我的意思是，需要重新审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体量，即便只是个中国问题，也不是仅对中国有意义。尤其是在现当代，中国问题几乎不可避免地有了国际意义。想想，“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抢占背靠苏联的东北根据地，十大关系中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三线建设，对外开放，经济特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巩固国防”，“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只是，这里最关键是做好中国的事。

　　 从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考量中，我们确实可以察觉到中国国家和社会的一个持续且显著的特点：“大一统”。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可谓“大”；政令制度标准尽可能统一，即为“一”；协调兼容种种利益分歧，是为“统”。这既是这片疆域的产物，也是对这片疆域的回应。

　　 并不只是因为皇权的强加，它真的深入人心。这一点，是多年后我重读《红色政权》时的顿然感悟。从毛泽东使用的诸如“不统一”“武装割据”“内战”这类用语中，我察觉，当时各地军阀，哪怕各自背后有外国的影子，也未必都想着分裂中国。至少许多军阀还想统一，关键是由谁来统一，最好是自己。即便有军阀知道自己就是个“丫鬟命”，我也不愿被你老蒋统一，哪怕你有中华民国的牌子——甚至恰恰因为我认为你是占了中华民国的牌子。只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吗？不大像。张作霖当然借助了日本人，占据了关外。但皇姑屯事件证明他真没投靠日本人。而且，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后，也就是这些割据各地的军阀，纷纷加入了共产党倡导的以蒋介石为领袖的抗日统一战线。他们并不是认同蒋介石，而是不同程度地，认同中国的“大一统”。

　　 别忘了，甚至于投靠日本人的汪精卫，打出的旗号也是“曲线救国”，还让日本人在华北扶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当然是欺骗。骗谁？首先是自欺。他虽然当了汉奸，内心还是有点煎熬，只能“又当又立”。但他也想骗广大不识字、不太了解世事的中国老百姓，因为他们认“大一统”。

　　 二、历史中国的大一统

　　 “百代都行秦政法”。我们可以（通常也都）将“大一统”追溯到秦始皇的诸多制度措施：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书同文，车同轨，以及实行郡县制等等。但稍微多了解一点，我们会发现，这是历史中国一个并非有意但真就是前赴后继的事业（自生自发的秩序？）。后世几乎每一个足够长久的朝代都会与时俱进，推出些许有“大一统”寓意和功能的制度和措施。如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独尊儒术）”。以此为基础，汉武帝时就可以从各郡“举贤良文学”（选举），经魏晋的“察举”，到隋唐最后确立“科举”，陆续打开和完善了选拔人才的渠道。东汉就有了“异地为官”，门阀制度自然难以长期维系。明、清两朝，为推进“异地为官”，先后在西南和中南的滇、黔、桂、川、湘、鄂6省“改土归流”；在西北、青海和川藏，也实行了一些与“改土归流”功能相似或相近的措施或制度。与选举、科举以及“异地为官”等制度配套的还有“官话”，这种空口无凭、无迹可寻的“东西”，居然也成为“大一统”的一维。

　　 所有这些，客观上从各地和各社会阶层中选拔出，接着继续培养，逐渐有了一个不再局限于本乡本土，有家国天下概念，理解自己政治责任的政治文化精英阶层。主要通过他们，历朝历代，皇权逐步将农耕区及其周边的渔猎、游牧、高原和绿洲区整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国。不是靠什么成文“宪法”，而是靠这套“大一统”的复杂系统，以及一代代前赴后继的深谋远虑和适时应对，实现了“合众为一”。

　　 我们也完全可以，甚至就应当向前追溯与“大一统”相关的实践，勾勒那些令人眼花缭乱，几乎无从辨认的制度和知识的谱系。就如同很难说青藏高原上究竟哪一绺冰川的哪一滴融水，是长江或黄河的“真正”起源一样。教科书上最有道理的定义，也不应替代或遮蔽智识的提问和理解。

　　 例如，看似与“大一统”完全背道而驰的西周初年的“分封建”，换个角度，完全可以说，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是“大一统”的先驱。夏、商两朝，据说，基本制度架构都还是“部落联盟”，这是只有“合众”，还不可能“为一”。“分、封、建”则断然不同，那可是西周对疆域和民众统一“划分”“编制”“建档”，再“发证”。“分”，是周天子（中央政府）具体划分周朝的土地和人民，由各诸侯管理；“封”，是周天子按标准赋予各诸侯不同等级的政治地位，周天子、诸侯、卿、大夫由此就有了一个网状的行政体系；“建”则是周天子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根据各种情况——例如针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建立诸侯国。但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全社会必须有共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分封建因此可以说是通过“化一为众”，才能明确责任，明确责任人，然后才可能“攥沙成团”，“合众为一”，构建起这个大国。

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在感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后，还有感叹者的抱怨：“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⑩这首先表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当时周天子的“自嗨”，也不是政治家、理论家畅谈西周的理想制度愿景，而这就是当时众人分享的理念，由此可以推定它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