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禅宗，如今往往简称为“禅”，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即公元纪元前后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土壤上传播、扎根、发展，逐步实现“中国化”，形成佛教中的汉传佛教一系（佛教传入中国，形成独具体系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南传今越南等地，是为“汉传佛教”。佛教的另外两个系统是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自南北朝末期，又先后形成一批宗派（一般被认定为宗派的有天台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净土宗和禅宗）。宗派佛教相继形成，标志着在中国传播约六百年的外来佛教已发展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禅宗则是中国佛教诸宗派中传播最为广泛，对于思想、文化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宗派（还有所谓“净土宗”，相比禅宗，则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对社会生活和民众精神同样造成巨大影响）。钱穆曾说：

　　 故在全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文化史上，自唐以来一千数百年，广东有六祖，福建有朱子，几乎掌其枢纽，汇为主流；其影响力之大，其它各地区，皆莫与伦比。

　　 这里提出的“六祖”指禅宗南宗祖师慧能，是禅宗代表人物，“朱子”朱熹则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两者确乎可看做是“自唐以来”思想、文化潮流的主导者。当然客观地说，禅宗的地位、作用、影响远不能和被宋元以来历代朝廷作为御用思想体系的理学相比。

　　 按佛教文献记载，创建禅宗的是古印度来华的菩提达摩（后世写作“达磨”，早期文献作“达摩”）。不过按之历史实际，作为宗派的禅宗应形成于唐初即公元七世纪初，当时，后来被认定为四祖的禅师道信在今湖北长江北岸的黄梅（今湖北黄梅县）建立禅苑，聚众弘法，标志着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新宗派禅宗形成（中国佛教的宗派都是后世给予的名称，作为宗派的“禅宗”的称呼是中唐时才使用的；在这之前“禅宗”一语大体指习禅一派僧人）。佛教在传入中国初期，被朝廷当做一种外来方术来接受、利用，也只有少数外来僧侣或居士在本土人士帮助下译经弘法。直到两晋之际即公元四世纪初，有更多外来僧人来华，译经渐多，流传渐广，又适逢“五胡乱华”，时代动乱，国土分崩，方得到社会上更多人的尊信，特别是被统治阶层、主流社会所接受，从而能够在思想文化领域扩展影响。这一阶段算是佛教在中国初传时期，从东汉后期算起，这段时间大约三百年左右。又经过三百年，到六世纪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扎根、发展、走向兴盛的时期，佛教“中国化”逐步深入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佛教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普及，各部派（佛陀创建佛教，在他寂灭后逐步分化为二十左右个部派，部派各有传承，各有自己的“三藏”经典）经典翻译已相当完备，除了有更多外来僧人或居士来华活动，更有不少中土人士怀着追求佛教真义的热情不避艰危，西行求法。而对于中国佛教发展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这一时期本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僧，他们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和撰述，从而使佛教在与本土思想、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中得以独立地发展，创建起一批中国佛教“义学”（“义学”本来指中国传统的经义之学。南北朝时期佛教借用这一概念，当时的佛教“义学”指教内外信徒围绕翻译经论所进行的有关教理的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具体经论的疏释之中）“师说”（当时的著名学僧，从事专经、专论的研习，有所成就，称之为“师”，如“成实师”〔鸠摩罗什译《成实论》，下同例〕、“涅槃师”、“毗昙师”、“地论师”、“摄论师”、“俱舍师”等）。到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具有各自思想体系（因为是宗派佛教，区别于传统佛教的“教义”，称“宗义”）、修持方法的中国佛教派别陆续创建起来，称为“宗派”。宗派佛教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开创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局面、新阶段。

　　 学术界一般认定中国佛教宗派有八个。这八个宗派“中国化”的程度不同，后来的发展状况及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也显著不同。其中三论宗、慈恩宗、密宗大体仍保持外来佛教的基本面貌，三个宗派的宗义分别继承印度大乘佛教发展三个大的阶段的内容：“三论”指印度龙树一派的三部论书，龙树著《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著《百论》，另有龙树著《大智度论》，是发挥大乘基本教义“般若”空思想的，是为三论宗所尊经典；慈恩宗是玄奘及其大弟子窥基开创的，宗义体系遵循印度论师无著、世亲的瑜伽行派教理；密宗的典据则是印度佛教烂熟期的金刚密教，它的宗师是外来印度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律宗讲戒律。戒律本来为佛教各派系所持守，但在中国有个如何适应本土环境的问题，中国的律师要解决这方面矛盾，研究相关问题。东晋以来中土译出四部主要律书（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摩诃僧祇律》，后秦佛若多罗与鸠摩罗什共译《十诵律》，前后秦佛陀耶舍与竺佛念共译《四分律》和宋佛陀什与竺道生等共译《五分律》），律宗持守和研究的是《四分律》，这也是后来中国佛教徒遵循的根本戒律。真正体现“中国佛教”特色的是另外四个宗派。其中天台和华严都标榜以外来经典为宗依（宗派佛教树立宗派所依据的经典）：天台以《涅槃》、《法华》为所宗经；《华严》则以《华严经》为所宗经。它们的宗义都融入本土儒、道思想，实际是在本土文化土壤上来阐释、发挥外来教义，是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相融合的产物，对于中国的思想发展影响巨大。净土信仰被确立为宗派已是宋代的事（大乘佛教主张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和他们所在的佛国土。佛土清净，中国佛教创造出“净土”这个概念。中国佛教流行的主要是兜率天弥勒净土信仰和西方弥陀净土信仰。净土宗宣扬弥陀净土信仰，它的宗义、法系是后来总结、组织起来的）。不过净土信仰早自魏晋以来在民众间已形成广泛流传的潮流，经过南北朝、隋、唐一批净土大师大力弘扬，形成更为简单易行、更为普及的信仰法门，成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信仰。在八个宗派里，就传播广泛、影响深远说，禅宗与净土宗形势类似，但又形成鲜明对比。与净土广泛流传社会下层民众间不同，禅宗发挥影响主要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又净土信仰主要体现为简易的念佛、读经、造像等实践活动，而禅宗则发展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体系，从而对于高层次的思想、文化活动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社会发展也就起到更大的作用。

　　 如上所述，禅宗创立于唐初，当初与其它宗派并兴。但它很快就扩张势力，形成压倒诸宗的优势。到中、晚唐，朝廷御用佛教密教影响基本不出长安、洛阳两都，而禅宗却遍地开花，禅寺林立，特别是江南、两川、河北，成为众多禅师活跃的地方，遂形成禅宗几乎是一家独盛的局面。

　　 前面计算从两汉之际佛教输入到禅宗兴起，经历两个三百年。禅宗从创建、兴盛到衰落大体与唐王朝相始终，跌宕起伏的过程大体又是三百年。唐、五代以降，虽然从形势看禅宗各派基本仍传继有序，仍有著名禅宿在社会上活跃并造成影响，但“禅、教合一”、“禅、净合一”渐成潮流，回归传统，其创新能力已大为衰减。继而两宋理学兴起，理学在本质上乃是适应宋代中国专制体制形态的，以儒家经术为主导，儒、佛、道“三教”融合的产物。宋代建立起更严格、更有效的皇权统治体系，对宗教管束更为严厉，佛教思想特别是华严与禅的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被理学所剥夺、吸纳，佛教整体上更形衰落，尽管历代都有学养高深、才华卓著的禅宿为重振宗风而努力，但总体形势已不可扭转了。禅宗三百年兴起、发展、大盛的历史，创造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后世持续发挥广泛、巨大的影响。例如宋代理学里陆九渊的“心学”一派，就对禅宗的心性学说多所借鉴；后来明代王阳明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加以发展，其弟子中的所谓“王学左派”更吸纳禅宗思想的积极成分，形成士大夫间影响巨大的“狂禅”思潮（本书下面将介绍，在中晚唐禅宗兴盛时期，出现慢教轻定、风格狂放的一派，有些人更呵佛骂祖，张扬毁经灭教。到晚明，士大夫间有一派人如李贽等人接受禅宗思想，激烈地反对经学传统与权威，反对他们的一派加以恶谥，诬之为“狂禅”），推进、丰富了一代文学、艺术创作。直到如今，禅和禅宗仍被人们相当广泛地关注，超越作为宗教信仰，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

　　 上世纪后期，国外佛教研究中出现一个先是由日本学者松本史朗、袴谷宪昭等提出、后来得到西方一些学者响应的不大不小的“批判佛教”思潮。所谓“批判佛教”，“批判”的对象本来是日本佛教，但实际其内容已涵盖整个汉传佛教，包括中国佛教。开创潮流的松本史朗、袴谷宪昭以及参与“批判”的许多人都是学有专长的佛教学者。为了阐述他们的观点，陆续出版一批著作和论文集，还有不少文章，进行相当细致、不无说服力的论证。他们的观点得到学界一些人的响应，也引起激烈的争议。他们批判的矛头大体包括三个层面，分属佛学的、宗派的（主要集中在日本曹洞宗，特别是对其宗师道元著作的评价）和社会的（主要是揭示佛教传统的佛性论对于日本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取向造成的危害）。和本书论题相关的是这一派学人对禅宗（日本的禅宗是从中国输入的，又具有民族的、时代的特征。日本的禅宗派系与中国禅宗不尽相同，但基本宗义是大体一致的）的批判。从事“批判”的人意见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看法大体一致。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佛教应持有三个准则：宣说“缘起”（佛教概念“缘起”指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内因”即内在条件和“外缘”即外界条件和合而生起的），高张无我利他的理想（佛教概念“我”指客观实在的主体。大乘佛教主张“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或称“人我空”，是说人乃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法无我”或称“法我空”，是说客观现象界的一切都是因缘生、无自性、刹那灭的）和承认语言表显真谛的价值。而印度大乘佛教的如来藏思想（如来藏，梵文tathāgata-garbha的异译，本义是佛的“胎藏”、“种子”，是佛性遍在众生的另一种表述，内涵三义：一切众生能含如来法身；一切众生为如来法身所摄；如来法身藏覆众生烦恼之中。阐述如来藏思想的经、论有《大涅槃经》、《如来藏经》、《胜鬘经》、《宝性论》和《大乘起信论》等，都是南北朝后期流行的经典）和中国佛学据以提出的“本觉”论（佛教概念“本觉”指人的“心性”先天具有佛智，即人本有的、内在的觉悟；与“始觉”相对，始觉指后天修持得到的觉悟）是与之相对立的；进而论定中国佛教乃是在诸如“道”和“理”之类本土传统意识基础上加以理解的“格义”佛教，不能称为“正确”的或真正的佛教。具体到禅宗，他们主张诸如“无念无想”、“直观”、“不立文字”等一切作为禅的典型标志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如来藏”和“本觉”思想基础之上的，禅又要求终止一切思维活动（包括净心、无念、绝观忘守等），否定佛教的方便说法，因而已“不是佛教”。从而他们得出结论说，禅在中国和日本取得胜利乃是本土传统思想成功地吸纳外来佛教内容的结果。

　　 如此肯定禅不是佛教，像是惊世骇俗之论。但是，如果对这种“批判”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论证是不无道理的，甚至对于真切认识中国佛教包括禅宗的内容、性质、特征有所启发——尽管其结论值得商榷。所以有专门研究禅宗的学者认为“批判佛教”这种论述对于说明中国禅的特征是有价值的。禅宗自诩为“教外别传”，即意味着它自视为有别于传统佛教的另一种佛教，而不再是一般的佛教。“批判佛教”一派学者观点的偏颇在于他们持守自己所理解的佛陀教化的本义，否认历史上的佛教如一切社会现象一样，必然随着传播地域、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变面貌，充实内容；进而他们忽视一种宗教传播到不同国度必然会实现民族化和本土化。“教外别传”的禅宗就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变化，已经相当全面地脱卸印度佛教本来面貌的中国佛教，是相当彻底地实现“民族化”“本土化“的真正的中国佛教宗派。

　　 和上述观点相关联，关于禅宗还有另一种判断。

　　 近代利用社会科学方法整理禅宗史料、研究禅宗，胡适是开拓者。他在1928年与汤用彤通信，曾做出这样的论断：

总结一句话，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