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中国历史上出现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一次是印度佛教的进入；另一次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佛教的进入并未使中国佛教化，却成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儒学化、道学化。而西方文化的进入，情形有很大不同，不仅未能顺利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相反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差一点中断了文化的血脉。而其中儒学的命运最为悲惨，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主流社会否定和抛弃，几乎丧失了栖身之所。这种差异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原因，也有文化自身发展起伏的缘故。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逐步中国化。其时中华帝国出现汉唐盛世，国强民富，在世界上是一流大国，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作为汉唐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儒学正处于上升时期，对于统一国家的治理、社会道德的维持、文化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主导、促进的作用，中国人充满了自信心。虽然其间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以及儒学自身弊端的产生（如烦琐化、形式化），但不足以抵消其辉煌，正宗地位并未动摇。中国人依托博厚的中华文化，迎接佛教的进入，少数人担忧甚至反佛，主流社会则积极接纳，一大批精英认真取经、译经、研经、释经，致力于儒、道、佛的融合，唐代执政者则确立三教并奖的文化政策，把佛教有效纳入社会调控和道德教化体系。中国并未因佛教的进入而改变其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却因吸收佛教而增大了文化的丰富性，儒学在佛教的激励下推陈出新，至宋代形成新儒家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制度僵化，政治腐败，闭关自守，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而统治者不思改革，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理学与礼教则由于丧失仁爱精神和过度政治化，成为统治者禁锢人心、扼杀生机的工具，有识者斥之为“以理杀人”（戴震语），整个社会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鲁迅批判“礼教吃人”也是针对后期僵死的无仁之礼，没有人性的关怀，只有片面的等级服从，其余毒流传不绝。与此相反，西方工业文明蓬勃发展，工商经济创造出自然经济不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极大改善了人类物质生活条件；它所创建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管理模式及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价值理念，使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获得很大的解放，由于这些优越性，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引领世界潮流数百年。当它大规模进入中国之时，在中国人面前全方位显示了它的先进性，也凸显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陈旧落后，使得一批中国精英猛然惊醒，在感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切肤之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要使中国由落后变先进，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向西方文化学习，实现“以夷制夷”的强国目标。他们也由此反省中华文化的不足，包括儒学的弊端，甚至出现矫枉过正的“全盘西化”的论调，出现为了救中华必须毁灭中华文化的偏激主义。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是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即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是知性为主的文化与德性为主的文化的差异，是贵斗哲学为主的文化与贵和哲学为主的文化的差异。西方讲实力强国，中国讲礼让治国。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如孙中山所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1］西方近现代文化具有刚健进取的特点，能量释放迅猛，对中国的冲击力很大。中华文化则具有柔和保守的特点，底蕴深厚但能量不会短期爆发，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之势面前，只能采取守势，节节后退。

　　 由此可见，儒学面临的挑战是空前严峻的，完全不同于佛教进入时的态势，可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诚如贺麟所说：“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试验，渡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消灭，沉沦，永不能翻身。”［2］在这场文化考验面前，弘毅之士不乏其人，也有一些人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心，并预言儒学将退出历史舞台。

　　 西方文化对儒学冲击的两重性

　　 儒学作为中华主流文化传承2000多年，为了适应宗法等级社会与多民族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它自身作过多次调整，不断有新学派产生。但它在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土壤里扎根太深，积淀起深厚的传统，它如何在全新的时代里继续生存，要做哪些大的改革，才能适应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需要，单靠儒家开明派运用传统资源是很难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任务的。西方文化的介入是儒学起死回生的外部关键因素。它把儒学逼到不革新就灭亡的关头，促使儒学界不能不作出深刻反省，在西方民主自由观的参照下，检讨在帝制政治扭曲中“三纲”说之陈腐与危害，破除等级观念与封建家长制，改变闭塞守旧心理，从儒学中拯救其仁学所展现的博爱、平等、兼通等合理内核及五常之德所包含的东方普遍伦理，以便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创建儒学新的理论形态。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是儒学革新的代表，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儒学改革的先驱思想家。谭嗣同兼学中西，研究西洋政治、科学、历史、宗教，看重耶稣教，向往工商繁荣；对于儒学，则扬孟子而贬荀学，又推崇佛家与庄、墨之学，以开阔的视野观照儒学及其现实形态，故能看透礼教弊端，选取仁学精华。他集中攻击专制主义和三纲说，认为其残害百姓，毫无人理，故要冲决君主、伦常之网罗，争取人性之解放。他运用西方平等自由的理念提倡孔子的仁学，首标“仁”之新义：“仁以通为第一义”，把仁学引入现代文明的境界。“通之象为平等”，有四义：一曰“中外通”，“破闭关绝市”，通学、通政、通教、通商；二曰“上下通”；三曰“男女通”，皆用以破“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四曰“人我通”，破己与他的畛域。他认为打破闭塞，通商惠工、富国富民乃“相仁之道”。［３］谭嗣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最早的思想家，他的贡献不仅在揭露为专制政治扭曲化的儒学的腐朽危害，而且活用西方先进思想重新发现儒家仁学的核心价值，将其提升，并与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同时避免了国粹派的保守顽愚和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

　　 西方文化的蓬勃生发的超强势和中华文化背负因袭重担的固陋成鲜明对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成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文化生态发生质变，西方文化包括欧美文化和后来进入的苏联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支配了思想和政治界人士；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儒佛道三家被边缘化，至少在精英文化层面上被视为旧的保守的文化，退出中心舞台。其中儒学被进一步妖魔化，成为封建文化的同义语，成为文化革命的对象，“打倒孔家店”是先进青年中最时兴的口号。引领中国进步潮流的前沿思想家，大都主张以欧美为师，或者以俄为师，决心放弃儒学，扯下孔子这面文化大旗，在文化建设上另起炉灶。这种在社会革命中打倒古典人物、铲除古典文化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欧洲近代文艺复兴运动虽然猛烈批判基督教，但集中批判教会与保守神学，并不否定《圣经》，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则以复兴其思想为己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终被推崇。英国没有人要打倒莎士比亚，俄国没有人要打倒托尔斯泰。即使近代最激进的人物也没有把当时社会的黑暗归咎于古典思想家。

　　 独有中国不反思当代人做得如何，动不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子，要他为2000多年后的中国的衰落负责，千方百计要把中华民族文化象征人物孔子加以丑化，使之丧失神圣性，不再有凝聚力，这等于丑化了中华文化，剪断了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导致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文化危机。胡适提倡全盘西化论，鲁迅把中华文明归结为“吃人”文化，陈独秀认为要提倡民主与科学便要反对孔教和旧伦理。各派代表人物都把矛头指向儒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此外，蔡元培在教育改革中废除读经，使新时代学子不再接受经典的熏陶，从而数典忘祖。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汉字落后论、汉字取消论，推动汉字拉丁化运动。假如这场运动成功，中华古典文化包括儒学的传承必将因汉字载体的消失而断裂，汉族有可能由此而分崩离析。他们所做的已经超出文化改良的范围，在漂亮的革命口号之下，实际上是在挖掘中华文化的根系，扼杀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机，虽然他们主观上是为了救中国，恰好在客观上适应了西方帝国奴化中国、推行文化殖民的需要，其害莫大焉。建国以后，未停止过对儒学的讨伐，孔子成为反面教员。“文革”批孔达到极致，中国陷于浩劫，人们才开始觉醒，发现身处文化荒漠之中，已经满目疮痍了。幸亏中华文化在民众中根基深厚，生命力顽强，已溶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未被文化激进主义摧毁，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若其潜力稍弱，便被冲垮了。中华文化虽然根系不死，但遭到重创，在自觉的层面上被几代人冷落疏远，传统美德气息微弱，道德中国不复存在，人们不懂自己的文化经典而不以为耻，盲目崇洋风气盛行，其负面后果至今还在发生作用，而反传统的传统已形成巨大惯性，有些学人以现代化为理由继续热衷于反传统而不能自拔。

　　 西方话语下的儒学研究

　　 现代儒学研究超越传统经学以经解经的训诂之学、义理之学的窠臼而有新的格局，这要归功于西学的传入，它使中国学人转换了新的眼界和使用了新的方法，故而产生了新的学术。但是西学的理论方法亦有其局限性，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论的态度，不理解或曲解儒学。当西方话语笼罩中国、为中国学人采用而又不能中西融会贯通时，儒学重现在人们眼前的形象如同哈哈镜中的人物是可笑的和丑陋的。

　　 第一，在单线进化论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比西方近现代思想低一级的、过时的学说，中华文化被认为是属于历史不属于现代的文化。早有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引进达尔文进化论，把“物竞天择”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产生极大影响。后来胡适大力推崇达尔文与赫胥黎，认为社会的进步要靠生存竞争，赞美“适者生存”的所谓天演公例，而“适与不适”则要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加以检验，其结论是：中华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4］，因此必须全盘西化。在宗教文化上，西方宗教学进化论学派认为从原始巫术到多神教再到一神教是宗教进化的规律，因此中国各种多神宗教都比基督教低级，儒学没有脱离巫术色彩，也不高级。影响所及，民国年间的中国学界，一方面看好基督教，另一方面提出各种“宗教取代论”，认为儒、道、佛在未来文化建设中皆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第二，在科学主义话语下，儒学研究从探究生命智慧之学蜕变为属于工具理性的专业性学问，被认为不应发挥教化作用，只可成为纯知识系统。上世纪20年代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张君劢认为科学研究客观规律，人生观则是主观的生活态度。丁文江则认为科学万能，那些不能辨别事实真伪的主观的自以为玄妙的各种人生观，包括儒学，都是应当扫除的玄学。胡适引进美国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就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他的整理国故，只是要按照西方科学研究模式把国学知识化、工具化，将其纳入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系列，不再视之为生命的学问，使其丧失养成人格、化民成俗的道德功能。

第三，在自由主义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阻碍民主、反对自由、维护专制的封建礼教。陈独秀倡言：“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他认为儒者三纲之说是“奴隶道德”，所谓礼教乃是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与民主共和绝不相容［5］。鲁迅认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6］鲁迅反对儒学中庸之德，认为仁恕、宽容等说法，表面上调和、公允，实际上是姑息坏事、纵恶养奸，因此他主张痛打落水狗，直至临终也不讲宽恕别人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