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创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和拓展对意识形态斗争规律的认识，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内涵和实质、地位和作用、方式和手段、过程和趋势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习近平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斗争 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不同层面对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规律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创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解放作为自己的宗旨使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和拓展对意识形态斗争本质规律的认识，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内涵和实质、地位和作用、方式和手段、过程和趋势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一、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内涵和实质

　　 本质规律是指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与其他事物之间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从内涵和实质来看，人类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是不同价值观的竞争，其实质是反映和争夺阶级领导权，进而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

　　 早在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批判了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斯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和以各种各样先知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意识形态的神秘、虚幻的面纱，阐述了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和各种唯心史观不同，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不是简单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而是站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思想观念的东西，主张只有实际地推翻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最终把这些思想观念消灭。由经济理论、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意识形态，都是由市民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受物质生产方式所支配，其性质取决于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在阶级存在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核心内容是对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的集中反映，各个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也必然体现在不同价值观的竞争上。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将“自由”“平等”“博爱”等鼓吹为普世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销，对不顺从者就挥舞价值观的大棒进行打压或制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凝聚着全体人民的价值追求，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任何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及其与西方价值观的竞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乃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具有直接或间接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是争夺思想上的领导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例如，在某个国家，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权而斗争，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分权的学说，分权也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是在同一切落后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毛泽东更是明确地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各种敌对势力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以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强调“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及其对维护国家权力、保障政权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地位和作用

　　 意识形态不是脱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生活而自在自为的力量，而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在观念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并且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唯物史观是以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政治事件，一切政治思想、哲学和宗教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这一经典论述揭示了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唯物史观还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在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已有的思想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唯物史观还昭示人们，意识形态的发展绝不是同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正比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可以创造先进的文化，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这样，后来的德国对英法来说也是这样。尤其是19世纪的德国在经济上虽然比英国、法国落后，但在哲学上却能“演奏第一提琴”，取得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较高成就，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一般说来，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而代表没落阶级的错误观念，也会禁锢人们的头脑，成为阻碍真理传播和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方面，促进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毛泽东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中科学的、民主性的精华，排除其愚昧的、封建性的糟粕，为建设独立、自由、统一、强大的新中国而奋斗。他明确地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具有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论者。但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邓小平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指出：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发展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