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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琢 陈子昊:论章太炎的平等思想——齐物哲学与中国现代价值的建立

更新时间:2023-01-08 23:38:17
作者: 孟琢   陈子昊  

   建立平等是中国现代价值的基本维度,也是中国文化回应现代挑战、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重要进路。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对平等进行了深入思考与积极实践,他以《齐物论释》为中心,在真谛层面建立平等的形而上学基础,在俗谛层面进行彻底的思想批判与历史主义的文化建设,体现出鲜明的思想特点与创造性。齐物哲学是太炎思想的根本纲领,平等也成为他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要义。

  

   太炎的平等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他如何贯通庄子与唯识、华严思想,为平等建立起根本性的哲学基础?真谛的“一往平等”在俗谛中能开拓出怎样的“破”与“立”?这些问题围绕着“真-俗”的张力关系依次展开,成为探讨太炎平等思想的基本线索。太炎的平等思想与“五四”运动的平等追求,既有内在的渊源,更体现出鲜明的理路差异。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将太炎与“五四”进行对话,更为理解其平等思想的历史价值提供了关键性的文化坐标。

  

   一、由荀入庄:章太炎平等思想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对平等的呼唤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启蒙之路。在太炎的青年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家已然在东方文化中开掘平等的思想资源。其中,谭嗣同的《仁学》对太炎平等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仁学》中,谭嗣同从佛学出发探讨了平等的哲学依据,寻求泯除差异的绝对平等,“意识断,则我相除;我相除,则异同泯;异同泯,则平等出;至于平等,则洞澈彼此,一尘不隔,为通人我之极致矣。”他认为儒、佛、耶三教皆有平等思想,进而将中国文化的平等思想上溯至孔子。“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其政治思想体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太炎早期平等思想体现出对《仁学》的内在回应。1897年,太炎从宋恕处获读《仁学》,怪其杂糅,对阅读佛典的建议亦不甚措意。在《訄书·平等难》中,他对以佛学建立平等的思路进行解构,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消解众生平等的普遍性:“昔者平等之说,起于浮屠。浮屠之言平等也,盖亏盈流谦,以救时弊,……揉曲木者,不得不过其直,恣言至其极,则以为鷇卵毛鳞,皆有佛性,其冥极亦与人等。”在他看来,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是抗争种姓制度的救弊之说,“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的绝对平等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在《訄书》中,太炎立足俗谛探讨社会制度的平等建设,体现出鲜明的荀学特点。他提倡法律平等,从建立普遍政治秩序的角度肯定法家的历史意义,“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歧于律。汉文帝时,三族法犹在,刑亦酷矣。然断狱四百,几于兴刑措之治者,其律壹也。”他与孙中山一起拟定《均田法》,设计了土地改革的初期纲领。可以说,太炎早期的平等思想已然触及到社会制度的两个基本层面——法律建设与土地制度,具有充分的现实品格。

  

   1906年,太炎出狱东渡日本,由此展开了学术思想的根本转型。他绍承乾嘉之学,将传统“小学”发展为独立的“中国语言文字之学”,开创了章黄之学的研究传统;他建立起以《齐物论释》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统摄了自己博大的思想世界。“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平等思想是齐物哲学的核心旨趣,它伴随太炎学术思想的拓展而获得了彻底的深刻与丰富。一方面,太炎为平等思想建立真谛依据,他在1906年撰写的《人无我论》《俱分进化论》中指出,“然则能证无我,而世间始有平等之大慈矣”,“一切众生,及与己身,真如平等无别异故”,体现出以“无我”证成真如平等的基本思路。到了1910年撰定的《齐物论释》中,更将庄学与佛学融会贯通,建构起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形而上学体系;虽然同为据佛立说,其哲学品质则远迈《仁学》。一方面,建立真谛不等于脱离俗谛,太炎建立齐物哲学的时期正是他无畏生死地投身革命的时期,“作论者其有忧患乎”,《齐物论释》的写作伴随着浓郁的时代忧思。因此,真谛平等不是脱离现实的玄思,而是为俗谛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真欲人类平等,非简单之人类平等说所能召致,其必超绝数层,然后退有后效。”在太炎的平等思想中,真谛平等与俗谛致用是内在统一的,具有充分的现实关切与实践空间。在五四运动之后,太炎虽然淡出了思想界的第一线,但对平等的思考与呼吁,始终延续着《民报》时期的立场与理路。

  

   纵览太炎平生学术,以1906年东渡日本、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和浙图版《章氏丛书》刊行为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期。太炎平等思想的发展历程,与其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是一致的。就思想渊源而言,太炎的平等思想经历了“由荀入庄”的转变,其旨趣由以荀学为核心的制度建设转向了以庄学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思想实质而言,这一转变体现出“转俗成真”的向度——“转俗成真”脱胎于唯识学的“转识成智”,无论是识与智、俗与真,都具有本质性的统一关系。因此,“转俗成真”必将指向“回真向俗”,太炎平等思想的“由荀入庄”并不意味着与社会实践的割裂,恰恰相反,它是通过“以庄摄荀”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这种真俗之间的张力关系,是我们考察太炎平等思想的基本框架。

  

   二、真如缘起:章太炎平等思想的真谛建立

  

   在《齐物论释》中,太炎开宗明义地指出齐物不是“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的“世俗平等”,而是排遣语言文字、意识活动之后的“毕竟平等”,亦即形而上学的真谛平等。《齐物论释》建立真谛平等的哲学理路是什么?这是理解太炎思想的根本命题,也是难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探讨。总体上看,他们主要从庄子与唯识的贯通出发来理解太炎的平等思想。问题在于,齐物哲学的佛学依据并不限于唯识一家,而是唯识与华严并重——“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所谓摩尼见光,随见异色,因陀帝纲,摄入无碍,独有庄生明之,而今始探其妙,千载之秘,睹于一曙。”太炎对佛教的改造与对革命道德的提倡,亦基于二者的会通:“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自非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必不能制恶见而清污俗。”《齐物论释》的篇章结构也是先证“法相唯识”,再明“无尽缘起”的。在佛学史上,唯识与华严交映生辉,体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庞大的义理体系以及充分的创造性,太炎对二者的吸收与碰撞,将《齐物论释》的思想深度不断推进,达到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高峰。因此,只有立足《齐物论》与唯识、华严的分别互证,以及由此呈现出的思想层次及其统一性,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齐物论释》建立真谛平等的整体理路。对于这一问题,张志强敏锐地把握了《齐物论释》义理展开的内在逻辑,开启了充分的思考空间。本文结合《齐物论释》的论证方法与思维特点,加以进一步的讨论。

  

   在《庄子》与唯识的会通中,通过“丧我”来排遣我法二执、证成万法唯识之理,进而根据《大乘起信论》“一心生二门”的结构,抉择第九菴摩罗识以为真如心体,这是《齐物论释》建立真谛平等的第一个基本环节。建立真如是真谛平等之基础,当心体具有了作为心物世界本源的本体性意义,也便因之建立起绝对的平等——没有任何因素超出其外,也便没有任何因素能够凌驾其上。建立真如是个体平等的哲学基础,但如果过于强调绝对的个体意义,个体与群体、自由与秩序、意志与价值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也就蕴含着内在的对立、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新的不平等。正因如此,在建立真如的基础上,太炎由唯识走向华严,将庄子的“万物与我为一”与华严的“无尽缘起”进行会通。他以对黄金有识、无情有性的论证为基础,吸收智俨、法藏、澄观以来的“性起”之说,以如来藏缘起摄持无尽缘起,建立起无尽真如之间一多相摄、圆融无碍的平等法界,这是《齐物论释》建立真谛平等的第二个基本环节。如果说,现代哲学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而回应了自我中心主义以及相应的现实矛盾,那么在齐物哲学中,真如心体超越了主客对待的结构,更通过“真如缘起”的证成,在无尽真如彻底的交互关系中调和矛盾、证成平等。从时间上看,我们不得不为太炎哲学的超前性与寂寞命运而深深感叹。

  

   《齐物论释》将庄子思想与唯识、华严分别相会,充分吸收《大乘起信论》的如来藏思想,建立起次第分明、相摄无碍的哲学体系。在佛教史上,华严宗是在对唯识宗的吸收融会中不断成熟的,“华严三祖法藏在吸收法相唯识学的三性说、种子六义论的过程中,形成了法界缘起的同异、相即、相入理论,全面批判、融会法相唯识学。”在齐物哲学中,法相唯识与无尽缘起之间交相统摄,作为诸法实相的“真如缘起”圆满体现在每一微尘及其所摄的法界整体之中。关于真谛平等的整体理路,张志强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论述:

  

   首先,通过破执显真,在破除固有价值秩序的前提下,确立起每一个体自足自立、绝对无待的价值,从而确立起无所依傍的自尊无畏的道德,这即是“不齐而齐”;其次,则能够从每一个体所依赖的具体限定性条件出发,来理解其所以如此的缘由,从而在相互依赖、相摄相入的无尽缘起意义上确立起一个并不相互冲突而是能够相互会通的俗界,这即是“物各付物”;第三,则经过再次辩证,在真与俗之间确立起更高一重的综合“物各付物”与“不齐而齐”的平等关系:俗与真一样,都是可以自足自立的领域,因此,俗与真之间也是平等的。

  

   他精准地把握了齐物哲学的整体框架,但用“正-反-合”的辩证逻辑来统合太炎的思路,则仍可商榷。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能否用黑格尔来解释齐物哲学。在《齐物论释》中,太炎阐发庄子的“两行”思想,对黑格尔的“正-反-合”进行批判:“证无生灭,示有生灭,此亦两行也。若海羯尔有、无、成之说,执着空言,不可附合庄氏。”海羯尔即黑格尔,有无成即正反合,太炎对“有-无-成”的批判与对目的论的反思密不可分,彻底质疑了先验的历史理念与历史方向;在黑格尔哲学中,“正-反-合”指向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有内在的时间线索,在齐物哲学中,时间是虚幻的、个体性的,无法成为普遍的哲学框架。既然如此,用黑格尔的逻辑阐发齐物哲学,似乎违背了太炎自身的思想立场。

  

   我们认为,太炎主张“天均两行”之道,“和以是非者,则假天钧为用,所谓随顺言说;休乎天钧者,则观天钧自相,所谓性离言说。一语一默,无非至教,此之谓两行也。”“天均”是万法唯识、见相不二的本体论,“两行”是调和矛盾、会通异说的认识论。“齐物云者,谓一切知见,若浅若深,若真若俗,若正若倒,和以天倪,靡不会归真谛,亦非是无高下差别也。”齐物哲学在真如本体论的高度上消解对待,一切矛盾不需进入任何时间框架,即能当下实现根本性的统一与调和。正因如此,真与俗之间体现出“两行”的平等内涵——“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从字面上看,二者之间有一个“始终”的时间过程,但无论是“转识成智”的唯识寓意,还是“始卒若环”的庄学意蕴,真俗之际都呈现出圆融无碍、超越时间的当下平等。无论唯识还是华严,二者均可建立起形而上的真俗无碍,也就没有必要“再次辩证”以实现平等了。

  

   “天均两行”的平等之义,让太炎的学术思想具备了高度的丰富性与调和性:“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著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可以说,太炎学术的多元与博大,正建立在真谛平等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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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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