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西安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员、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屈佳荣，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科研助理

　　 来源：《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4期，99-126页；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

　　 【内容提要】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升级。与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时的妥协立场不同，乌克兰这次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态度。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乌克兰成为地缘竞争的对象，其国家建构方式构成了博弈的重要内容，这为理解乌克兰危机及其升级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思路。西方倡导公民民族主义，俄罗斯则依凭族群民族主义，促使乌克兰国家建构在上述两种路径中摇摆。2014年以后，乌克兰迅速向西方靠拢，采取公民民族主义建构方式，却因民主化转型困难，内核仍然是族群民族主义，引发民族主义上升和民粹主义抬头。受此影响，乌克兰按照北约模式进行军队改革，在国际谈判中立场强硬，使得《明斯克协议》执行困难，导致危机升级。从国家建构视角理解乌克兰危机，本质在于乌克兰未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国家建构路径，在外部干预下国家分裂，这为多民族国家建构带来重要启示。

　　 【关键词】俄乌冲突  俄欧地缘博弈  乌克兰国家建构  公民民族主义  族群民族主义

　　 2022年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命令，并以“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为目标，于24日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和大多数人的预期不一样，也与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时不同，此次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持续多时，至今未见停止的迹象。由此产生的疑问是：自2014年以来，为什么乌克兰危机未见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国内外学界已有诸多文献探讨这一问题，大多从地缘博弈视角出发，将其归结为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变化。俄罗斯官方也一再强调北约东扩是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缘由。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分析并不全面，并提出俄罗斯逐渐向“帝国”演变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并升级的主要原因。乌克兰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俄罗斯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纠葛，地缘政治分析有一定道理，却不足以完全解释乌克兰危机及其升级的内在逻辑。

　　 本文承认地缘政治对乌克兰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但乌克兰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能动性也是不能忽略的方面。从上述思考出发，本文试图从国家建构的视角，论述西方和俄罗斯两种不同国家建构类型对乌克兰发展道路的影响，其中包括进而引发俄乌冲突的方面。

　　 具体而言，西方国家倡导公民民族主义，淡化民族概念，依托公民教育，以公民认同取代民族认同，实现国家建构。与之相反，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则采取族群民族主义，基于国家和民族的双重建构，实现国家和民族认同的统一，形成民族国家。西方和俄罗斯秉承的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方式影响着乌克兰的现代化转型——在不同总统执政时期，乌克兰随外部影响而发生变化，在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建构路径之间摇摆，后逐渐脱离俄罗斯预期的发展轨道，危机发生。2014年，随着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俄乌关系恶化，乌克兰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乌克兰坚定地倒向西方。然而，一方面，在按照西方道路进行民主化改革时，乌克兰的国家能力削弱，难以消除社会分层、寡头统治等问题；另一方面，俄乌关系变化后，乌克兰存在强劲的民族主义和压制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少数族裔的行为，用公民民族主义包装族群民族主义，民族情绪强盛，民粹主义抬头；而同时推进的军事改革为《明斯克协议》的落实增加了难题，危机升级。

　　 从地缘政治博弈和国家建构视角解读乌克兰危机，有助于认识乌克兰所处地理位置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影响的方面和乌克兰自身的政策能动性——危机的发生是内外力量相互影响的结果。本文立足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分析视角，拟对两种路径的各自特点进行研究，并以此来说明，国家建构的成功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否则容易引起国家建构过程的挫折。乌克兰是一个典型案例。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乌克兰国内民众的团结，坚决抵抗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滋生了排外情绪，催生了民粹主义，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的重要因素。根据上述逻辑，本文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论述地缘博弈与国家建构的联系；第二部分梳理地缘政治博弈下乌克兰的国家建构历程；第三部分讨论2014年以来在民族主义和军事改革影响下，乌克兰采取的强硬立场，以及《明斯克协议》的执行障碍，并分析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原因。

　　 一、地缘博弈与国家建构

　　 （一）国家建构：概念与类别

　　 国家建构包括民族建构和民族国家建构等内容，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因此国家建构这一概念的边界有时是模糊的。国家建构研究的兴起与“找回国家”的学术思潮相关，重视国家在社会中的自主性，突出国家制度能力和服务的范围。福山认为，国家建构涉及政府制度以及强化现有政府的过程，从制度能力和功能范围来看，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进而重点关注国家失败的原因。安德烈亚斯·威默从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发生分裂的疑问出发，论述了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指出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志愿性组织、语言的同质性对国家而言的重要性，它们有助于提升国家凝聚力，促进国家建构的成功。就当今世界的总体情况而言，民族国家是最基本的行为体，其中包含民族与国家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有学术观点认为，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区隔型政权有关联，基于独立民族共同体进行划分，使得民族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为现代国家提供执政合法性。因此，对于国家建构过程的完全理解需要考虑国家和民族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上的建构呈现出复杂的辩证关系：国家建构为民族建构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和活动的领土场所，民族建构为国家的运转提供了有效的合法性依据和全面的资源支持，两者共同塑造出民族国家，即国家和民族的双重建构进程。

　　 一些学者在论及国家建构时没有着意区分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两个范畴，有时混淆使用，从而默认了国家建构带有国家和民族建构的双重含义。我国学者叶江指出，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的内涵“包括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各项国家制度以促进国家的政治整合，以及建构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两个方面……蕴含着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所不可或缺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意涵”。从国家建构的维度来看，是否具有自主性是判断国家成功与失败的主要标准。成功的国家建构意味着国家在社会中保持较大的自主性，并能有效地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相反，失败的国家建构往往缺乏自主性，也难以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大多数制度停留在纸面上，政策缺乏连贯性和执行力，最终导致经济崩溃或者社会动荡。

　　 民族建构与民族主义有联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通常主张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非人格化的国家依托主权的持有者（民族）实现权威统治。民族主义的起源众说纷纭，现代化理论是较有影响力的一种，认为民族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及工业化基础上。民族主义依托着安德森所说的那种“想象的共同体”，塑造出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相结合，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根基。从而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之间有逻辑关联，其中包括两种路径：族群民族主义路径和公民民族主义路径。

　　 族群民族主义提出，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血统、情感及文化联系，构成国家认同的基础。与此相反，公民民族主义将公民身份政治作为国家建构的中心，淡化民族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基于利益而非情感塑造政治认同。具体来说，政治上，族群民族主义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力；而公民民族主义则认为，不同民族的人可以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民族的属性来自公民身份。文化上，族群民族主义认为，民族的属性由族群决定，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高度重合；而公民民族主义则认为，个人的民族属性来自共同的公民身份，国家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结合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来看，西方国家大多采取公民民族主义，而中东欧国家则往往认同族群民族主义。然而，这种分类也受到了较多批评。因为公民民族主义容易与自由主义相联系，族群民族主义则与暴力相联系，似乎给了人们前者优于后者的印象。实际上，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难以泾渭分明地彼此区分，所有民族国家由公民和族群文化构成，将民族国家界定为“公民”和“族群”，反映了公民和族群文化共存形成的紧张关系。

　　 （二）地缘博弈与国家建构

　　 民族国家在自身的形成历史中选择了不同的路径，国家建构模式也因此成为地缘博弈中的重要方面。

　　 民族国家首先出现在欧洲大陆（西欧），民族和国家间有较为良好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民族和国家两个范畴之间开始出现裂痕，民粹主义抬头，身份政治日益凸显，却不妨碍欧洲将它们的模式作为样板。欧洲倡导自由民主制度，要求国家具有自主性，与社会分离的同时能有效地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总体上国家能力不强。立足于公民民族主义，西方国家主张通过国民教育构建出公民身份，强调跨界族群的统一和多元文化共存，意味着国家和民族建构统一，淡化民族建构来实现国家建构。为此，西方国家建构重视国家与社会分离，国家扮演着中立角色，防止出现强大国家过多干预社会。当然，西方民族国家出现后，也多次引发局部和世界性大战。为了摆脱战争，西欧国家开始联合，成立了超国家的组织——欧盟，将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作为核心规范，试图影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建构。

　　 《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第二条规定：“联盟建立在尊重人类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以及人权（包括少数民族权力）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在一个奉行多元化、非歧视、宽容、公正、团结和男女平等的社会中，这些价值观为成员国所共有。”冷战结束之后，欧盟开始东扩，准备加入欧盟的国家须遵守上述规范。该规范进而成为加入欧盟的基本条件和“欧洲化”概念的核心。2004年，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欧盟在边界大范围东扩的情况下，进而提出“睦邻政策”，以实现欧盟周边治理。尽管“睦邻政策”没有给周边国家提供入盟前景，却与欧盟东扩的要求一致。参与“睦邻政策”的国家与欧盟必须持有共同的价值观，遵守市场开放原则，完善法律和行政改革，构建出多元化的社会。2009年，欧盟升级“睦邻政策”，提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在签署的《东部伙伴关系宣言》中，“民主”“经济”“安全”等都是核心词汇。

　　 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对象国均为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也构成着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地区。为了争夺该地区，欧盟与俄罗斯展开了激烈博弈，而国家建构方式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俄罗斯的国家建构历经了较为曲折的发展。独立之后，受西方影响，俄罗斯很快接受了西方的国家建构路径，实施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基于公民身份认同来实现国家建构。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转型遭遇重大挫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