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植物作为诗歌创作中出现最为频繁的意象之一，已经超越文学创作过程中描绘对象的范畴，成为创作主体生存诗学的独特表达形式。西方诗学传统在家庭、宗教和生态三个维度的伦理冲突也反映了现代人在种种伦理困境中挣扎求存的场景，凸显了诗人们对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人伦秩序、价值观念和生态环境的反省和深思。以往对西方植物诗学的研究少有从此方面入手，分析伦理冲突的生成与解体机制为我们理解植物诗学和生存哲学提供了全新的诠释角度。

　　 关 键 词：伦理冲突  植物诗学  生态  生存哲学 

　　 在浩浩汤汤的西方文学史中，包括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在内的众多著名诗人都对植物入诗有着独特的青睐，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更是以“植物诗人”的称号享誉世界，植物书写的历史传统在新时期的诗坛创作中以强大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和传承。“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同样可以具有特定的伦理意蕴。作者笔下的自然经过作者心灵的过滤和再生，成为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诸如屈原笔下的香草、陆游笔下的梅花、周敦颐笔下的莲花等，从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主体人格的写照，因而带有鲜明的伦理特征。”[1](P9)而在植物这条贯穿西方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主线上缠绕着若干伦理结(ethical knot or ethical complex)，伦理结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伦理结构成伦理困境，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伦理困境问题”[2](P258)。诗人笔下样式繁多的植物浸润了创作主体的思想和道德情感，成为文学的审美功能和教诲功能的有机结合体。诗歌并不是长篇大论、平铺直叙的道德说教，而是倾向于将情感经验和道德感悟以看似纠结、矛盾的方式进行编码，这也就要求读者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也要加入分析和解构伦理结的过程中，解码诗人在各个伦理结中所暗藏的真实意图和伦理价值，人类正是从这些伦理结的不断生成与试图破解的过程中找寻生存的意义和真理。

　　 一、植物与家庭的隐喻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3](P14)。诗歌是创作主体思想的投射和生命本身形而上的活动，体现了创作主体的道德情感和伦理观念。家庭生活和情感纠葛在自白派代表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诗歌中占有相当分量的比重，尽管在普拉斯尚且年幼之时父亲就已早早去世，但父亲高大威猛的形象还是给普拉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普拉斯曾不止一次将自己崇拜的父亲比喻成一棵“黑色”“多叶”的紫杉树，在《小赋格》(Little Fugue)一诗中她写道：“父亲!/我看见你的嗓音/呈黑色，多叶，如我童年时，/一篱紫杉的命令，/哥特式，野蛮，纯粹德国式。”[4](P225)普拉斯对父亲的迷恋超乎了普通父女之间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并不能为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所接受。因此，普拉斯并不能在诗歌中直白地表现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只能选择借用紫杉树这一隐喻来寄寓私人化的情感。戴维·霍尔布鲁克(David Holbrook)在评论普拉斯的诗歌时认为：“当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爱和对爱的需求似乎被拒绝时，他用幼稚的逻辑得出结论，爱是有害的。从那时起，他必须把他的道德体系建立在仇恨之上。恨不是爱的对立面，而是爱的倒错。”[5](P20)普拉斯对父亲的格外眷恋使她对母亲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敌意，她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才应该是父亲天然的伴侣，母亲只不过是扮演了妻子这一角色而已。在诗歌《月亮与紫杉》(The Moon And The Yew Tree)中，普拉斯再一次以父亲与紫杉作比，而在紫杉树梢头与其做伴的却是冰冷无情的月亮：“紫杉指向天空。它有种哥特式形状。/目光随它上升，发现了月亮。/月亮是我母亲。她不像玛丽那样甜美。”[4](P205)生机勃勃的植物和毫无生命气息的月亮，普拉斯对父亲的迷恋和与母亲的隔阂通过这一强烈对比而显得愈发鲜明。雄壮的紫杉树意象承载了诗人对父亲沉重但扭曲的爱，而不如“玛丽那样甜美”的苍白的月亮则象征着诗人与母亲在感情上的疏离。在诗歌创造的过程中，普拉斯将自己在家庭方面的伦理冲突和矛盾与自然界的植物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具有突出主体个性和自我意识的象征体系。

　　 在《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一书中，美国诗人露易丝·格吕克被归入“后自白派”(post-confessionalism)诗人的行列，她沿袭了自白派诗人利用植物来暗喻伦理困境的创作传统。格吕克曾在诗中坦言：“我有一套爱的哲学，宗教的/哲学，都是基于/早年在家里的经验。”[6](P410)幼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对格吕克产生的影响可见一斑，与普拉斯有所不同的是，格吕克诗作中关于家庭成员的道德矛盾和伦理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与姐姐和妹妹的手足之争和代际伦理关系异化。这两个方面并不是独立存在、一成不变的个体，而是一个处于动态生成、更新流变的矛盾有机体，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格吕克家庭维度的伦理结得以完整呈现。作为家庭伦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姐妹情谊在格吕克的笔下多呈现一种对抗性的张力，而这张力的来源在于姐妹二人抢夺父母之爱上所产生的伦理冲突。在《黄色大丽花》(Yellow Dahlia)这首诗的一开头，诗人就开门见山地将对妹妹的羡慕和嫉妒公布于众：“我妹妹就像太阳，就像黄色的大丽花。/脸周围如匕首一般的金色头发。/灰色的眼睛，充满了精神。/我与一朵花成了敌人：/现在，我羞愧难当。我们应该是对立的：一个晴朗美丽，像白天。/一个则与其不同，阴暗。/如果有两个东西存在/那么其中一个一定更好，/不是吗?”[7](P51)优秀美丽的妹妹在家中就是象征着蓬勃朝气、积极向上的大丽花，而自己则在妹妹面前相形见绌，失衡的父母之爱使一方变为另一方“阴暗的”影子。妹妹金黄色的头发与黄色“大丽花”的颜色相近，柔软脆弱的头发却被诗人称作是“匕首一般”，暗指诗人与妹妹之间剑拔弩张的姐妹之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在其著作《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从精神分析的层面对手足之争进行过阐释，他认为兄弟姐妹们之间敌意和斗争的目标是对父母的爱意和关注，父亲或者母亲(或某些情况下是另一个兄弟姐妹)对某一个孩子过分偏爱或者给予过多的关注就会引来另一个孩子的仇视和嫉恨，独占父母的爱是手足之争的主要目标。先出生的孩子习惯于独享父母所有的关心和爱护，认为后出生的孩子以脱冕的形式(dethronement)将其从家庭的宝座上替换下来，从而对后出现的兄弟姊妹产生敌对情绪。

　　 格吕克对年幼的妹妹也抱有类似的敌对情绪，格吕克1990年出版的《阿勒山》(Ararat)更是称得上是一本关于手足之争的诗集。“我看着妹妹的女儿，/一个如此像她的孩子，/我感到羞愧：没有什么可以为/想要伤害/一个弱小的、依赖他人的生命的冲动辩护。/我想我一直都知道。”[7](P51)诗人产生了想要杀死自己的外甥女来伤害妹妹的极端想法，但诗人内心深处的伦理意识又迅速敦促自己做出正确的伦理价值判断，压制住了这种有违伦理道德的冲动，并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到愧疚和自责。“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为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人同兽相比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伦理意识，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理性的人。”[2](P39)身处于手足情深与手足之争的伦理矛盾之中，诗人的伦理意识告诫自己触犯了社会既定的伦理禁忌(ethical taboo)，并提醒自己与妹妹之间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伦理关系：“我们就像白天和黑夜，/创造的一体/我无法把一个孩子和另一个孩子/分开，分成两半。”[7](P52)此外，在《动物》(Animals)一诗中，理应相亲相爱的姐妹却因为争夺长辈的关爱而变成草原上相互厮杀的原始动物。“我妹妹和我/从来没有成为盟友/从来没有背叛过我们的父母。/我们有/其他的迷恋：例如，/我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太多/无法生存。/我们就像动物一样/试图共享一个干燥的牧场。/在我们之间，一棵树勉强/能支撑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目光从未从彼此身上移开/谁也没有碰过/能喂饱对方的东西。”[7](P48)一棵树只能勉强维持一个人继续生存，暗含着一个家只能有一个女儿存在的意味。这棵树就是格吕克自身家庭的隐喻，而“草原”则象征着二人各自的所属领地和生存范围。二人都对彼此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替代对方在这个家庭里的位置。尽管姐妹两人都视对方为不可共存的仇敌，姐妹情谊嬗变、亲情伦理崩溃的危机近在眼前，但是她们也不会蓄意破坏对方赖以生存的食物，以确保彼此的安全，“谁也没有碰过/能喂饱对方的东西”。在剑拔弩张的姐妹关系之下还潜藏着不易觉察的手足之情，对妹妹又爱又恨的矛盾情感由此生成。从诗歌最开始杀死“黄色大丽花”的敌意和冲动转变为最后姐妹互帮互助、手足情深的伦理诉求，格吕克以黄色的大丽花这一植物为引，将家庭伦理冲突所经历的结——诫——解的过程以艺术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尽管格吕克诗中的家庭伦理关系呈现一种失衡、混乱甚至冲突的状态，但是她并没有放弃重建健康、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尝试，一直朝着解开家庭伦理冲突、寻求道德救赎的方向不断努力，这也正是诗歌暗含的道德启示和伦理价值所在。

　　 二、植物与信仰的质疑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超感性世界的信念与现代科学精神推崇的理性主义发生激烈冲突，尼采更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借疯子之口说出“上帝死掉了”的名言。[8](P8)在传统宗教信仰受到世俗价值观念严峻挑战的社会大背景下，诗人们尤为重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探索宗教信仰的多重可能性，与宗教题材相关的基督教经典教义、神话故事在诗歌创作中随处可见，且“不断暗示神话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9](P193)。然而，对上帝存在的质疑却使原本虔诚的信仰者陷入宗教的伦理困境之中。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就曾在诗歌中坦言：“我连遭两次惨重损失，/它都在草皮下面。/两次我已沦为乞丐/伫立在上帝门前!/天使——两度降临人间/弥补我的贮存——/强人!钱商——父亲!/我再度陷入贫穷。”[10](P260-261)1858年，狄金森的两位好友先后离她而去，在经历了两次人生的重大挫折后，狄金森对上帝和宗教的虔诚信仰蒙上了一层怀疑主义的阴影。在诗歌中她将上帝比喻成肆意掠夺他人财产的强盗和钱商，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上帝在她心中占有“父亲”的尊崇地位，这三种不同的形象体现了诗人在对上帝的眷恋和诘难中所经历的信念考验和心灵挣扎。对宗教信念既虔诚却又迟疑的矛盾心理形成了西方植物诗学伦理冲突中的第二个伦理结，正如Mirarchi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痛苦，她就不会接受信仰，因为信仰应该缓解痛苦，她发现自己陷入了消极神学家不断质疑和痛苦的循环中。”[11](P9-10)

诸神消逝，上帝缺席，天地之间一片虚无，人们在处理与上帝的伦理关系上落入犹豫不决、惊慌失措的窘况之中。在处理人与超越性对象错杂、对立、分歧的伦理关系方面，花朵和植株为个体声音的充分涌现和发声提供了宽广的叙事空间。狄金森曾在诗作中写道：“无论是哪一朵幸福的花/显然都不大惊小怪/寒霜以偶然的力量—/游玩中砍掉了它的脑袋—/白肤杀手扬长而去—/太阳运转无动于衷/为一个表示赞许的上帝/又量走了一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