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习仲勋沉冤昭雪、重新复出后，被中央派到广东工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实际主持广东的工作。同年12月，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为广东争取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充分发挥人文地缘优势，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特区，为改变广东的落后面貌、发挥排头兵作用，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力争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

　　 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三个代表团（组），分别到国外和港澳考察经济。当港澳考察组回到广州时，向习仲勋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议。广东领导人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发，着手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经验。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三个代表团（组）汇报后，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并决定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要求广东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

　　 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出访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并决定召开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传达；随后，又主持常委会议学习贯彻中央上述指示和部署，提出贯彻落实的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解放思想，要求中央下放权力，授权广东发挥自身的优势。他为争取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先行一步、改变落后面貌，大胆地疾呼。

　　 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指出：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可以成为广东的一个有利因素；但是如果不解放思想，可能寸步难行。他提出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建议中央授权广东处理一些与港澳合作的事宜，以及提出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的措施。

　　 习仲勋指出：“情况确实是令人焦急的。在祖国的南大门，群众却吃不饱肚子，怎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能安定团结呢？”“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党外的议论中，集中地、尖锐地提出：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局势又比较稳定，为什么农业和各项工作长期上不去？” ①他分析原因，指出：“关于领导班子，我认为，广东的各级领导班子，总的说是好的，但从精神状态来看，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在一部分干部中，思想有点僵化，有一种‘老大思想’，缺乏朝气，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些同志，思想上的束缚还很厉害，框框很多，左顾右盼，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等因奉此’，照抄照转。有的

　　 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还处处卡别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并且应当早日办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实不了。”②“如果不学习，不解放思想， 我们今后前进的步子就不可能大，甚至可能寸步难行。” ③

　　 习仲勋接着说：广东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这里又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只要政策对头，多做工作，港澳、华侨可以成为广东的一个有利因素。他提出：“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中央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做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④他说：广东“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到九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一百种产品，金额3350美元。积极开展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开辟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对提高技术，促进外贸，发展工业，也大有好处。但是现在思想很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效率太低，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否则就做不好生意，甚至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省委已经决定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全权处理有关业务。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⑤

　　 习仲勋还指出：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今年以来，除华侨商人要求搞加工装配业以外，有些人还提出在广州等地建高级宾馆，协助开展旅游和华侨回国观光业务；有些人要捐款建学校、办福利事业，等等。他说，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我们研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习仲勋回到广州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指出：“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⑥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和省委班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和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 ⑦他又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⑧他还引用广东侨务部门同志的话说：“不要杀鸡取蛋，要喂点饲料让鸡多生蛋”，只要放活一点，广东可以给国家贡献更多外汇。这些都牵涉到体制问题，要很好解决。

　　 在会议期间，习仲勋也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并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邓小平认为这是一种新思路，是实行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他还将划出来的地方，定名为特区，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

　　 党中央十分重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意见， 决定派主管外经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和两省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专家共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共同起草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一方面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进行动员，另一方面抓紧准备意见，向谷牧和中央工作组汇报。他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指出：“当前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主要障碍，还是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估计小了，要继续加以解决”；“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都会有新的斗争，不解放思想，就会寸步难行。比如，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放手让我们充分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这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做过的、不熟悉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不解放思

　　 想，积极通过实践去探索客观规律，而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怎么能够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呢？显然是不可能的。”⑨ 同年6月6日，在谷牧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的指导和帮助下，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广东省委认真贯彻中央这一文件，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二）带领广东人民闯出改革开放的路子

　　 1、创办经济特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曾多次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初到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就开始关注逃港问题。他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经过深入的调查，他发现了群众外逃的真正原因，以及反“偷渡外逃”工作中误区，萌发了通过实行改革，改变落后面貌，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 这一老大难问题的新思路。

　　 他离开宝安时指出：“解放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要努力缩小差距”；“农民负担很重，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对头，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偷渡问题就解决了。”⑩他还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

　　 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 “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要讲求实效”；“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办法我们也要学习。”

　　 接着，他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研，并写出报告。在工作组调研基础上，省革委会于同年10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习仲勋和省委决定将宝安、珠海改为省辖市，筹组两市领导班子，选派张勋甫、吴健民分别担任两市的主要负责人。习仲勋亲自分别找他俩谈话，提出要求和希望。

　　 1979年2月，国务院批复原则上同意上述报告，要求把宝安、珠海建成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成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建成新型的边防城市；随后，又批复同意两地改设为深圳市和珠海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集体讨论形成共识，并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由习仲勋向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创办“贸易合作区”，得到大力支持。邓小平还将它定名为“特区”。同年5月，习仲勋等人向谷牧和他率领的中央工作组汇报时，提出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同年6月6日，省委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专门列出“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了特区的管理原则等意见。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