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托付给我们的一项重大任务。这项任务意味着，当今中国的学术正面临一个积极的转向，即从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一转向又在思想理论上要求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而深入社会-历史的现实之中，特别是深入当今中国的现实之中。只有这样，中国的学术才能坚决地承担起它的思想任务，才能真正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学术。从性质上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乃是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学术，并因而才实际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项时代任务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发展到特定的转折点(新的“历史方位”)上被提出来的，因而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不仅是一项艰巨的学术理论任务，而且是一项由时代所指派的历史使命。

　　 对于当今中国的学术界而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乃是时代托付的一项重大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重大，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改变，以至于只有当这样的改变能够在学术理论上被课题化并得到积极的探索时，我们才能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个时代。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学术理论的本质性已经被决定性地引导到特定时代的现实状况中去了：就像黑格尔把哲学称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一样，马克思把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理解为特定时代的“理论表现”。在这样的意义上，一方面，正是伴随着时代的转折才产生出学术理论上的重大需要，而这种需要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只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将深入特定的社会现实作为自身的第一要务，从而为我们把握这个时代开辟出学术理论上的广阔道路和光明前景。本文试图在这样的立脚点上，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做出性质上的分析与阐明。

　　 一

　　 如果说，学术的本质性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时代状况，学术上的改弦更张总是因应于历史性实践的重大转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问：近代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态势是怎样的？当今的时代状况正在发生何种尺度的转变？而相应于这样的转变，我们的学术又面临着怎样的时代课题与时代任务？

　　 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而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成为各民族不可避免的历史性命运，所以，近代以来的中国便以其自身的方式开启了它的现代化探索。这样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进程（海德格尔称之为“地球和人类的欧洲化”）所具有的必然性，诚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这样一种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中，就像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在现实层面中所发生的情形一样，中国的学术在思想理论上也开始了它的现代化步伐，并因而从总体上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在世界历史的基本处境中，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是影响深远的和成果丰硕的。正是这样的学徒状态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也最深刻的对外学习进程；没有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就像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是不可思议的一样，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以及由之而来的全部收获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中国学术从总体上进入到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不仅是积极的，而且是意义深远的；对于这样的积极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

　　 然而，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在特定的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从不可避免的学徒状态进展到摆脱依傍的自我主张，可以说是达到成熟的确切标志——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种学术来说也是如此。纵观学术史和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经过学徒状态的酝酿发育而后在特定阶段上取得其自我主张，乃是学术发展和思想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举例来说，中世纪的哲学就曾长期处在“哲理神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而在这种学徒状态中得到滋生成长的理性观点，逐渐为近代哲学做好了思想准备，并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首要命题中宣告了它的自我主张。所以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哲学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与哲理神学分了家，按照它自己的原则，把神学撇到完全另外的一边。）”同样，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科学也曾长期处在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之中，因而它在基本的理论方面总是模仿它的“长姊”自然科学的方法。历史科学摆脱其学徒状态而获得自我主张的转折，是通过“历史批判”来实现的。柯林武德把这一决定性转折称为“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革命”，它意味着： “……历史学家远不是依赖自身以外的权威，使他的思想必须符合权威的陈述，而是历史学家就是他自身的权威；并且他的思想是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享有一种他所谓的权威们必须与之相符的、并且据之而受到批判的标准。”正是经过所谓“历史批判”，历史科学才开始摆脱它对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从而成为“自律的”“自我—授权的”（亦即具有“自我主张的”）学术。

　　 不同的民族之间也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例如，古希腊人一方面有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更为高超也更占优势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样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彼时的希腊人很长时间被看作是东方的“学徒”。按照尼采的描述，希腊人看来曾一度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东方诸神的一场混战，而他们的文化乃是一大堆外来形式和观念的混杂（包括闪族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埃及的,等等）。但希腊人的文化终于没有成为装饰性的文化或机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着德尔菲神庙“认识你自己”这个箴言。“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堆混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追随者。”正是由于在文化整体上所达成的自我主张，希腊人——按黑格尔的话说——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佛教（或佛学）的中国化就是显著的一例。当佛教刚刚从外部传入时，中国的教徒和学者们无疑是进入到了对于印度佛教（以及其他先行者）的学徒状态之中；而当佛教的中国化能够真正开展出来之时，便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突出地取得了自我主张。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自我主张，佛教的大规模“中国化”就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梁启超先生说，在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佛教诸宗中，天台宗、华严宗，尤其是禅宗，可以说少有印度的渊源，几乎全是中国人的创造；而唯识一宗，虽说有甚深的印度源头，但却得以在中国学者手中造其极诣并大放异彩（例如玄奘）。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化的佛教乃是取得了文化上之自我主张的佛教，并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当佛教在13世纪的印度几乎完全熄灭之际，中国化的佛教正方兴未艾，并长久地成为其世界性传播的伟大中心之一。

　　 由此可见，从“学徒状态”进展到“自我主张”而趋于成熟，不仅是学术、思想、理论等等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是一般所谓教育、教化、精神性文化发育的基本法则。在这样的过程中，自我主张的获得无疑是达到成熟的真正标志，但这样的成熟绝不意味着要否定或取消学徒状态的意义。恰恰相反，正是成熟了的自我主张才是对学徒状态最积极的肯定：它使学徒状态的潜在意义突出地彰显出来，而始终滞留于学徒状态之中却只能使这样的意义泯灭殆尽。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是从总体上进入到了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并且通过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取得了巨大的收获，那么，中国学术要达到真正的成熟，就势必要求它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能够摆脱其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自我主张。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何种性质、何种意义上的学术呢？它是摆脱了学徒状态并具有自我主张的学术。很显然，这样一种性质的学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项任务，是一项有待积极建设从而去完成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照此看来，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绝不是就学术的某种形式或外表来说的，而是就其性质或立脚点来说的。我们的学术必须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具有“主体性”“原创性”，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因此也就“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仅仅理解为带有点中国色彩、加入点中国元素或涉及点中国题材的学术，那就在性质上完全误解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当我们的学术能够在大规模对外学习的基础之上赢得它的自我主张，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立足于自身之上时，才谈得上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在这样的意义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只有在学术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且只有当历史性实践在特定转折点上为之提供出现实的基地时，哲学社会科学才开始获得实现其巨大转向的广阔空间和积极动力。“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如果说，我们在学术理论方面和历史性实践方面，都已推进到了一定阶段，并为进一步的转折性发展做好了准备，那么，就像这种准备会在实践领域中继续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它也会在学术理论领域中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明确地揭示出来，并将之托付给能够承担这一使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二

从学术理论方面来讲，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首先就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要能够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虽说学徒状态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来说绝对必要而且意义深远，但它也有自身的局限和固有的弱点——它是依赖的和因循的，并因而在思维方式上往往局限于所谓的“外在反思”之中。按黑格尔的说法，“外在反思”（区别于思辨的反思），乃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不深入事物自身的实体性内容；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听起来有点晦涩，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教条主义（哲学上更多地称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因为教条主义就是不顾事物自身的实际内容，而仅仅把作为抽象原则的教条施加到任何事物、任何内容之上。照此看来，外在反思的本质特征就突出地表现为： （1）把作为抽象普遍性的原则或教条当作“绝对”； （2）将这样的原则或教条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之上。处于学徒状态中的学术之所以易于并且惯于采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因为它从师傅那里现成地学来了原则或原理，然后就不假思索地将之当作永远正确的公式强加到任何对象上去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证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部分被称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回来，操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对马恩的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的经验佩服到五体投地，于是就有了“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革命纲领。由之而来的结果同样是我们很熟悉的：中国革命因此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里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错了，还是俄国的经验错了？看来都不是，是教条主义错了。如果说，当时中国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还完全处在学徒状态之中因而习惯于外在反思，那么，这里的问题恰恰就在于：被教条主义者用抽象的原则排除掉并取消掉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