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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困于身份的政治:西方政治极化问题的文化探源

更新时间:2022-12-02 22:18:51
作者: 林红  

  

   【摘要】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内在地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但是当身份成为诉求的目标并被置于群体叙事之中时,便成为严肃的政治事务,发展为身份政治。在西方,身份政治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意义重大的社会转型结果之一。左翼阵营得到多元文化主义等自由主义价值的滋养,出现了从经济决定论的阶级政治到文化决定论的身份政治的转向。然而,追求差异权利的少数派身份政治破坏了左翼的政治理想,并且反向助长了右翼保守主义的多数派身份政治。在全球化危机和民族主义复兴的背景下,西方身份政治日益陷入“部落主义”的罗网之中,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撕裂和政治极化。求异的身份政治与求同的公民身份猛烈碰撞,将弱化公民身份的凝聚力和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困于身份的政治无助于造就一个持久有力的国家。

   【关键词】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部落主义;姆庇之家;公民身份

  

   21世纪的世界政治可以说是在全球化危机和极右翼保守主义复苏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对这两种世界性政治变迁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经济因素及其背后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最先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人们希望从中挖掘全球化陷入困顿而民粹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经济根源;与此同时,文化因素及相关的身份政治、族群认同问题也被不断揭开,一些自由派学者如福山和马克·里拉等人率先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对西方政治向右转进行了文化反思。虽然从宏观视野解释政治变迁时,身份并非总是处于核心地位,但身份对于政治的强大解释力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就本体而言,“身份是意识形态的原型”,这一特质赋予身份以政治潜能。

   政治的问题到底是由经济因素还是由文化(或身份)因素决定的,抑或是由某种整全性、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从来没有统一答案。从总体上说,20世纪的世界政治被认为由经济问题决定,战争、革命与社会运动无不肇启于经济斗争,左翼力量声势浩大,以工人、工会和再分配为中心议题的阶级政治成为时代主题;然而,从文化的维度看阶级政治,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广义的身份政治呢?在21世纪的今天,时代主题发生了转变,在复杂多元的人类生活中,单一的经济、文化或其他因素都无法充分解释政治的发生与变迁,尤其是21世纪的西方政治。当代西方正在经历的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危机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复兴,不如说是以身份为核心的左翼文化政治衍生出右翼文化政治,多元身份政治与白人身份政治形成对抗,极化的政治不断侵蚀自由民主的文化根基。要理解西方社会这种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固然需要考虑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需要在文化维度上,探究身份、身份意识以及身份政治的意义建构与流变,追溯西方政治极化和文化碎片化的根源。

   一、从个体到群体:身份的意义及其政治化

   身份是一个文化概念,源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人类认知体验,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自身解释为“拥有身份”———某种个体性或群体性的身份。这也是英文identity(身份/认同)要表达的双重意涵,既指向包含生物、文化和心理特征的种种身份,也指向对这些特征进行确认的具体行为。埃里克·埃里克森最早将“identity”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他通过考察个体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心理历程,发现明确的自我认同(ego identity)对于个体具有重要意义:当个体在时间中感知到自我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同时也感知到别人对这种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承认,个体的自我认同便建立起来,并由此获得身份意识。斯图尔特·霍尔从文化与启蒙的角度诠释了埃里克森的早期研究,认为“自我的根本中心是人的身份认同”,因为“人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统一个体,他被赋予了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这些人类能力被用于追求和确认自我,即通过自我识别和群体识别的方式获得身份,自我的感知与他人对这种自我的承认是身份认同中无法分离的构成,因为“识别自我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是人类本能的一部分”。因此,身份既是个体概念,也是群体概念,人们之需要身份,在于身份内在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

   在个体层次上,身份的意义在于获得埃里克森所说的对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在现代社会,身份之所以成为讨论的话题,源自社会内在的道德困境和意义世界的丧失,个体生活常常被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感或者没有确定性等自我感觉困扰,因此,自我认同对于确认个体意义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在汉斯·莫尔关于宗教是一种“认同的神圣化”的论述中,身份还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有的稳固方位,个人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防御。查尔斯·泰勒则从伦理学的角度指出个体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自我的本真性理想,在于获得具有独特价值的“本真自我”或“内在自我”,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的现代社会为这种个体追求提供了条件。吉登斯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类似于泰勒的“本真自我”,强调“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而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泰勒的“内在自我”即是主体性本身,身份于个人而言,是主体性认知的结果,是实现本真自我的需要。

   在社会层次上,身份的意义是为了获得他人承认并与他人共享特定的规范和价值,用汉斯·莫尔的话来说,普遍持有的信念规范和价值有助于身份共同体对抗其环境与成员所面临的潜在威胁。个人的自我认同必然要与现代性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因为自我认同“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换言之,完整的身份是个体性认同和社会性认同的结合,没有外部承认,个体性并无意义。泰勒认为只有在与他人的“对话”和“继续斗争”中才能获取被认同的可能性,“人类心灵的起源在此意义上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个人能够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在查尔斯·蒂利看来,认同指行动者对于某一范畴、关系、角色、网络、群体或组织的体验,这种体验通常与共享的故事、传统等公共表达联系在一起。现代身份的社会性意义就是在群体中确认自我、完善自我,使个体获得承认,形成归属感。

   然而,一旦涉及社会性、群体性行为,就有了利害关系,从而也有了政治。当身份成为诉求的目标并被置于群体叙事之中时,便成为严肃的政治事务,而“社会运动的发明,促进了先前没有得到认可的政治行动者诉求的利害关系”。身份的现象先于政治而存在,一个人要形成政治选择和政见倾向,显然是在其作为个体建构并塑造自我认知和群体归属的身份之后。但是,身份的概念却是在身份政治中形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运动之前,身份的概念并没有被正式提出,随着新消费主义实践即“消费社会”的出现,一系列关于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社会运动频发,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身份概念才得以形成。可以说,没有身份政治,也就没有身份概念。查尔斯·蒂利认为身份是一组有力的社会安排,人们在其中建构有关他们是谁、如何联系和发生了什么的共享故事,而在国家出场之后,即“当政府成为当事方的时候,身份就成为政治身份”。这种政治身份是一种具有向内凝聚与向外划界功能的现代性政治动力,它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催生了一种新型政治。

   身份政治的登台是20世纪下半叶意义重大的社会转型结果之一。虽然有学者将身份政治的源头追溯到近300年前发生的以宗教、语言、种族以及殖民者与原住民关系为焦点的各种冲突,或者追溯到19世纪美国的废奴运动和选举权运动,但就身份政治对今天政治的主题及其走向的影响而言,它实际上是在20世纪后期才出现。在美国,《康比河公社宣言》被视为现代身份政治的先声,是身份政治的话语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社会运动中,表达了少数派群体争取承认和平等权利的诉求,反映了西方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政治文化的结构性转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60年代,在普遍进步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西方社会日益呈现出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与性别、性取向、种族或地方相关的文化认同政治纷纷上演,人们从特定的生物、心理或文化特征中提取某种身份信息,形成身份认同并结成身份团体,随之以团体的名义提出政治诉求并采取政治行动。到了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身份政治成为大众生活、政治论争和学术讨论的重要话题,身份问题日益政治化,族群、性别、性取向成为身份政治的三大议题,建立在身份政治基础上的政治正确逐渐确立。进入21世纪后,身份政治继续发展,后物质、后现代和后工业化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观念,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在特朗普任内的四年,美国的白人身份政治声势逐渐壮大,反映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衍生的、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与多数派群体的身份觉醒,身份政治开始突破“少数派群体的专用政治工具”的范畴,主流社会成员、白人群体也成为身份政治的主体,主张的是与少数派群体完全相反的、针锋相对的身份诉求。于是,最初因少数人的不满而形成的身份政治发展为所有人都希望用来表达不满的方式,少数和多数、主流与边缘等身份群体都声称自己是弱势群体和被剥夺群体,都在身份地位、资源分配、尊严保护等方面陷于一种压迫性结构。有学者据此认为身份政治实际上是一种误称,“它其实是一种关于压迫而不是关于身份的政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西方身份政治问题升级为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从文化的政治化和少数人的身份政治,发展为既可以是追求平等尊严的群体政治,又可以是强调身份排他性的文化政治。

   从身份政治的现代发展历程可知,身份的政治意义是在群体关系中被赋予的,体现在向本群、他群以至国家这个大群伸张独特性、反抗压迫性和寻求自主性的积极行动中,可以说身份政治是一种以抗争为手段、以赋权为目标的现代政治形态。如果说身份在原初意义上是个体性的、文化性的诉求,那么在身份政治中,身份就指向了群体性、社会性的诉求,是所有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艾米·古特曼定义了身份群体(identity group)的概念:“由一个或多个社会标记所识别的或认同此标记的人们所形成的、在政治上有意义的联合”,人们通常“基于他们的群体身份以组织化的方式在政治中行动”,因此,身份群体一旦形成,身份政治便呼之欲出。

   二、左翼政治转向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少数派身份政治

   自我认同的追求与身份群体的形成是现代性政治得以展开的基础。现代性政治以平等、自由、民主为价值目标,但是,从历史维度看,它的起点不是以生物性、文化性特征为标志的身份政治,而是经济性、社会性的阶级政治。18世纪60年代的西方工业革命奠定了资产阶级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加速了物质文明的演进,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不平等,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定义了现代政治的激进性和革命性。吉登斯在思考现代性发展的正向动力时,提出了解放政治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观点”,或者说一种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追求。解放政治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激进的解放政治具有鲜明的左翼性质,涵盖了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两个历史阶段,前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蓬勃发展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后者受到自由主义的价值形塑,初现于20世纪60、70年代并延续至今。

解放政治从关注阶级的经济平等到关注身份的文化平等,反映了西方左翼运动思考不平等问题的转变。当左翼政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不平等时,重大斗争是经济性的并发生在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1941年,奥威尔曾这样描述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普通民众要有奋起反抗的意识,反对低效率、阶级特权、陈旧的规则……英国政府应该是代表人民意愿的,如果我们从底层出发改变结构,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需要的政府”。但奥威尔主张的是一种改良的社会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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