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曹聪:中国的科学精英及其政治社会角色

更新时间:2007-04-08 08:52:40
作者: 曹聪  

  

  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第一批学部委员以来,先后有一千多名科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被中国朝野一致视为国之瑰宝。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1]”。从中国科学家中遴选出的院士代表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水平,与其拥有类似称号的国际同行一样,堪称本国的“科学精英”[2]。本文分析中国科学精英的产生,以及他们在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政治参与等,讨论为什么近来中国科学界会质疑、批评院士制度,并将他们与其国际同行和前辈相比较。最后,本文将探讨文化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科学精英的特点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推荐、选聘了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其中自然科学学部委员172名)。1957年,学部增补了第一批选聘时遗漏的以及刚从海外归来的18名自然科学家。其后,学部和学部委员历尽政治运动的磨难,名存实亡,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毁灭性打击。“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学部活动于1979年恢复,随即开始增补学部委员。经过推荐和评议,283名科学家于1980年11月被增选为学部委员。其后又是十年停顿。1991年中国科学院选出了210名学部委员,学部委员的增选也从此制度化、规范化,从1993年起每两年增选不超过60名学部委员。199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迄今为止,先后有1,079名科学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其中数学和物理学家192位,化学家176位,生命科学和医学专家233位,地学专家192位,信息技术科学专家82位,技术科学专家204位。截至2005年3月,有669名院士(包括117名资深院士)健在。院士们集中在北京(358名)、上海(83名)、江苏(40名)等经济发达的东部和中国科学院(273名)、高等院校(211名)。[3]

  中国科学精英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作者通过分析1955年至2001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经历和对部分院士的访谈,发现如下几方面似乎比较重要。

  首先,在1955年到2001年间当选的970名院士中,出生于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北京六省市的各超过50名,而出生于湖南、山东、河北、四川(含重庆)等省的各约为40名左右,其中浙江东阳县一县就出了42名(浙江省共出了134名)。院士出生地的集中,显然与这些省市较早对外开放、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崇尚教育的人文环境以及人才辈出的历史渊源有关。如果用社会学常用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指标来分析,可以发现,院士父母亲的教育程度这一指标比父亲收入更为重要:28.7%的父亲接受过大学或以上的教育,25.2%的院士的母亲接受过正规教育。

  其次,半数以上的院士曾就读于中国的重点大学,有可能的话,他们会选择出国深造。1955年至1957年以及1980年选出的院士里,毕业于国外研究生院的人数分别占77.4%和66.4%。1991年到 1997年间选出的院士里,半数左右只具有中国的大学本科学历,这反映出中国一度闭关锁国和取消研究生教育的历史。1999年后选出的院士里,毕业于国内外研究生院的人数明显上升。总的来说,在1955年到2001年当选的院士中,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达193名,超过从其他国家获得博士学位的院士人数的总和。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并未改变院士成长的教育路径。

  第三,在作者访谈的79名院士中,有五分之四曾随精英导师学习和(或)工作。中国的导师一如其国外同行“授业、解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指导他们选择研究课题,教育他们按照国际标准与规范从事研究,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同时,导师还竭尽全力“传道”,向学生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如爱国主义),并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塑造。当然,师生关系也给中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囿于师道尊严的中国文化传统,加上普遍存在的“近亲繁殖”,学生往往不太敢挑战其导师,其创造性也受到束缚。

  第四,虽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贯强调应用研究和国防研究,但在1955年到2001年选出的970名院士中,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及大学教授占大多数(分别为374名(占38.6%)和335名(占34.5%)),从机构的属性来看,他们更偏向于基础研究;来自国防研究机构的仅有106名(占10.9%),即使加上那些研究生涯中曾参加过国防研究的院士,仅有225名,不及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且那些在1955年到1957年成为学部委员的科学家是当选后才从事国防科学研究的。这说明,中国的科学精英与其国外同行相似,主要由从事基础研究和民用研究的科学家组成,而他们又倾向于用比较高的学术标准而不是研究本身的贡献来衡量院士候选人。

  第五,“又红又专”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但对院士来说,“专”似乎比“红”更重要。除了极少数“双料精英”代表党和国家领导科学技术事业之外,大多数科学家因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而当选为院士,其科学精英的地位又为他们带来诸如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甚至中共党员等政治荣誉。相对于其他中国公民,是否中共党员并不是科学家成为精英的必备条件和政治正确的重要指标。在现有的669名院士中,中共党员占461人(68.9%)。[4] 即便现在是中共党员的院士,有些人当初曾自愿加入民主党派,后来才被中共吸收。也有院士认为,加入中共有助于他们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第六,从1991年起,中国科学院每两年一次增补学部委员(1993年后改称院士)。选举主要依据科学家的学术标准(成就和贡献)、学科特点(考虑到不同学科院士人数的适当平衡)、年龄(为使院士群体年轻化,从1993年起规定每次补选的院士至少有四分之一在60岁或以下)、对待科学研究的正确态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候选人是否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系统的突破和发现。院士大多抱着确保院士制度纯洁性的愿望和责任,认真参加评选。一般来说,不够格的科学家很难被提名,即使被提名也很难在一轮又一轮的评议和投票中“过关斩将”。只有当候选人旗鼓相当时,“关系”才可能会起一些作用。虽然严格而又以学术为标准的选举过程并不一定能保证当选的院士必定是最优秀的,但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那些不够标准的排除在外。候选人名单张榜公布、接受非匿名投诉,也从制度上进一步保证院士选举的公正和透明。

  

  二、科学院院士的政治参与

  

  象院士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参与了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决策咨询工作。但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不应仅仅局限在与其知识有关的范围之内,更在于其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思考。不幸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这样的传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反右”运动前,大多数受过西方训练的知识分子被结合到新政权中,出于爱国主义的感情,他们多少扮演了依附于统治集团的角色。[5] 1950年代中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倡导过科研、教学乃至政治上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但是1957年给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训是沉默、顺从和屈服[6],知识分子于是重新退缩到狭窄的专业中。“文化大革命”更摧毁了某些知识分子尚存的提建设性意见的勇气。

  改革开放以后,专业自主权的问题重新浮现出来。同时,极少数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将科学研究中获得的自主权延伸到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生活中。但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屡受冲击,很少有人敢于采取独立的立场;同时,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优势,影响力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在社会生活中担当起重任。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家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才被重新调动起来。这是因为中共从近期的经济建设需要出发,用让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短期风险,来换取确保国家科学技术的独立自主和最终的优势以及巩固政权的长期利益。抓住这个机遇,科学家象在1957年“鸣放”期间那样,就科学的组织、人才的利用、研究中的自由和自主性等发表见解。他们不仅成功地恢复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并使之成为一个由院士组成的荣誉机构和国家的“思想库”,更进一步寻求创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民主政治环境,出现了象物理学家方励之这样的“另类”。

  近年来,科学家在国家政治机器中的作用日益扩大,不少中国科学院院士积极寻求在全国人大和政协这两个“准政治机器”中发挥作用。他们首先为科学界代言。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其他科学家在“两会”上一再呼吁增加科研经费,于是国务院每年拨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费逐年增加,从1987年该会刚成立时的8千万增加到2004年的28亿元。国家的“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规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从1995年的0.5%增加到2000年的1.5%,并将其中的15%用于基础研究。虽然这个目标未如期实现,但国家确实增加了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2006年这一比例达到了1.4%。国家基础研究和开发项目(即“973项目”)也由于在这些“准政治机器”中任职的科学家的一再呼吁而有了较多的资金。[7]

  中国科学院院士还在涉及科学技术的政策讨论中各抒己见。比如,他们参与了关于是否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争论。有些科学家、尤其是以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水利工程师张光斗为首的水资源和电力科学家支持该工程上马,而该工程潜在的生态、文化和社会影响则引起另外一些科学家的担心。在全国政协任职的不少科学精英认为,该项目需要慎重论证。1983年,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学部委员周培源的带领下,专家小组对三峡工程展开了一项重要的可行性研究,其结论是,这个工程在科学上和在经济上都不可行。[8]

  

  三、变化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和科学精英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带来了重要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党─国家”(Party-State)对知识界严密的控制和渗透有所松动,特别是在科学界,自主性和专业化得到了更大的重视。那么,知识分子和科学精英能否成为改变中国的重要力量?

  “党─国家”认为,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可能构成政治上的威胁。2001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项研究指出,“随着富裕阶层的经济地位的提高,其争取政治地位的欲望也随之上升”,它不可避免会“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9] 但观诸现实,可以发现,科学家挑战政权合法性的可能性相当低。

  由于科学家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有着直接正面的影响,他们从“党─国”那里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权。[10] 于是有人期待:只要中国的政治领导者继续把“科教兴国”作为国策,“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某些人就会继续在他们作为科学家的理想和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理想之间寻找某种必然的联系”,民主就有希望在中国出现。换言之,对未来中国变化的诉求很可能来自于“中国科学界的精英人物”。[11] 其实,“新的商业或科学精英与民主化之间有着必然联系”的假设,不但从逻辑上来说有问题,而且无法得到验证,实属伪命题。比如,中国新的商业精英在经济上有相对大的自主权,在政治上崇尚自由主义,但他们并未成为强大的独立力量,结果那些对新商业精英发挥历史作用的期待便落空了。[12] 中国的精英群体是政治现状的最大获益者,他们并不一定希望发生剧变,在商业、科学、教育乃至政治和其他领域推动民主并不见得符合他们的利益。[13] 根据1995年在北京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一个人是否会选择“个人自由”作为最重要价值,主要由对国家的依赖程度、年龄和教育程度这几个因素决定。[14] 由于科学精英年龄较大、所受教育程度较高、与国家的联系较密切,他们刻意寻求“个人自由”的可能性甚微。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精英所起的作用虽然显著,但主要局限于他们的知识范畴内,并未扩展到民主化这一目标。在已故哲学教授张东荪──他也是中科院院士张宗燧和张宗烨的父亲──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理性和道德的吹鼓手,也是政治变化的发动机。但是,即使是方励之也未能象张东荪那样认识到,民主是一种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概念,必须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实践并使之日益完善。[15] 正如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史的学者余英时所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6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