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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更新时间:2022-11-28 16:01:49
作者: 韩建业  

  

   摘 要: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距今8000多年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距今约6000年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距今约5100年中华文明形成,进入“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4100年进入夏代和“王国文明”阶段。中华文明具有“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是一种独特的“天下文明”模式。“天下文明”模式,连同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中华文明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中华民族 天下文明 一元多支一体

  

   中华文明以其伟大、古老和延续至今而著名于世。她起源、形成于何时何地,有何特征特质和长存之道?是值得永远追问的重大问题。

   一、文明、文明社会、中华文明

   “濬哲文明”(《尚书·舜典》),“其德刚健而文明”(《周易·大有·彖》),“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周代文献中的“文明”,指“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而现在中文使用的“文明”一词,多指对西文词汇“Civilization”等的意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或将其理解为一整套长久传承下来的伟大文化传统,或理解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一般将其解释为与“野蛮”相对的高级社会阶段或国家阶段。也有综合性的理解,认为文明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

   有必要对“文明”“文明社会”“国家”几个概念加以区分。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将“国家”基本对等于“文明社会”而非“文明”。中华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是延续3000年以上的原生文明,而非三个狭义的“国家”或者“文明社会”。严文明指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我们不妨将“文明”定义为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人类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虽有长期的孕育和成长过程,但至国家阶段才称得上高度发达;高度发达的综合实体,理当拥有足够的文化传承和社会长治的智慧经验,更有可能长期延续。而中华文明,就是以华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或者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一定程度上对应于进入国家阶段的“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中国”。

   中华文明源自“三皇五帝”,基于中华大地,这是中国古代的基本认识。但近几百年以来,情势大变,先是西方学者杜撰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后有中国学者发起疑古运动,内外夹击,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一度摇摇欲坠。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或者复原实证中国古史的重任,就这样历史性地主要落在了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身上。从文化源头角度溯源中华文明的尝试,自1921年中国近现代考古学诞生之日就已开始,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能明确认识到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文明,有着遥远坚实的史前基础。从国家起源角度探索中华文明,则始于对殷墟的发掘,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形成了起源于4000年前、5000年前、5500年前、5800年前、6000年前、8000年前等不同观点。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有着至少八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

   实际上,不少人混淆了文明化进程中“起源”和“形成”这样两个阶段。从中华大地上最早出现早期国家实体开始,中华文明就正式形成,而之前还当有长期的起源过程。本文拟主要从考古学角度,简略梳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并论及中华文明的特征和模式问题。

   二、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

   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已有大约200万年的历史,后来不断演化并最终与西来的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相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先祖。距今2万年左右末次盛冰期的极端干冷气候,造成严重的食物匮乏,促进了食物攫取的多样化趋势,禾本科植物的种子被人们采集食用,最早的作物栽培在此背景下逐渐登场,炊煮谷物等的陶器最早在中国应时而生。距今1万多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和粟作农业在南、北方分别起源,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方都已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在生业经济中开始占据主体。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农业发展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距今8000多年前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遗存,可根据陶器等物质文化的差异性分为四个文化系统,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的重要地位已经初次凸显出来。其中黄河中游地区属于“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的裴李岗文化,位置居中、实力强劲,和周围地区发生交流并对外施加影响,将四大文化系统初步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从而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

   裴李岗时代在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河南舞阳贾湖、陕西临潼白家、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发现带有特殊符号的彩陶、龟甲、骨角木器,以及装有石子的龟甲,意味着“八卦”类数卜数理以及原始字符的诞生。贾湖的骨质“规矩”,湖南洪江高庙遗址白陶上的八角星圆形复合纹,可能与观象授时和“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形成有关。高庙遗址的“天梯”或“通天神庙”遗迹,白陶上的“天梯”、飞龙、飞凤图案,显示当已出现祀天行为和敬天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在和高庙相距遥远的西辽河流域,同时出现了大口獠牙的“见首不见尾”的龙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大江南北已出现“一元”信仰或宇宙观。

   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后李文化等已出现“族葬”墓地,这在同时期的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罕见。这些墓葬土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存在墓祭,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已出现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同一墓地或分区分群,或成排成列,有一定空间秩序,可能体现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亲疏关系、辈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的记忆和坚守,可能也为后世子孙在这块地方长期耕种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贾湖墓葬已有明显分化,大墓随葬骨规矩、龟甲、骨笛(骨律管)等“圣物”,而且墓主人基本都是成年男性,推测当时已出现祭祀首领和普通人之间的分化,可能已经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

   总之,8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和西辽河流域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在中国大部地区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宗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因此,有理由将中华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将其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

   三、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

   距今约7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部地区整合为三大文化系统。此时出现的许多符号、图案、雕塑,包括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黑彩带钵上的刻画字符、后岗类型的蚌塑龙虎,马家浜文化骨角器上的数字卦象符号,河姆渡文化器物上的双凤托日、双凤托举神面形象,表明已有的宇宙观和知识系统得到继承发展。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等凝聚向心的环壕聚落来看,社会秩序更加严整。距今约6200年以后,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在晋、陕、豫交界区迅猛崛起并对外强力影响,导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

   庙底沟类型的对外影响基于其社会变革所迸发的强大实力。距今约6000年以后,作为核心区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聚落遗址数量激增三四倍,出现了明显的聚落分化,涌现出数十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房屋建筑也有显著分化,有一种“五边形”的礼仪性建筑,在核心区的灵宝西坡等地面积达200~500平方米,已属殿堂式建筑,在周围地区则渐次缩小,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距今约5300年以后,在西坡出现随葬玉钺的大墓,钺当为军权的象征。在汝州阎村出现“鹳鱼钺图”,可能是一幅鹳(凤)部族战胜鱼(龙)部族的纪念碑性图画,很可能对应庙底沟类型西向扩展而对陕甘地区半坡类型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同时在中原和黄土高原地区还分别出现100多万平方米的巩义双槐树和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两者都有三门带前厅的殿堂式建筑。

   庙底沟时代其他地区也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出现100多万平方米的凌家滩中心聚落,有大规模的祭祀遗存和高等级墓葬,最高级别的墓葬有随葬品330件,仅玉器就达200件,富奢程度在同时期无与伦比。随葬品中的“洛书玉版”,被认为蕴含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宇宙观,和高庙八角星纹一脉相承,加上托举八角星纹和龙的玉鹰(玉凤)、玉龙、玉石璧,显示凌家滩也应当存在祀天行为。同时或更早时期,在崧泽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早期都出现大墓,长江中游的油子岭文化则出现多座古城。此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的精美玉石器,油子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精美轮制黑陶,都需要专业工匠才能制作完成。

   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了80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有着规模宏大的“庙、坛、冢”,其中最大的一座圆形三层大坛(圜丘),外层(圈)直径22米,内层(圈)直径11米,和《周髀算经》里《七衡图》所示的外、内衡比值完全相同,被认为是“迄今所见史前时期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牛河梁的大石冢一般都只随葬数件到20余件祭祀色彩浓厚的玉器,璧、龙、凤、勾云形器等都应该与祀天仪式有关,这些大墓可能是主持祭祀的大巫觋之墓。红山文化精美玉器的制作也当存在专业化。

   我们看到,庙底沟时代的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出现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有了大墓、城垣、宫殿式建筑,以及大量美玉、美陶等,其建造或者制造需要较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准,显示已出现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首领和贵族,社会开始了加速复杂化的进程,先前已有的天圆地方、敬天法祖等观念得以延续发展,进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个阶段。

   四、中华文明的形成

   如何才算进入文明时代、文明社会或者国家阶段,有着怎样的标准或者标志?历来争论不已。学术界曾流行过将文字、青铜器、城市等作为文明社会起源的“三要素”或者几要素的认识,但这些物质层面的特征因时因地而异,难以普遍适用。恩格斯则提出国家有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凌驾于所有居民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这样的“软性”标志可通过对各地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加以判断,可能更具有普适性。以地区划分国民,就是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也就是“王权”,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之上。以上述两个标志来衡量,在距今510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时代之初,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地区至少已经达到了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准。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余杭良渚遗址为中心。良渚遗址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有水坝、长提、沟壕等大规模水利设施。内城中部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台城”,上有大型宫殿式建筑。城内有级别很高的反山墓地,发现了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无比的大墓。在良渚古城周围约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300多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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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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