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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永强 伍韵琛:近代中国工资与生活费指数考略

更新时间:2022-11-28 00:27:29
作者: 关永强   伍韵琛  

   内容提要:工资指数和生活费指数是衡量特定社会群体收入和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近代中国的学术机构和政府机关曾编制有数十种工资和生活费指数,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这些指数尚未得到系统整理,很多没有被充分利用,而这些指数在编制方法和覆盖时间与地域等方面的差异,也给我们使用这些资料带来了困难。本文按照编制时间的顺序,分地区对近代中国主要工资和生活费指数及其编制机构、计算方法、起讫时间和发布情况做了较全面的梳理,为学者准确使用这些资料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

   关 键 词:近代中国  统计数据  工资指数  生活费指数

  

  

   工资指数和生活费指数作为经济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衡量社会群体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关键指标,也是预算生产成本和调解劳资纠纷的有力参考。学界一般认为,经济指数方法始于1675年出版的英国学者伏亨对爱德华三世时期和当时商品价格的比较研究,①而伏亨在书中为度量劳工和仆役实际工资波动程度,对历史上名义工资率和劳工主要消费品价格的比较,则是工资与生活费指数研究的开端。1707年,英国牧师弗利特伍德为考察固定收入的购买力下降情况,对1440-1460年和1686-1706年主要日用消费品的价格进行比较,②同样体现了生活费指数的思想。此后,随着物价指数编制的不断增多和涵盖商品数量的日益扩大,人们往往使用零售物价指数来近似反映生活费的变动情况。③

  

   18世纪中期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发展,促使欧美学者和机构日益关注工人生活状况,开展工人工资统计和家计调查,逐渐累积起丰富的工资数据,也推进了生活费研究的成熟。④1893年美国劳工统计局为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奥尔德里奇议员整理的工资统计报告不仅涵盖美国1840年以来22个行业的工资数据,而且以1860年为基期,首次编制了长达51年的工人工资指数。⑤进入20世纪后,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加剧引发了越来越多因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导致的劳资纠纷,为了给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可靠的参照标准,美、英、法、德、意、加、奥等国的机构和学者在计算工资指数的同时,也纷纷参考家计调查得到的消费结构,编制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生活消费品价格指数,生活费指数由此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指数从零售物价指数中独立出来。⑥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后,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ILO)从各国收集工资和生活费指数,逐期在《国际劳工评论》(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上发布,并整理汇总到国际联盟的统计年鉴和统计月刊中,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经发布了20多个国家的工资指数和40多个国家的生活费指数。

  

   近代西方调查和统计方法的传入,也推动了中国家计调查工作和工资与生活费指数的发展。从1914年基督教青年会社会实进会的北京人力车夫调查和1917年清华大学教师狄玛(Clarence Dittmer)的北京西郊居民调查开始,对各种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劳工的家计调查迅速兴起,⑦产生了1925年孟天培与甘博最早编制的北京工资和生活费指数,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北平社会调查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等学术机构和上海市社会局、广东省农工厅、国民政府工商部、国民政府实业部等政府机关相继完成多项大规模的工资统计和家庭收支记账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工资和生活费指数,并使之蔚然成风,拓展到全国多个地区。全面抗战时期,社会部统计处和主计处统计局在编制重庆市指数的基础上,将工资指数和生活费指数的编制工作推广到全国100多个市县,一直延续到1948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史料。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这些工资与生活费指数常常被学者所征引,但总体上仍然限于上海、北京(平)、重庆等少数几个主要城市的研究,大部分地区的指数数据尚未被充分了解和利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因忽视这些指数在行业、阶层和地区上的局限性,导致放大指数适用范围甚至以偏概全的情况。近年出版的很多近代史料汇编中也包括部分工资和生活费指数,但目前尚未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使得有些指数被反复多次影印出版,而其他更多的指数则未被纳入其中,不为人知。因此,本文试图按照编制的时间顺序对近代中国的工资和生活费指数做一个较全面的梳理和介绍,同时对主要指数的编制机关、商品种类、起讫时间和发布情况予以考实;对于编制过程中出现中断和接续的指数,尽可能详细说明其变化情况;对于有多家单位分别进行编制的指数,也以编制机构的权威程度为序先后予以介绍;以便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能够更充分地了解、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料。

  

   二、近代中国的主要工资指数

  

   (一)北京工资指数

  

   1924-1925年,为研究北京长期的物价起落和工人生活状况,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甘博与燕京大学学生孟天培搜集整理多家商铺账簿、报纸和行会记录,编制了最早的北京工资和生活费指数。⑧其中,北京工资指数主要从瓦木行会记录和行会成员工厂账簿中选取行会议定的工资数据,分大工(瓦匠、木匠)和小工两组,先按实际支薪的铜元数计算1900-1924年的日工资额,再折算成币值更稳定的银元,参照国外工资指数编制习惯选取1913年为基期,形成1900-1924年北京工资指数。该指数虽然只涉及瓦、木两个工种,但编制专业且时间较早,并对工资涨落和铜元价值波动原因进行了分析,素为学界重视和广泛引用。

  

   值得注意的是,甘博在1929年关于北平(京)工资的单行本著作中补充了1862-1899年瓦、木匠及小工的工资数据,只是没有再编制指数。⑨在1943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甘博还根据他从北平(京)近郊某燃料铺收集到的账簿编制了1807-1902年间65个年份的非技术工人工资指数,包括银元计价和铜元计价两组,考虑到1859-1860年的银钱比价波动和工资制度调整,该指数分为两段:1807-1858年部分以1845年为基期,1860-1902年的指数则以1880年为基期。⑩

  

   (二)广州工资指数

  

   1926年编制广州物价指数后,广东省政府农工厅为了给当时广东围绕加薪问题的大量劳资冲突提供可参考的工资标准,即拟定工资调查表,派员到广州市各工会搜集工资数据,在此基础上编制初步的1912-1926年广州市38种工人工资指数表,以1913年为基期,并用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出总指数。在此基础上,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对调查表进行修订,并借办理工会登记的机会,通令全省各县市所有工会在领取证书图记时,都要填报历年工资调查表,由此整理汇总出1912-1927年广州市各行工人工资指数,1928年6月在《统计汇刊》第3期发布。

  

   广州市各行工人工资指数囊括了当时广州市饮食、茶烟、药材、染织、衣着、建筑、木料、金属、玻璃、运输、机器、店员、交通、皮业、文具、雕琢、卫生、娱乐、用品和杂项共20大类178个行业工会上千个工种的工资数据,较之前的38种工人有了显著增加,是当时资料最为详尽的工资指数之一。由于每一产业门类下有多个行业,同一行业内又有多个工种,各工种上报的工资也以年、月、日计而不尽相同,因而最终的指数是在各行业、各工种工资指数的基础上采取简单几何平均法计算而得,仍以1913年为基期。

  

   (三)广东与华北铁路工人工资指数

  

   在编制广州市各行工人工资指数的同时,广东省政府农工厅还从广九铁路局会计处抄录了36种工人的历年工资数据,又从广三铁路总工会搜集了29种工人的工资数据,同样以1913年为基期,计算出各工种1912-1926年的工资指数,并用简单算术平均法汇总出1912-1926年广九铁路和广三铁路的工人工资指数,同样在上述《统计汇刊》第3期发表。

  

   与之类似的还有华北四条铁路的工人工资指数。1928年,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初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开始对北宁和平汉铁路工人状况展开调查,1929年又接洽平绥、胶济两铁路局,由刘心铨负责,先后抄录北宁、平汉两路1910-1929年、平绥路1911-1929年和胶济路1913-1929年的工人工资单,将所有工人分为技能、半技能和无技能三类,先分别计算四条铁路共12组工人的历年平均月工资和实际所得(工资加各类补助和奖罚),再以1926年为基期,以工人人数为权重,用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出1920-1929年华北四路全体技能、半技能和无技能工人的工资指数和实际所得指数。(11)

  

   (四)天津面粉工人与中兴煤矿工人工资指数

  

   除华北四路工人调查外,北平社会调查所还同时开展了对天津面粉厂和中兴煤矿工人的调查。其中,天津面粉厂工人及工资调查由王子建负责,1929年从寿丰面粉厂抄录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的工资单,并参考永年面粉厂资料,分技能、半技能和无技能工人三组计算出工人月平均工资,再以1926年为基期,工人人数为权重,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出三组工人及合计的1925-1929年月度、年度工资指数,最后还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进行平减,得出真实工资指数。(12)

  

   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最早在1929年由中兴煤矿惠工处的施裕寿负责,至1931年6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刘心铨合作进行再度调查,抄录煤矿采矿处、机务处和电务处账簿中公司直接雇佣的里工(与经由包工头代雇的“外工”相对)工资资料。在此基础上以1926年为基期,采用工人人数为权重的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出1924-1931年中兴煤矿工资指数,也分为技能工人和无技能工人两组,包括工资指数和实际所得指数。(13)

  

   (五)上海工资指数

  

上海工资指数始于上海市社会局(初名农工商局)统计处主任蔡正雅主持的劳工统计工作,1928年先通过派员调查、征集账簿和函寄表格等方式对1504家工厂的20多万工人进行初查,又与国际劳工组织、美国劳工统计局、英国劳工部统计司以及欧文·费雪、何廉、金国宝等专家反复沟通,在1929年编印《上海特别市工资指数之试编》,选定30个行业进行抽样调查。到1931年整理出版《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时,上海市社会局根据已汇总工资数据将指数范围减少至21个行业,并参考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经验选定每年9月25日为日工资的报告日期;1933年中国统计学社设立的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完成上海工业化调查后,上海市社会局又参考该调查将指数范围缩小到16个行业(机器、造船、火柴、搪瓷、缫丝、棉纺、丝织、棉织、毛织、内衣、织袜、面粉、榨油、烟草、造纸、印刷),并以该调查所得各业工人人数为权重,1930年为基期,编制1930-1934年的工资率指数。1935年发布的《上海市之工资率》不仅有1930-1934年上海总工资指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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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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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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