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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朝阳:作为一种地方性自我实践的解释?

——对斯坦利·费什法律解释理论的检视和批判 程朝阳

更新时间:2022-11-28 00:15:36
作者: 程朝阳  

   内容提要:为了思考和证成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学者们逐渐将关注的焦点从传统的对“法律表达的意义”探寻转向对“法律意义的表达”的机理洞察,在如何对待法律文本、解释法律材料、确定法律含义这一基本方法论问题上展开讨论甚至争论,其中以美国跨界学者斯坦利·费什的奥妙解说和精巧论证尤为突出,颇受学界关注。费什的法律解释理论以“解释共同体”概念为核心,包含读者反应论、听众说服论和解释的有限意图主义等内容,背后蕴含深刻哲理。要准确理解斯坦利·费什,体会其思想之精妙并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须对其法律解释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做出全面检视和深入批判。

   关 键 词:斯坦利·费什  法律解释  地方情境性自我  反基础主义  理论批判  Stanley Fish  legal interpretation  local-context-embedded self  anti-foundationalism  theoretical criticism 

  

  

   解释是司法机关的重要活动和基本职能之一,解释必须合法、合理和正当,因此法律解释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关注法律解释的深层问题,逐渐从传统的对“法律表达的意义”探寻转向对“法律意义的表达”的机理洞察,或者一如加拿大著名法理学家艾伦·哈钦森所言,“许多法律理论家开始把注意力从对法律含义的探寻转向对法律如何表达其含义这一难题”。①然而,在如何对待法律文本、如何解释法律材料、如何确定法律含义这一基本方法论问题上,学者们却意见纷呈,其中尤以美国学者斯坦利·费什的缜密思考和精巧论证颇具特色。②费什的法律解释理论围绕“解释共同体”概念展开,具体包括解释过程的读者反应论、解释结果的听众说服论和解释行为的有限意图主义三个重要方面,其理论解说因高深玄奥的哲思性和独辟蹊径的新颖性而深受学界关注乃至争议。要准确地理解斯坦利·费什的法律解释思想,必须深入洞察其背后的哲学基础,从他的情境镶嵌性的自我概念、反基础主义认识论以及他的理论—实践观中探寻其思考源泉和论证逻辑,通过对费什的法律解释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做全面检视和深入批判,才能体会他的法律解释思想的精妙之处并发现其真正问题所在。

  

   一、斯坦利·费什的法律解释理论

  

   (一)读者还是文本?

  

   法律解释甚至所有解释的首要或根本问题是,意义是由读者决定的还是由文本决定的?读者和文本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费什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一开始就问这样一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文本不是独立地存在于读者的解释之外,它不会自动地对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应该赋予它何种意义提供暗示,只有读者个人对该文本所做出的反应,才是意义之源。这就是他所提倡的解释中的“读者反应论”,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费什拒绝法律解释的“形式主义”,因为形式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在纸上看到的文本、语词为意义的发现提供了完全的、明确的指引,从而让读者处在一个绝对消极的位置上。这显然和费什的解释观不相容,同时,就我们对解释如何发生的一般理解而言,它多少也是一个和事实不符或有违常识的观点。例如,没有人会认真地以为“right”一词仅有一个且明确无误的意思(“权利”),且应当总是做如此理解,不管是在“You have a right to remain silent(你有权保持沉默)”还是“All right(好吧)”这样的句子中。因此,认为语言能够对应该给予它何种意思提供完全的、无可争议的指引,实际上十分荒谬。

  

   不止于此,费什甚至不认为语言自身具有任何属性或特征足以给解释行为提供丝毫约束,因为一如他所言,“不管借助于什么去约束解释,在进一步审查之下最后都将证明是解释之产物”。③也就是说,他拒绝接受所有的“文本实证主义”,否定文本会对解释施加任何限制。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询问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文本存在于读者的解释之中,两者不可分离,不存在类似于独立实体之间的那种关系。文本是读者的文本,读者是文本的读者,读者的经验、期望、预测、结论、判断、假定及其互动方式,虽然不能形成任何形式上或语言上的约束,但却经由解释创造意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意义的决定要素上,费什完全偏向读者一方,成为解释论上的意图主义者。尽管费什批评德沃金试图通过一种形式主义或文本主义对法律解释施以独立约束,认为所有约束要素最后都是解释之产物,从而将约束来源归结为解释者自身,但同时他又指出,解释若要成为一项理性的活动,则必须接受以下限制:它必须确定独立于任何解释者之外的某个东西的真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又自相矛盾:他似乎认为,对解释的独立约束是不可能的,却又是必要的。④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区分费什所提出的两种不同意义的“解释”概念。

  

   一种是广义上的,当费什提出他的反基础主义解释观时,即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反基础主义认为,我们所能拥有的任何思想和感知,都是由先在的信念、价值、范畴等建构和启动的。将这一观点运用于解释就是,人类所能经历的一切都是解释。也就是说,将我们所有的世界经验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背景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它是偶然的、可争辩的。从这种广义的解释概念出发,即便是一个客观事实或是一种明晰的、有说服力的意思理解,都是解释:

  

   某个看似在自身自足性推动下从页面跳出来的意思,实际上是一个从解释假定中产生的意思,那些解释假定深深地镶嵌在特定背景中,因此不为人所见……其寓意显而易见:一个人如果接受某个字面的或明确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接受某个解释,尽管该解释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至少暂时)不可能不把它所暗含的意思看作是字面的、无可辩驳的意思。⑤

  

   另一种是狭义上的,当费什提出他的意图主义解释观时,使用的即是这一意义上的解释概念。从狭义上理解,所谓对文本或话语的解释,乃是去确定作者或说话者的实际意图。狭义解释观显然受以下目标约束:去发现关于世界的事实。然而,关于世界的事实跟所有其他事实一样,又都是广义的、反基础主义意义上的解释之产物。当费什说“不管借助什么去约束解释,在进一步的审查之下最后都将证明是解释之产物”的时候,他的意思显然是说,无论借助什么去约束狭义上的解释,在进一步的审查之下最后都将证明是广义上的解释之产物。因此,他既批评德沃金的文本主义,认为它错误地将约束文本或话语解释者的希望寄托在文本或机构的历史上,而不是寄托在作者意图上;同时他又批评德沃金的实证主义,认为它错误地以为,约束文本或话语解释者的任何事实都有可能先于广义上的解释行为而存在。⑥

  

   (二)“解释共同体”概念

  

   将意义的决定权归于读者,会导致解释的虚无主义或“解释的无政府状态”,⑦即一种完全的、不受约束的主观主义吗?费什的回答是否定的。费什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我避开了形式主义,把注意力从文本及其特殊结构上转移到了读者和他暂时的经历上。为了维护这一主张,有必要消除在论及读者经验时所可能遇到的一个重要反驳……即有多少读者,就有(至少是可能有)多少种读者经验。⑧

  

   这种顾虑并非多余,因为当费什将文本的作用完全消除,即认为在意义的确定方面它不具有任何作用之后,他不得不面对读者主观主义的指责,指责他为读者的纯粹主观冲动提供了太多的自由发挥空间,或者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意义不再在文本中而在读者对文本的反应中,那么用什么去约束那最为飘忽不定的主观性,避免让解释沦为一种唯我论活动呢?”⑨这显然会导致一种解释的“无政府主义”。为了避免这种状况,费什提出了他的“解释共同体”(interpretative community)概念。

  

   在费什的解释理论中,“解释共同体”是让解释走向成功的关键,因为是解释共同体而非文本或读者产生意义,并负责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特征、语词、意义和原则,读者和文本都不具独立地位。⑩费什的解释共同体,是指由那些分享共同解释策略的行为者个人组成的群体,在该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拥有共同的利益、目的、目标、假定和准则。因此在费什看来,解释主观主义的论断没有任何道理,即使对解释路径缺少文本或语言上的约束,解释的绝对主观性也会经由“解释共同体”观念而消除:

  

   他(读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走自己的路”,因为他总是在走一条由实践或一系列实践所指明的路,他是那些实践的定义性原则(目标、目的、禁止)的移动性延伸。(11)

  

   在罗伯特·本森(Robert Benson)看来,这实际上是对法律解释的一种实用主义的说明:

  

   它从一种现代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语言和法律意义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机构在时间和空间中生产出的文化艺术品。描述这些艺术品的生产方式就是描述……斯坦利·费什称之为“解释共同体的机构性实践”的东西。(12)

  

   进一步看,按照费什自己的说法,解释共同体之所以能给解释者提供约束或指引,乃在于它的共同性和一致性特征:

  

   解释共同体观念,与其说它是指共有某一观点的一群个人,不如说它是指由不同个人所共有的、对于如何组织经验的一种观点或方式。从这一意义上看,它所假定的区分、理解类型、对相关性或不相关性的规定,都是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内容,他们因此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被镶嵌在该共同体的共同事业和共同属性之中。(13)

  

   这一定义意味着,每一个体都被嵌入在特定的实践领域中,这是他包括解释在内的所有精神活动之源。他不是自动地、机械地或随意地、专断地行动,相反,他的解释是受他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那种实践领域背后所隐含的假定和原则支配的,它们决定了什么是和那一实践相关的、重要的或构成该实践的东西。换言之,实践是一种受情境和原则约束的行动领域,个人不仅被镶嵌在那一实践情境中,而且还无法从那一情境中抽离,只能按照那一情境的要求行动。那些构成该实践的假定和条件,成为个人和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自我不可分离。(14)

  

   总之,费什的共同体概念保证了意义理解的一致性,能够对解释中的意见一致现象做出解释。也就是说,既然语言和形式要素根本不能对一个语词的解读施加任何约束,那为什么许多人还能够就一个语词的解释达成一致意见呢?原因在于“解释共同体”的存在,由于许多读者都是同一解释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对于某个语词或短语共享一些基本的隐含性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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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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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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