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郭树勇 张笑吟: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发展的影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2-11-27 22:50:41
作者: ​郭树勇   张笑吟  

  

  

   【摘要】广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是中国学者或认同中国学术立场的学者为提升外交话语权、国际理论自信和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而结成的学术共同体。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引领中国学派进入新阶段,对世界性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指导中国学派参与了中美理论话语权斗争。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在本体论上,它有力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合作和文明关系研究;在认识论上,它进一步深化了对时代、国际体系、大国责任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在方法论上,它更好地以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改造了国际共同体等核心理论。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发展史

  

   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权水平是大国软实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无论是美国、英国、苏联,莫不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中,国际关系与外交上的理论创新意识与理论话语权不断增长,一个突出的成果就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以下简称“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国别命名的学派,与学术界常讲的学派一词有细微的差异,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较后者更强调学派成员的国别属性或民族特色。基于此,中国学派就是一个有着国别特色的学术共同体。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内政、外交密切联系,总体而言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学界关于中国学派的发展阶段划分有一定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几个时间节点或事件展开,即新中国成立、20世纪60年代、改革开放前后、世纪之交等。上述节点也被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不同起点。根据以何方为代表的学者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创建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历程;梁守德等指出,中国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俞正樑、金应忠、李石生等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1987年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以下简称“上海会议”)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真正开始发展的起点;根据梅然、任晓等的观点,作为国际交流意义上的中国学派产生于世纪之交。细分起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可视为第一个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第二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为第四个时期,21世纪初进入第五个时期。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学派的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外交思想本身是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又引领了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并对中国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存在必要性

   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中国学派,在提出之初并非是一个公认和共同接受的学术倡议,而是一种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新情况、为了激发中国理论自信而提出的学术共同体主张,也是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中外交融、理论自主性发展演变史的概括。笔者认为,尽管不乏分歧,但是中国学派的提法仍然有必要性。

   (一)中国学派倡议的语境及内涵

   中国学派是在三重具体语境下提出的,即特殊见之于普遍的话语语境,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主张见之于发达国家理论霸权的语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进行文化复兴、形成国际话语权的语境。将这三重具体语境推而广之,就是文化复兴和话语权全球化的语境。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含义由三方面的知识、能力、追求构成:一是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规律较为系统的自主性认识,二是这种自主性认识能够对当代国际关系进行较为客观和有说服力的描述和解释,三是这种自主性认识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和交流。虽然多数学者在上述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是仍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学派的提法。这种争论不断地告诫学界,不能将中国理论特殊化、意识形态化;如果不对传统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较为彻底的科学改造,终究要影响外交决策。

   能否在推进中国理论科学化的同时使用中国学派的提法呢?要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从狭义与广义来理解中国学派。

   狭义上的中国学派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学派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学派成为某个受到国家支持的具有中国理论话语解释权的特定学术共同体;另一种是学派思想的国情论,中国学派成为强调中国特殊国情的国际关系或外交知识体系,着重解释中国的世界观或中国外交风格,给中国理论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留下较大的例外空间。这种狭义上的中国学派定义,显然从未退出学术界,甚至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如果要让中国理论在国际学界立足,并让中国文化不失自信,就需要对中国学派进行广义理解。广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就是中国学者或认同中国立场的各方学者为了获得外交话语权、理论自信和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而结成的学术共同体。它不追求特殊性而是希望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不是运用一种方法而是运用多种方法,不是排斥官方的影响而是努力将官、学知识资源加以整合。在广义论的视域中,中国学派是中国在走向全球性大国、民族复兴的进程中的理论自觉,其志向是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并随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适当增强国际理论话语权。

   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学派的狭义论与广义论,就会发现两者都有其侧重点和优劣之处。强调狭义论,可以较为明确地定义中国学派,也容易将中国如火如荼的知识自主建构活动缩小为一个特定的学术共同体圈子。如此一来,中国学派就难以成为兼具开放性和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更重要的是,狭义论一旦形成话语优势,就会抑制其他中国理论建设的生机。强调广义论,就是把生机勃勃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视为中国学派,避免了狭义论的不利影响,但也带来了无法确定代表者、核心概念、主体方法等知识上的困难。因此,狭义论和广义论各有优劣,应各取所长,重其实而轻其形,以学派建设来推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二)以新的思维和角度来理解倡导中国学派的必要性

   第一,强调中国学派,有助于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虚无论。60多年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怀特(Robert James Martin Wight)提出了著名的“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据考证,其目的在于质疑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强调历史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但该论述后来被演绎为对国际关系学科科学性不足的质疑,进而被当成国际关系理论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持国际关系理论虚无主义论调的学者,先是西方较多,后来中国学界也时有出现。这种论调表现为要么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轻描淡写,以外交经验代替国际关系理论;要么将现实主义视为唯一有用的理论,不承认现实主义之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科学性提出质疑,过于强调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作用等。这些看法虽然有其原因,但不能因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缺陷而全盘否定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理论功能。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通过更加科学化和历史性的成果来回答“怀特之问”。同样,中国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并不缺乏,关键是以何种视角观之。提倡中国学派建设,就是在肯定已有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奋勇向前,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推进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学派的倡议固然反映出一段时期内中国缺乏自身理论的焦急与无奈,但也显示出中国学界朝着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迈进的一以贯之的目标与自我鞭策。以中国学派建设来反对理论上的虚无主义,是增强外交战线理论自信和理论话语权的重要方法。建设中国学派是第一步,以中国学派为依托建设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第二步,因此中国学派是一个过渡形态的学术共同体。

   第二,强调中国学派,有助于消除对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模糊认识,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理论或东方理论的自信。中国学派的提法,有利于提醒国内学者将国际关系理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针对中国当代外交、体现中国人的治世智慧,并在实践中有利于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理论话语霸权。2000年,梅然发表的《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被不少学者认为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学派及其建设必要性的问题。中国学派有着多重学术属性,首先属于中国,其次属于发展中国家,再次属于世界。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尚未实现文化现代化、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阶段,努力建设自主性知识体系和与自身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理论话语权。举中国学派的旗帜,不是搞文化民族主义,而是要代表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发出国际理论创新的声音。国际关系理论虽然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世界并长期由西方学界主导,但是它毕竟是国际政治实践和大国外交实践的产物,随着国际政治实践中非西方因素的不断增加,西方大国政治固有矛盾的发展制约了其理论上的进步,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体也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这种多元化和非西方化给予了强烈的关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大国与美国既合作又斗争,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英国学派、法国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学派;美苏冷战一度引发了苏联对方法论问题的重视,却造就了美国在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方面的主导地位。显然,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则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着向东转向和向中国转向的巨大潜能。

   第三,强调中国学派,有利于促进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联通,防止两者之间可能的“脱节”。关于外交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王缉思教授曾做过独特的阐述:“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理论指的是意识形态或指导行动的思想原则。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更多注意的是理论能够指导实践或为现行政策服务,而不是能否解释实际。在中国所说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理论在内涵上有很大区别,前者重在为外交实践服务,后者重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在他看来,在中国语境中,外交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高度融合,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开辟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新境界”。其前沿理论的属性,决定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就其民族性而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学派的思想源泉,是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强调中国学派,实际上就是强调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学派创新发展的指导和引领意义。

   二、中国学派演变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支持中国学派提法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学派发展的起点定在21世纪初,然而,从中国意识、中国特色,到中国理论、中国学派,这是不可分割也无法分割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脉络。论述中国学派的经验史,其对象只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史。无论中国学派发展的起点如何,其政学互动、融合中外、平台支持等发展特点都清晰可见。

   (一)政学互动

政界与学界的互动,无论紧密与否、平衡与否,都是古今中外国际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常有现象。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一战之后的大国学者和政治家对战争起因与避免战争的研究,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伴随着有理论视野的政治家和有政治实践意识的政治学家的身影。中国学派的成长自然也遵循这个规律。就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学派发展史而言,在第一个时期,政学互动突出地表现在周恩来关于“外交学中国化”的引领作用以及学者们的积极配合。在第二个时期,政治家依然在理论上引领,然而全国三大国际政治系的设立为学界和学者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学术平台和学科支撑,政学互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比如,梁守德指出,1964年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设立,完成了理论研究从政治家群体向学者群体的过渡。第三个时期则是政学互动的典型阶段。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世界政治要补课”的要求,随后的80年代中后期党中央逐渐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45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