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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通:揭示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安特生与《中国为世界而战》

更新时间:2022-11-25 18:41:27
作者: 李学通  

  

   内容提要:以发现仰韶文化闻名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937年重返中国,出版最新研究成果的目的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落空,却于1939年出版了英文版《中国为世界而战》。该书不仅对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予以充分肯定,对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精神给予高度赞扬,而且比较早地揭示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特别强调了国际社会对华援助的必要性。安特生甚至试图通过向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国会议员赠书的方式,促成英美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该书不仅饱含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展现了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

   关键词:安特生 《中国为世界而战》 抗日战争 世界意义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及中国抗战的世界影响和意义,国内学者久有讨论,2015年以后评论尤多。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今天已成为共识和定论。

   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极少,认识不足,评价不高。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出版专著,改变了这种状况。该书聚焦中国全面抗战过程,以清晰动人的笔触向英语世界讲述了中国为争取民族生存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描写了南京大屠杀、河南大饥荒、重庆大轰炸等历史惨剧。该书中译本在国内备受关注,反响热烈,好评如潮,被视为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最新力作,拉纳·米特也被视为“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该书被国内学术界重视与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为来自西方主流学术界的代表,作者在书中比较客观地肯定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中国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

   回溯既往,就笔者阅读所及,最早阐述和揭示中国这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具有世界意义的英文著作,当是瑞典学者安特生(J.Gunnar Andersson)1939年出版的《中国为世界而战》。

   一、 “中国的古纳”安特生

   安特生并非专业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平时穿着中国的长袍,说着一口流利的北平话”的瑞典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他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仰韶文化”的发现者。他最早于1914年5月应聘担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负责为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寻找煤铁资源。来华以前,他曾于1906—1914年担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组织过全球铁矿资源调查活动,主持编纂《世界铁矿志》(The Iron-Ore Resources of the World,1910)。来华工作初期,安特生在直隶宣化的龙关和烟筒山发现了“宣龙式”赤铁矿床,参与规划设计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后来的石景山钢铁厂及首都钢铁公司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还积极参与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创建工作,是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创始会员,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中国早期地质学者一起,共同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与配合下,安特生1921年对北京周口店古生物化石地点的调查,为后来“北京人”的发现起到了先导作用;同年10月他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附近发现史前文明“仰韶文化”遗址,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他先后出版有《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1923)、《甘肃考古记》(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1925)、《龙与洋鬼子》(The Dragon and the Foreign Devils,1928)、《黄土地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等多部有关中华文明的重要学术著作和记叙其在华经历的通俗性作品,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中国的古纳”。1927年以后,安特生创办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并担任馆长,继续致力于仰韶文物的整理和研究。

   1936年11月下旬,安特生携带着拟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的考古研究报告和第七批拟返还的仰韶文物重返亚洲,进行学术交流及考古调查活动。在华期间,安特生按计划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国地质调查所等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演讲,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梁思永等进行了学术交流,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甚至还以《20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为题,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说。4月中旬,安特生前往北平,参加北平博物学会的第12届年会,发表了关于中国地质探险的演讲。5月初返回上海后,他于15日乘船溯长江而上,赴四川、西康进行考古调查。安特生于5月27日抵达重庆,6月2日抵达成都,6月20日在成都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傅斯年签订了一份简要的考察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安特生与华西协合大学葛维汉(David Graham)、四川大学周晓和,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祁延霈等共同组成“西康考察团”,6月25日从成都启程,在成都周边、雅安、打箭炉(康定)及道孚等地寻找史前遗址,从事考古调查。但是,突然爆发的七七事变和平津很快陷落的消息,迫使考察团不得不提前结束工作。

   安特生在西康考察团解散后即转道香港,受法兰西远东学院教授戈岱司(Mons George C?dès )邀请赴越南考察,并于11月再度短暂赴北平一行。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形势急转直下,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古生物志》的编辑出版方中国地质调查所也奉命于1937年11月从南京撤离,迁往长沙,后又迁至重庆北碚。由于战争造成资金、纸张及印刷设备等诸多条件变化,安特生此次亚洲之行的主要目标——在《中国古生物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最终空落。出人意料的是,黯然回国的安特生很快于1938年10月,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瑞典文新著《战火中》(Under Brinnande Krig)。不久后,他将该书修订扩充,在伦敦出版了英文本《中国为世界而战》。

   二、 安特生的《中国为世界而战》

   在英文本前言中,安特生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中国的经历:

   从1914年到1927年,我连续十三年担任中国政府的矿政顾问。我有幸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当时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以及各省当局向我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和便利。就我个人的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而言,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几年。

   但是,随着我对勤劳、爱好和平与友好的中国人民的喜爱逐渐加深,随着我对中国事物的了解越来越多,我意识到,人口众多的中国这些年里正处于适应现代化的关键阶段。

   腐败堕落的异族统治者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但是官僚体制却在狡黠的强人袁世凯手中幸存下来。帝制自为失败后,袁世凯于1916年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各省督军,是他留给人民的遗产中最致命的毒药。他们中也有个别强人希望拯救国家,但作为一个整体,贪婪而无能的督军们为了继续他们无止无休的内战,将过高的赋税强加在贫穷的农民头上。农村变得贫穷破败,土匪猖獗,铁路机车被交战的军队耗竭,绝望的青年学生们最后转而向共产主义寻找帮助。

   《中国为世界而战》全书共21章290余页,前半部主要叙述安特生此次重返亚洲的见闻和观感,后半部则着重于介绍日本对华政策、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的抵抗活动、各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以及他对东亚未来走向的分析。

   作为对中国文明价值有着独特体认,对民国以来中国政治有着长期现地观察经验的著名西方学者,安特生不仅回顾了与中国学者的友谊,更向西方读者讲述了民国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而且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日本大陆政策、西安事变、抗战爆发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世界未来的影响,并对东亚局势未来可能的走向提出独到见解。

   从北伐、统一、宁汉之争、南京国民政府的建设、粤汉铁路完工,到新生活运动、中央政治学校、两广事变等等,安特生关注着从他上次离开以后中国方方面面的新变化。他看到,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依然被反对派指责为腐败无能,但已经有22省向中央政府纳税。1929年以来中国航空业进步很快,道格拉斯运输机在上海至汉口航线进行试飞,以广州为终点站的中国西南航空公司已经成立,并通过河内航线与法国航空公司建立了联系。在距离浙江省会杭州不远处,设立了拥有三个机场的军事飞行学校。飞机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认为,通过十年间与各种力量不断的争斗,“蒋介石终于将中国捏合成貌似统一的国家”。但是,自1931年以来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剥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给“重建”工作带来困难。对于共产党与红军的存在以及国共关系,安特生给予了充分关注。他甚至向西方读者具体介绍了蒋介石遵循德籍顾问冯·塞克特将军(General von Seeckt)的计划对红军进行的五次“围剿”,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及红军部队置于蒋介石麾下等情况。他认为 “(西安事变)可行性解决方案的达成,挽救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面子”。

   《中国为世界而战》的后半部则着重于日本对华政策、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各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以及对东亚的未来走向的分析:日本能否使中国臣服?中国人如何抗战到底?对中国人民表现出的顽强抵抗精神,安特生给予了高度赞扬。在书中,他不仅肯定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而且特别强调了西方国家对华援助的必要性,并对中国必将赢得最后胜利寄予了巨大希望。

   安特生认为,吞并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全神贯注于镇压国内的异己力量,没有进行武装抵抗,致使日本占领东北全境。1937年4月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安特生就曾警告:“中国最富有的铁矿有被外国势力侵占的危险。”他说,中国最大的铁矿就在奉天附近,已经被日本人占有。他们还通过收购汉冶萍公司取得湖北大冶铁矿的控制权。现在他们将触角伸向龙烟铁矿。对于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而言,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1937年11月,安特生亲眼目睹了北平在日军占领下的样子: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日本的兵营,“北平的景象,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老朋友来说是最痛苦的”。他也听说,以前从未见过共产党的华北平原,现在铁路线之间到处都是红色游击队,偷袭日军哨所,夺取武器弹药。

   安特生不仅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以及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事迹,而且对于华北游击队的活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关于八路军的报道,无疑给了安特生极大的启发。他也了解到,一群富有牺牲精神的年轻地质学生(包括他此前的一位“小助手”)已经参加红军。“作为贫穷农民的解放者,他们来到乡下,根据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将大片土地分给农民”。虽然从前的红军现在已经向国民党政府保证,战争期间放弃没收地主土地政策,“但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样他们就毫不困难地成为贫苦农民的朋友和保护者。如果我们要了解红军对农民思想的力量,就必须了解这一事实”。他甚至借朋友“R先生”之口说出:“坚信红色游击队注定将最终决定战争胜负,并使中国恢复自由。”

作为淞沪抗战的目击者,安特生用了两章的篇幅细致描述了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战况。他看到:数量可观的增援部队不断从南京抵达上海,中国试图通过数量上的优势来弥补装备的落后;日军战机随心所欲地轰炸没有配备高射炮的中国军队;燃烧的闸北之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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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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