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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1]

更新时间:2022-11-24 13:35:24
作者: 马克斯·韦伯   甘阳 (进入专栏)  

   甘阳 译

  

   罗马帝国的衰亡并非是由外部因素所造成,亦即并非由于其敌人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亦非因为帝国本身缺乏政治领袖。事实上,罗马帝国在其最后的百年中不乏伟大的政治家,[2]例如英雄人物螫底猁喀(Stilicho)[3]就集日耳曼的勇武与老道的外交手段于一身。然则为何日后那些土头土脑的封建部落诸如梅偻瘟人(Merovingians)、[4]喀噜琳人(Carolingians)[5]以及萨喀森人(Saxons)[6]能够动员足够的兵力去抵挡撒拉森人(Saracens)和匈奴人(Huns)的凶猛进攻,而罗马人即使有斯提利科之辈为领袖却已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答曰:罗马帝国早就已经在衰落中,蛮族的入侵只不过为罗马漫长的衰落过程画了一个句号罢了。

  

   不过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并非由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所造成。事实上,古典西方文明本身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没落,但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联合体却在古典文明衰落几世纪后仍然存在。早在第三世纪初,罗马文学已乏善可陈,罗马法学则与其各学派一起退化;希腊罗马的诗歌几已绝种,历史编纂一片凋零,甚至连铭文都已难得一见。用不了多久连拉丁文本身都已让位给各种方言。

  

   再过一个半世纪即当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时,帝国内部事实上已经从文明退化为野蛮状态了。只不过伴随着人口迁徙,外部蛮族的入侵并未建立新的制度来代替帝国的旧制度,以至梅偻瘟王朝至少在高卢一度基本上是罗马外省组织的延续。

  

   由此我们不能不问:古代世界文明衰落的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自然早就有过各种解答,有些不着边际,有些则从正确前提导出错误结论。例如有人论证说,是专制主义扼杀了古代人的心智及其政治生活和文明。然而再明显不过,腓特烈大帝(Frederich the Great)[7]的专制主义恰恰是促成欣欣向荣的动力。另外一些人宣称,乃上层社会的奢侈与堕落招致历史对他们的惩罚。但奢侈与堕落都只是病兆,而非病因。导致古典文明衰亡的原因远比任何个人的邪恶重大得多。

  

   再有一种解释则将重心放在罗马妇女的解放上,以及认为统治阶层之间婚姻纽带的解体削弱了古代社会的基础。这只能说明我们时代的反动者仍然在不断重复当年那位史家塔西陀(Tacitus)关于所谓日耳曼妇女的故事,实际上这妇女乃是一个作战农民的悲惨奴隶罢了。真正讲来,这种理想化的“日耳曼妇女”[8]与日耳曼人最终荡平罗马几乎浑不相干,就像广为人知的“普鲁士小学教师”与奥地利在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战役[9]中取胜一样不相干。事实上,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古典文明的衰落毋宁说与社会下层阶级之间家庭纽带的重建有关。

  

   还有一种解释同样来自一位古代人的证言,即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名言:“大地产毁掉了意大利。”[10]一位现代学者由是说:“看吧,毁掉罗马帝国的正是罗马的容克贵族们。”[11]对立的一方则答辩说:“也许是这样,但这恰恰是因为大地产本身已被进口谷物所毁掉。设若当时罗马能高筑关税,例如卡尼茨议案[12]以保护农业,帝国或将延续至今。”然而我们下面立即会看到,古典文明的覆灭恰恰标志着农民阶级复兴之开端。

  

   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解释更不会缺乏。近来一直都有人论证,自然选择过程当时乃逆向而行,因为当时的征兵制使得最强者都成了独身,从而导致罗马种族在古代后期日益劣质化。但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事实上当时军队乃日益从士兵的子弟中征募,而这种发展趋势恰恰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

  

   以上种种已足以说明迄今为止人们是怎样回答古典文明为何覆灭这一问题的。以下我将对方法问题先略做评论,然后提出我自己的回答。

  

   一个说故事的人要能引起听众的高度兴趣通常总要使听众相信这故事乃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而最后能引出某种教训。我要讲的故事则完全不同。对我们自己今天的社会问题而言,古代史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今天的无产者与古代的奴隶之间,就像一个欧洲人与一个中国人之间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今天的问题与古代的问题完全不同。因此我要讲的故事只有纯粹的历史兴趣。但尽管如此,这故事却是有史以来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古典文明的内在解体。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楚界定古典西方社会结构的特质。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些特质规定了古典文明发展的轮回。

  

   首先,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城邦是政治生活及文学艺术的中心。同样,至少在古代的早期,当时的经济形式是由我们今日所谓“城市经济”为主所形成的。

  

   希腊时代的城邦基本上无异于中世纪城市。两者间的差异无非是地中海地区与中欧地区在气候和种族上的差异,就像今天英国工人不同于意大利工人,而德国技工不同于意大利技工一样。

  

   从经济上讲,古代城邦立足于一种以城邦本身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即以城市工艺产品来与其周围亲密的内陆农村的农业产品相交换。这种贸易乃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而且基本上满足所有需求;任何从外部的进口都无必要,事实上绝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自给自足(autarkia)。[13]

  

   诚然,在这种本地贸易的基础上,国际贸易很早就已开始发展而且其所及地域甚广,交换品种亦多。由此,历来关于古代史的讨论大多都集中在那些拥有船队从事国际贸易的城邦,从而常常使我们忘记,这种国际贸易在数量上是何等微不足道。由于古代欧洲的文明是一沿海文明,其历史记录因此压倒性地首先是关于沿海城邦的历史。然而,与这些高度发达的城邦商业经济并肩而立的恰是在性质上正好相反的自然经济,即内陆野蛮农民的自然经济,这些农民或生活在部落共同体中,或生活在封建家族长的支配下。当时正常稳定的国际贸易只能依赖海路和大河。古代西方根本没有与内陆的贸易,更谈不上与中世纪的内陆贸易相比。备受推崇的罗马大道并不是用作通商之途,罗马的邮政亦非为商业服务。当时内陆土地的地租与河岸一带土地的地租有极大的差异。靠近罗马大道被看成是一种倒霉而非运气,因为这意味着要常受军人驻扎借宿之骚扰。简言之,罗马大道乃为军队开,而非为商业开。

  

   在这种状况下,自然经济很少受到触动,商业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延伸。古代贸易事实上只限于数量很少的贵重品,诸如贵金属、琥珀、精美纺织品,以及铁器和陶器之类。所有这些总的来说都是奢侈品,由于其价格极高,因此尽管营运费昂贵仍然有利可图。但这种贸易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与现代商业相提并论,因为这就像是说今天的贸易只有香槟、丝绸之类而无其他一般,然而所有的统计都可以告诉我们,今日贸易的大宗都是大众消费品。

  

   诚然,有些城邦如雅典和罗马曾依赖进口来保证其谷物供应。但这些例子都不是历史的常态,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供应品的征集亦都委托给公共权威;古代城邦不会也不能把这些事交由不受控制的私人商号去做。

  

   由此,古代国际贸易的受益者并不是大众及其日常需求,而只是很小一撮富裕阶层。换言之,在古代西方,贸易的扩展只有贫富日益分化才可能。更重要的是,这里我们看到了古代文明的第三个典型特征,即这种贫富分化在当时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形式与倾向:古代西方文明乃以奴隶制为基础。

  

   从一开始,城市中的自由劳动与乡村中的奴隶劳动就同时并存。在古代西方,就像在中世纪一样,一方面存在着为城镇市场产品交换而进行生产的自由劳动分工,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在乡村庄园生产而且只为乡村庄园生产产品的非自由劳动。也与中世纪一样,这两种劳动组织方式之间的天然对立乃与日俱增。

  

   一般而言,经济的进步是靠扩大劳动分工来达到的。当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首先要求市场的扩展,亦即在外延上把新的地理区域纳入交换经济,在内涵上则把更多的人口纳入交换经济;因此古代西方的城镇居民总是力图打破乡村庄园并把庄园的农奴整合到自由市场中。反之,当非自由劳动占上风时,经济的进步乃靠劳动人口的稳定积累来达到,因为能调动的奴隶或农奴越多,非自由经营也就越能专业化。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世纪,最后取得胜利的是自由劳动和产品自由交换这一方,而在古代西方,斗争的结局恰恰相反。为什么会这样?这道理就像在古代西方技术发展必然是有限的一样:因为古代文明以相互攻伐为常务的特点使人力的获得最为廉价。古代战争乃是掳取奴隶的战争。这些战争不断为奴隶市场供应奴隶,从而也就不断推动古代经济中的非自由劳动部分和劳动力的积累达到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则是自由劳动这一部分不再扩展,手工业则无法走向由无产者的雇用劳动来为消费者生产的阶段。自由企业主与自由雇用劳动者之间为市场生产而进行的竞争在古代也就无从发生,而这种竞争本可大大促进各种节省劳力的发明,就像今日常常发生的那样。但在古代西方,情况却恰恰相反,自给自足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反而日益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只有奴隶主才能通过奴隶劳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来发展生产,而且只有奴隶主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古代西方的状况由此日益演变为,只有奴隶经营者才能在满足自己需求后为市场生产。

  

   这就决定了古代西方的经济发展在所有制方面大不相同于中世纪欧洲。在中世纪社会,劳动的自由分工首先在城镇以内的经济区域中发展自己的市场,面向本地市场和本地顾客的需要而生产。其后,随着与外地市场的贸易之增加,又发展起来了各地之间的生产分工。首先是外包工制度,随后是制造业,各种以供应外部市场及雇用自由劳动为目的的新生产方式开始出现。现代经济的发展由此无可避免地乃与面向大众的趋势紧密相连,亦即跨地区的贸易以至跨国贸易都以不断满足大众的需要为目的。

  

   在古代西方,情况正好相反,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强化了大奴隶制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14]交换经济在古代就像是某种上层建筑,在它之下的下层建筑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自然经济,在这种自然经济中,需求的满足无须依靠交换,因为这种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一方面把越来越多的人口纳入其范围,另一方面则并不依靠市场,而是以奴隶庄园本身的生产来满足奴隶主的消费需要。唯当奴隶主上层阶级的消费越提高,贸易才越向外扩张,但这样的对外贸易越扩张,贸易的密度就会越低。这样,在古代西方,贸易越来越变成覆盖在一个庞大的自然经济之上的薄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张薄网的网孔就变得越细,网线就变得越脆。

  

在中世纪西方,经济的轨迹是从为本地需求而生产发展到为跨地区的市场而生产。这种发展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及竞争原则逐渐渗透本地经济结构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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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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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修订译本/(德)马克斯·韦伯著;甘阳编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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