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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

更新时间:2022-11-24 11:40:29
作者: 瞿林东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从汉代社会来看,尤其如此),一部关于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从现代的学科分类来看,不论是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美学,还是天文学、地理学等,都可以选择一个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而且也都可以总结出司马迁在这些方面的成就,并对我们有所启发。这些研究,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都具有科学史研究的价值。但是,《史记》毕竟首先是一部史书,是一部通史著作。从史学的本来的意义和主要的目的来看,从《史记》的着力所在和精彩之笔来看,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他本身所意识到的肩负的历史责任来看,我认为《史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详尽地、深刻地而且也是生动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这是司马迁奉献给当时的特别是后来的人们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

  

   司马迁对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总结,从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上起秦国的兴起,下迄武帝时的强盛,内容极为丰富。概而言之,我以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其一,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其二,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其三,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

  

   其四,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战国中期以来至西汉前期大约二百七八十年间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有的则是属于他那个时候的当代问题。司马迁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非但没有回避这些重大问题,而且以严肃的态度、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和神奇的史笔回答了这些问题。

  

   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一、关于秦国的崛起和秦朝的兴亡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以自己的口气做许多评论。他只是在《秦始皇本纪》的后论中简略而含蓄地写道:“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这两句话,既概括地写出了秦国发展、强大的过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的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负,也隐约地揭露了他蔑视历史、目空一切、专横自恣的政治品质。从根本上说,这两句话也就是对《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国历史的一个总结。接着,司马迁大段引用了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并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显然,司马迁是同意贾谊《过秦论》所提出的看法的,他是要借用贾谊的看法来回答上述问题的。这是司马迁历史评论的一种独特的形式。

  

   贾谊的《过秦论》分析秦国自缪公以来不断强大、终于统一全国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有利的地理形势,即所谓“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这种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优胜之处是:六国攻秦,秦可以逸待劳,“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荷戟而守之”;于是六国逐渐疲惫,而秦国则锐气养成,加之政治上的“远交近攻”方略,乃能逐一击败各国,完成统一事业。关中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优势,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曾经保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有论述。贾谊是较早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的思想家,他的这一看法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就是最先接受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二是能用人,“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同时采取了“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的政策。秦国国君善于广揽人才,用其所长,这有长久的历史,也是它逐步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贾谊之前,已有人做过评论,李斯的谏除逐客之令的上书是典型的概括。他指出:“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1]这是讲的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善于用人的历史,也是讲的秦国由弱变强的历史。司马迁作《李斯列传》,全文收录这篇上书,他是赞同李斯和贾谊的看法的。三是得力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横)而斗诸侯。”关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李斯已有评论。从秦国的历史来看,商鞅变法是许多重大事变中最重要的一件,所以司马迁说: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2]。把这个评价同上文所引李斯的评价结合起来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后来的富强确实起了关键的作用。以上三条,即地理形势、用人和改革,是秦国强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到了秦王嬴政时,“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成就了统一大业。

  

   那么,从秦国发展成为秦皇朝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认为,“兼并”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作“取与守不同术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却没有制定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这跟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同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自是一个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讳之禁”,拒绝谏谋。贾谊指出,秦皇朝在政策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来的,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是因为“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人们只好“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这种紧张的政治局面,同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广揽人才、认真听取各种富国强兵之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实有天壤之别,就是同后来的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于纳谏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贾谊感叹地说:秦末,“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二世时,非但不知改弦更张,反而使这些错误的做法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陈胜等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3],最后导致秦皇朝的灭亡。

  

   司马迁并没有用太多的话直接评论秦朝在政治上的种种失误,只是据事直书(如焚书坑儒事件等)。但他在这里借贾谊《过秦论》批评秦朝统治者的为政之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仅贯穿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历史判断的说服力。

  

   二、关于项羽的败亡和刘邦的成功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方法上与上面所讲的有所不同,他在《项羽本纪》中是直接而又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的。毋庸置疑,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个失败的英雄是带有几分同情的。依我的浅见,这种同情主要是出于对项羽的英雄气概和直率性格的赞赏,并不含有更多的深意。而这种赞赏,在《项羽本纪》中随处可见。例如:

  

   (汉四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按:指挑身独战——引者)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项羽的直率(甚至略带几分天真)跃然纸上,这同刘邦的冷静和老谋深算比起来,相去何止千里!又如刘邦父母、妻子为项羽所俘,置于军中。后刘邦派人同项羽讲和,“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项羽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项羽的诚意亦跃然纸上,但他的这种诚意却使他陷入了困境,因为刘邦已经部署好了对项羽的袭击。

  

   从垓下之战至项羽乌江自刎的一段记述,是司马迁对项羽深寄同情之心最突出的地方,其中有一段文字是:

  

   (汉五年)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军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面!后人据此编写出“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搬上舞台,广为流传,当非偶然。接着,司马迁写了项羽不愿一人渡江(“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赐马亭长(“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自刎于故人吕马童之前(“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等等。司马迁的史笔可谓写尽了其人的性格与气质,有很强的感人力量。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对项羽又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项羽的刚愎自用,不懂得罗织人才和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过分相信自己的武力等,司马迁都是予以否定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项羽为什么终于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例如,司马迁写其垓下之战失败后,仅存二十八骑,而汉军追者数千人: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甚至要采用“快战”的战术,“必三战之”,以“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此时,他还要用这种匹夫之勇来证明“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足见项羽刚愎自用几乎达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对乌江亭长说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表明他始终认为,他的失败,其意在天,自己是毫无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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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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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瞿林东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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