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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

更新时间:2022-11-22 11:00:29
作者: 瞿林东  

   关于中国史学,我们会碰到许多不容易做清晰的说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深刻认识的具体问题,这是在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今天所讲的是比较宏观的问题,主要是史学遗产、史学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只能讲得很概括,或者只是把一些问题提出来,供进一步思考和讨论。我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方家指教。

  

   首先,我想扼要地讲讲中国史学的特点。中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史学大国,同世界各国比较起来,中国史学至少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任何一个文明古国都不像中国在历史记载和撰述方面有这种历史连续性。从现在已知传世最早的史书《春秋》开始,中国的历史记载和撰述从未中断过。如果说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现在已知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距今有3600年。现在的考古学界还在探索更早的文字。尽管我国现在有文字记载的确切年代不像有的古代文明国家那样早,但我国的记载是连续的,历史撰述是连续的。“二十四史”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国文明没有中断,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反映文明的载体——没有中断过。历史学对于反映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是有重大贡献的。第二个特点是传世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我国已经遗失了许多文献,但现在传世的历史文献仍然十分丰富,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第三个特点是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性。史书有多种体裁、多种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方面适应不同的需要和社会功能,因而有丰富多彩的编纂形式。这在全世界的史学发展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第四个特点是重视人事、重视经世致用的社会性。中国的历史学讲求关注社会,重视它在社会中的作用。不像西方中世纪的历史学,把人事都归结到上帝那里。中国的历史书撰述的主要是人事——人和人的活动。在讨论中国史学有关问题的时候,首先谈谈中国史学的特点是必要的。

  

   一、中国史学的遗产

  

   什么是史学遗产?一般说来,史学遗产可以理解为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把“史学遗产”从丰富的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作为明确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来探讨,是白寿彝教授首先提出来的。白寿彝先生在1962年写了一篇题为《谈史学遗产》的文章,后来收入他的文集《学步集》。在这篇文章中,他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和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同时从七个方面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称之为七个“花圃”。它们是:史学基本观点的遗产(包括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学遗产(所谓历史文学遗产,是指历史著作文字表述的艺术性,不同于用历史题材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的遗产、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的遗产。大家知道,自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后,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处在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的地位,即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古代史学也没有真正被重视。白寿彝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体现了学术上的见解,同时也反映了他在理论上的勇气。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产生了积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又写了五篇关于史学遗产的文章。一篇谈历史观点问题,一篇谈历史编纂学,一篇谈历史文学,还有两篇是谈历史文献学的。[1]这五篇文章谈到了历史观点、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和历史文献学四个方面的问题,比起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讲的七个“花圃”显得更集中了,也更提升了一步。这里,我想在白寿彝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的见解的基础上,加上我自己的研究和认识,讲四个问题:一是丰富的撰述内容,二是多样的表现形式,三是历史理论的积累,四是史学理论的成就。

  

   (一)丰富的撰述内容

   在《汉书·艺文志》中,人们还看不出古代历史撰述内容的丰富性,史部书还没有独立。到了唐初修成的《隋书·经籍志》,史部书已经独立了,而且分成13类,足见其内容的丰富性。13类中,就“正史”一类来说,它本身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内容写成的,叫作“纪传体”,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理解就是综合体。它用纪、表、志、传互相配合,把重大的事件、典章制度、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都写到了,把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方面也都写到了。“正史”中的“志”是非常重要的,包含了天文、地理、食货(也就是经济)、礼乐(也就是文化)、刑法、职官、经籍等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历史运动。这仅仅是“正史”,“正史”以外还有12类,包括民族史、地方史、地理书、谱牒、家传、人物传等,可以说是全面地反映了社会面貌。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史书只是记述了汉族的历史,没有写出少数民族的历史,更没有写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中国史学实际的。我们都知道,《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都写出了多民族的历史,所谓诸华、诸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在许多书里都有反映。可以说,先秦的历史文献就反映了多民族的历史。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更是写出了一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史记》里有六篇少数民族传记,把南方、东方、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六个方位的民族都写到了。此后在许多正史里面都有少数民族传记。可见,写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这个传统是主流。所谓中国古代史书主要是记述汉族历史的观点,不符合中国史学本身发展的实际。

  

   (二)多样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形成了对客观历史纵横交错、详略有致的表现形式。每一种体裁都有不少代表性著作,突出地表现出此种体裁的优点和它所记述的历史内容的价值。以编年体史书为例,就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有清代的《续资治通鉴》等。《资治通鉴》的问世表明编年体史书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该书还附有《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目录》可以看作是一个纲要,《资治通鉴考异》是司马光关于文献选择的一个记录。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为何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司马光都做了说明。同一件事情有许多相同的记载,但是本子不同,有详略的差别,有时间先后的差别,选择哪一种,也有交代。这说明司马光治史的态度是很严谨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学习了司马光这种编纂史书的方法,尽管它不是最后的成稿,但是也有很高的价值。

  

   纪传体史书从《史记》《汉书》到历代正史,作为综合体的史书,更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面貌。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发表《新史学》,说“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2]他对“二十四史”的这种看法应当说是不对的。他的看法影响了20世纪前三四十年,到今天仍有人持这种观点。“二十四史”确是记载了许许多多帝王将相的历史,他们占了主要地位,但是“二十四史”并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如果我们今天还很简单地把“二十四史”仅仅看作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么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我们就不知所云、无从知晓了,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就无从去研究了。1935年,顾颉刚在为《二十五史补编》写序的时候曾对“二十五史”做了评价,说:“‘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历代正史得到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最高的评价了,因为它记载了历史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历史学是在继承前人而不是否定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否定了前人我们也无从发展。

  

   典制体(亦作“典志体”,我习惯用“典制体”)史书从唐朝杜佑的《通典》(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唐会要》到《文献通考》,直到历朝会要,其中以《通典》的成就为最高。《通典》从历史观点、编纂方法、所述内容来看都非常重要。《通典》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讲求经世致用。杜佑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3]意思是说编纂《通典》就是要用它来作为处理政治事务的参考。第二个特点是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通典》分为九门,食货为首,经济放在第一位。杜佑继承管子的思想,主张衣食足而知荣辱。凡国家政治生活都要从食货开始,没有食货,无从谈礼乐文化等各种活动。这个思想很了不起。不论从编纂的严谨,还是从历史观点、史学思想来看,《通典》都有很高的成就。

  

   纪事本末体史书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到后来的历朝纪事本末,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是以事件为中心,把历史上的大事列举出来,记述每件大事是如何发生的,经过怎样,结果如何。采用这种史书体裁撰写历史,便于人们对事件始末原委的认识。今天用章节体来写各种文章,写历史,介绍事件怎样产生、经过怎样、结果怎样、影响怎样,等等,就是纪事本末。可见,纪事本末体和20世纪人们用章节的形式写书很接近。当然,20世纪用章节体写书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包含在纪事本末体史书之中了。

  

   学案是学术史著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等都是学案体史书。这种体裁今天很少有人去研究了,也很少有人去学习、改造这种体裁来写学术史。我们今天所写的学术史大多数是模仿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钱穆的同名著作。现在我们写的学术史实际上是写一个人的经历、著作、学术思想,把这些合到一起就叫作学术史。这和我们史学遗产中的学术史相去甚远。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和介绍外国史学流派,特别是西方史学流派,但我们却很难真正了解这种流派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外国史学流派的研究与介绍,或者写一些言论,或者介绍几个代表人物,这怎么能叫流派呢?我多次建议搞外国史学的朋友用学案体的形式来介绍西方史学流派,让我们真正知道西方史学流派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学案体包含这样的内容:某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的传记和师弟子相传的详情,也就是要把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写出来;主要代表作的摘要或者选编;同时代人和后人的评论等。这些内容汇编在一起,人们就能知道这个学派了。现在我们在书店里看到的学术史,距离这样的表现形式差得很远,古代的学案体史书在今天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评论体史书可以分为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两类。历史评论,我们过去知道得比较多的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但是中国的历史评论著作绝不是只有这一部书,较早的有唐初的《帝王略论》、宋代的《唐鉴》等,这些也都是很有名的著作。广为人知的史学批评著作,有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和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是两部划时代的著作。如果说《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那么《文史通义》则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这一类著作也不仅限于这两部书,如唐代柳宗元写的《非国语》,宋代吴缜写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明代卜大有编的《史学要义》等,也都是史学批评著作。我们还要特别关注清代乾嘉时期的几位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写的几部书,即《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这几部书中既有历史评论,又有史学批评,不应当作一般性的历史考证著作看待。

  

还有笔记体史书,这里主要是指史料笔记。中华书局近些年来不断整理、出版从唐宋到明清的史料笔记,已出版了百余种。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史料笔记里,有侧重历史考辨的,有侧重历史掌故的,有订正前史讹误的,有侧重社会风俗的。自唐迄清,这种笔记极为丰富,其中有不少是名家所撰。例如,欧阳修、苏轼、洪迈、陆游等人,都写过史料笔记。笔记的题材比较灵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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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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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瞿林东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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