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瞿林东:史学遗产与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

更新时间:2022-11-22 10:57:52
作者: 瞿林东  

   2007年12月,由龚书铎教授和我共同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凡3册,604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历经13个年头的编纂工作后,终于面世了。我作为主编之一,惴惴不安地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是因为这项费时费力的工程终于完成了。所谓“惴惴不安”,是因为它总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此种心情是常常都会产生的。

  

   这里,我讲几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清理史学遗产的重大意义

  

   1961年,白寿彝先生发表《谈史学遗产》一文,指出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据我的肤浅理解,作者提出这个问题,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作者受到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诸多领域的整理工作的启示。他指出:

  

   建国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1]

  

   作者的这一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整理工作的密切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对史学遗产之重要性的自觉意识以及开展史学遗产整理工作的迫切要求。

  

   第二,是作者对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有深入的和全面的思考。对此,他提出了三点认识。一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作者从西周的“有册有典”讲到清代的“历史书狱”,说明“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得到解释。但历史观在反映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是错综曲折,不一定明显确切。再加上史学传统的继承性,就使我们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阶级分析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2]。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强调历史观对历史著作的重要,同时又指出对历史观进行阶级分析时又是一个复杂的工作,这种辩证地看待历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态度,确乎难能可贵。二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作者列举了这样几条规律:“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是有它的不同的特点”;“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3]。对于这几条规律,作者都略做举例予以说明。大凡承认任何事物都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者都知道,探讨并阐述某一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研究工作中最为艰难的事情。近五十年前,作者提出的这几条规律,以至于还可能存在的其他规律,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一定深度的和有说服力的研究论著问世。写到这里,笔者本人甚觉汗颜。三是“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4]。作者认为,不论是做个案研究、综合研究,还是做比较研究,都会起到这种作用。作者举《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较,举《史通》和《文史通义》的一些篇目所讨论的问题,用以说明自己的论点。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来看,作者对史学遗产问题,确有深刻的和系统的考虑,其中许多见解在今天仍值得有关研究者的重视。

  

   第三,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这也是作者提出史学遗产问题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白寿彝先生这样写道: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这段话是针对着文学艺术遗产说的。从对待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来说,在文学艺术和史学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这段论述,应该认真地学习、体会。[5]

  

   从作者的这段引文和说明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关于开展史学遗产研究的问题,正是作者在上述理论指导下所做的关于学科发展的前瞻性思考。诚如作者所说:“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6]作者好像是一个辛勤的园丁,把史学遗产中的一些珍贵品比作一个个“花圃”,分析它们的性质,描绘它们的状况,指出研究它们的路径和方法,洋溢着自豪之情和充满信心的前瞻。

  

   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应当强调的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家第一次明确地、有系统地提出研究史学遗产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卓越见识;另一方面也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以及此后史学界开展史学史研究大讨论的学术环境使然。对于新中国的学术史上这绚丽的一页,我们这些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后学、后进们,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阅读它,去感悟它的历史价值。

  

   1981年,整整20年的历史沧桑,丝毫没有消解白寿彝先生的“史学遗产情结”,他在这一年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然而,言犹未尽,1982年夏天,再次发表一篇此类文章。[7]作者广泛而深入地阐述了历史观点方面的遗产及其现代价值,历史文献的分类、剖析和利用,史书编著的体裁、体例及综合运用,史书文字表述的艺术性传统及当前与今后发展趋势等。谈论间,作者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从容而风趣,比之于20年前的《谈史学遗产》一文,更显得雍容大度、平实自信。

  

   历史已经证明,关于史学遗产的研究,确已到了适逢其时的时候了。从1980年至今,平均每年都有一两部贯通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8]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文献整理工程《中华大典》的启动,随着《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立项,又为史学遗产的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二、史学遗产与历史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有关历史学的理论著作大量涌进国门,这对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它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即在一些史学工作者中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甚至用西方近代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来反衬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的苍白。笔者对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曾撰文予以批评。[9]当然,产生这种误解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些同行在这方面还缺乏应有的自觉和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世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些已注意到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的发掘和阐释,而这种趋势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的立项,用通常的话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我们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体例把有关的文献钩稽出来并加以梳理,成为学科建设中的便于参考、使用的一部大型类书?显然,“竭泽而渔”的方法是不可能做到的;退一步说,即便能够做到,似也无此必要。唐人刘知幾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10],何况我们也实在难以做到“博闻”。因此,我们的方法,只能是以所知的部分而连类列举,推及所未知的部分。当然,采用这种方法,一是要对已知的部分做整体上的梳理,列出纲目,制定体例;二是要有一个具备一定知识基础和学术素养的研究群体。学术前辈的开拓性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发,而从当时的条件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以及历届的博士研究生,正是这样一个学术群体。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包含三个分册:历史理论分册,史学理论分册和史学史分册。按照《中华大典》编纂体例的要求,这三个分册也被称为三个“总部”,它们的内容和编纂各以自身的特点,构成全书的整体风貌。

  

   这里,先说史学遗产与历史学的理论问题。我们认为,史学遗产所包含的历史学的理论遗产,大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人们对客观历史认识的见解和理论,一是关于人们对史学本身认识的见解和理论。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11]一般说来,人们在运用它们的时候,并不十分注意到它们的这种联系和区别,但是当我们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则不能不注意到它们的这种联系和区别。

  

   我们对历史理论分册(即历史理论总部)的“提要”做了这样的说明: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史学遗产中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进程之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论述,其文献资料以史部书为主,兼及经部、子部、集部有关之书。

  

   这是关于断限、内容及资料来源之总的说明。“提要”进一步写道:

  

   本总部包含论天人、论古今、论地理、论时势、论华夷、论国家、论正统、论分封、论兴亡、论鉴戒、论风俗、论人物等12个部。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特点,对当代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研究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其中,天人、古今自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地理、时势、兴亡、鉴戒,涉及社会历史面貌和人们的追求,国家、正统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华夷之论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紧密联系,重视风俗移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和标准亦历来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有其内在的联系。[12]

  

   这里提出了12个方面的问题,至于说“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因为这都是从史学遗产的积累中概括出来的。

  

譬如,至晚从司马迁著《史记》开始,天人关系、古今关系,便成为历代史家一再关注的基本问题;《史记》中的《河渠书》《平准书》涉及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自《汉书·地理志》以下,直至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都有许多评论地理条件与生产资源、社会经济、户口多寡、水利事业、战略攻守等精辟论断;从司马迁说时势到王夫之论势与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230.html
文章来源: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的传承/瞿林东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