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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少鹏 高夏薇:境况性知识、内在历史的视域:回看中国百年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经验*

更新时间:2022-11-21 00:21:06
作者: 宋少鹏   高夏薇  

   【内容提要】 两位作者从宋少鹏已有的研究切入,在比较政治学的视域下讨论中国的妇女运动与政党/国家的关系,国家女权生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当代演变。在长历史中,宋少鹏分析了集体主义时期与市场化时期公-私结构、国家-社会关系之演变,倡导把研究视域从“国家”转向“社会”,提出把“生活”作为女权主义的政治概念。围绕高夏薇的提问,宋少鹏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境况性知识”的理念,认为需要以内在于历史的研究视域理解中国百年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经验,在跨国女权时代建立理解与沟通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 妇女解放,妇女工作机制,境况性知识,公私相嵌,集体生活

  

   一、从内在历史的视域理解百年妇女运动:女权与现代国家

  

   高夏薇:我的第一个主题涉及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妇女运动史。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妇女研究学术领域的发展以及学术框架的成熟,西方对中国妇女和性别问题的研究日益蓬勃,如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学术领域。这些研究都非常出色,但对于西方学界而言,关于主要面向中国读者的中国学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认识上仍有很大的距离。从何殷震的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女权主义到当代新自由主义与妇女状况,您写了女权主义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各种理论化关系——您认为思考国家、政治权力、女权运动之间的关系,最有用的方式是什么?以及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中社会主义女权能对当下女权实践贡献什么?

  

   宋少鹏:您提了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反思的知识论、方法论的问题,但我还是想从具体的历史进入,厘清各自与国家是怎么发生关系的,是什么样的关系,再来回应您的理论化提问。如何理解中国的女权主义/妇女运动与国家/政党的关系,确实一直影响着对中国妇女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的理解与判断。20世纪90年代关于妇联是不是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的争论就关涉这个问题。在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所内含的国家-社会关系之“标准”的衡量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国家体制内的妇女组织及其妇女运动是不是女权运动就成了问题。这不仅是西方研究者质疑中国妇女运动特别是集体化时期的妇女群众运动是不是女权运动的一个理论背景,事实上也影响着中国研究者与行动者对于自身历史与现实的判断与理解。

  

   您问:“最有用的思考方式是什么?”,我以为,根本问题不是资料的问题,不是研究范式转型的问题,也不是研究立场(standpoint)和视角(perspective)——从西方中心向中国中心——转移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重要,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中华文明原本就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文明体,如果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纯粹本真的中国或是中华文明体。近代的“妇女”“性别”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碰撞中杂糅出来的现代观念。

  

   进入内在历史的视域研究中国妇女史,看似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之所以提出来,是对自身研究经历的一种反思,一种方法论提醒。当今世界的学术研究是作为一种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活动存在的,流行与各种理论对话。问题意识的产生常常首先来自对某种经典理论在经验材料应用时遭遇到的有效或是例外,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理论,而非生活实践本身。经验本身的矛盾性可能是某种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所无法呈现的。理论与立场的先导,很可能会误导我们对经验的接收。

  

   (一)历史中生成的“妇女”与“性别”:性别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当社会性别范式成为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主流范式时,存在着一种倾向或者预设,即把性别当成先验的本质存在,有时可能没有区分作为分析范畴的社会性别和作为社会/政治组织原则的社会性别。当研究者用“性别化分工”等标准探测中国革命对妇女的解放程度时,“性别”似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若研究者真正进入中国近代历史,而不是凭借外部视角——用先验的观念或先在的理论——衡量中国历史实践时,那么就会发现,性别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而是在历史中逐渐生成,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组织原则的。它既是中国现代性方案的一部分(观念),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内嵌的一部分(实践)。中国社会呈现出琼·斯科特(Joan W. Scott)所勾勒的性别化社会图景——基于可见的生理性别之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gender is a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①,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历全面市场化逐渐进入个体化时代之后了。性别身份本质上是个体身份,性别化与个体化同属一个历史进程,同波共频。换言之,研究近代中国的妇女/性别史,首先要把“性别”历史化。

  

   “sex”(生理性别)一词初入中国时,最先被译为“性属”,即“sex”作为一种分类系统,是一种基于现代生物学的全新的现代科学知识。②基于“sex”的“gender”(社会性别)观念的产生,是与“阶级”一样的新知识、新观念,并影响到接受这些观念的人——首先是那些寻求变革中国社会的改革者们——调整自己看待自身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方式。“性别”,在近代中国出现时,与“阶级”——古典汉语中是阶梯之等级——的状态有相通之处,男女间因性属不同出现了“男女阶级”。所以,当平等是现代社会的理想状态时,性别等级与阶级等级的存在都是先前(传统)社会和当下社会的痼疾,去等级就成了中国追求现代性的目标之一。一种全新的、现代的社会正义观出现了。性别,与阶级相比,更困难之处在于性别是基于生理性差异而建立起来的差别,在近代关于未来“好社会”的想象中,即使在社会层面实现了阶级平等与男女平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生理差异似乎仍无法克服,那么,若是基于生理差异而造成的男女不平等,哪些是可以通过社会安排克服的,哪些是不可克服的“自然分工”?这是“性别”作为现代生物科学知识输入中国时留给中国社会的双重遗产。一方面,当用“性别”看待人与社会时,人被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立个体,使个体从“家庭”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基础与关系结构中脱嵌出来。人,虽有类分,但都是同类。③近代以来基本是以“同类”为理据,追求平等。“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④改革开放以后,相对更为彰显“类分”,强调“差异”。“半天边”的说法可能是按性别分类想象社会构成最经典的用法了。

  

   当(有性别的)个人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基本组成单位,“性别”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才真正出现。现代国家通过《婚姻法》建立起基于男女间契约的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的现代婚姻家庭制度,无疑是性别作为社会组织原则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化安排。以性别为组织原则的现代婚姻制度(家庭组织),以个体国民为基础的国民-国家(政治组织),以个体劳动者为参与者的现代大生产制度(经济组织),以个体为参与单位的现代社团(社会组织)包括妇女团体这类性别化的社会组织的出现,不管是赋予性别或是去性别,现代社会开始以“性别”作为组织原则之一,并作出制度化的安排。尽管生活在具体历史中的人并不一定完全按正式制度去生活,但这些制度性结构仍是内嵌在主体生活的具体处境中的。

  

   并不是说前现代社会没有性别关系,而是说性别关系从属于其他更基本的结构性原则,如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在儒家社会秩序中,基于关系伦理的关于“何为好女人”的主体身份认知不同于现代社会中基于性别(sex)的“女性”的主体身份认知。近代化也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性别化的过程渗透在近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漫长历史中,包括去性别化与赋予性别化的复杂过程,共同推动着性别的生成。有时可能体现为高能见度地以妇女解放为直接号召与组织的妇女运动,有时可能是悄无声息地浸润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性别化组织与性别化分工,如妇女专业组、性别化的再生产劳动等。这种性别化的主体身份认知,并不必然是与前一社会的“何为好女人”的身份认知彻底割裂或是替换式的范式转型。现代性别化的个体身份认知扎根并脱胎于传统儒家秩序中基于社会角色与伦理关系的“好女人”的主体认知的文化基底,并在历史中逐渐形成中国独特的“妇女-社会性别”(women-gender)的身份认知,而非“生理性别-社会性别”(sex-gender)的身份认同。“妇女”,作为性别化的集体身份在近代生成,其最根基的社会理论基础/观念基础是近代形成的把所有妇女都视为儒家家庭秩序下的“受压迫者”,以及在此认识基础上的“妇女”组织化的社会实践行动及其对于“妇女”集体意识的形塑。为此,妇女需要联合同受儒家父权制压迫的所有人,特别是男青年,一起反抗儒家秩序。这就非常不同于把性差异视为妇女的社会性压迫根源之一的理论/观念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反抗行动,后者的核心诉求是突破性/别观念的束缚及其制度安排。“gender”这一概念的创制就是为了在认知上拆解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之间的联结。在中国,一种基于“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的身份认同以及基于认同之上的作为身份政治的社会运动浮出历史地表,形成于更晚近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跟社会性别知识与身份政治在全球传播的国际背景,以及市场化之后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国内背景相关。

  

   综上所述,性别作为一种现代性知识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其出现与被接受,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革命的结果,而不应成为一种先验的本质化的存在。性别的历史化,并不完全等同于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性别规范是流动的,但性别操演的前提是性别作为社会组织原则,以及主流性别规范已经存在。在性别历史化的过程中,通过性别操演呈现的性别规范本身处于形成过程中,通过异质的性别操演参与对主流性别规范制定的竞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铁姑娘”形象展开的论争,也可看成性别规范竞争的一个历史截面。通过对前段历史进行重构性解读开启了对新时期性别规范的制定——“女人味”被设定为自然和应然的状态,“铁姑娘”则被界定为某个历史阶段的有违自然的政治构造。这种论述策略将“铁姑娘”及支撑其的性别规范连同那个时代塑造成了一个历史偶然——对应然的性别规范的错位和越轨。若放在近代性别化的历史中,我倒认为,“铁姑娘”可能才是中国近代性别规范形成初期的正版,而非毛泽东时代的初创,且跟传统儒家秩序对于坚韧/坚贞母亲的规范要求,清末民初性别化规范初现时对体“健”智“慧”的女国民与国民之母的期待,都有历史文化上的传承性。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虽有某些城市消费文化塑造性化的“女人味”,但绝大多数女性的真实生活或是苦撑家庭,或是捐躯赴国难/奔赴革命,各阶层女性在身-心两个层面上几乎都是“铁姑娘”。这或许才能解释中国家庭在面对中国社会各种重大历史转折与变迁时,撑起各种变故的中国妇女身上体现出来的坚韧。“铁姑娘”式的性别规范才是中国妇女的主流性别规范,只是操演的场所与呈现方式不同而已。

  

   在近代性别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国家作为建设新国家与新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在现代性别规范的塑造过程中曾扮演主导性角色,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处境中理解女权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女权的历史基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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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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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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