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煦先生，著名政治学家、国际政治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先生自西南联合大学始治政治学，至2012年驾鹤西去，毕生致力于政治学的学习、研究、发展和建设，为我国政治学的一代宗师。
作为世纪学人，先生不仅见证和经历了我国现代政治学科的艰难生成和发展，参与和推进了我国当代政治学科恢复重建的奠基和进步，而且广泛涉猎社会、哲学、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研究，孜孜以求，探索人类社会政治本质和发展规律、中华民族复兴和走向高度文明的治理之道，深得精要，形成了丰富深厚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实是我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学科的宝贵精神财富。
结合先生的学术人生，总结和阐释先生的人生学术和政治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深入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实践中，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民主法治的发展，还是继承先生的品格和精神，光大先生的未竟事业，推进我国政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学术人生
宝煦先生的人生学术，是在其漫长的学术人生中形成和发展的。先生的学术人生，不仅是其人生学术的历史底色，而且是其政治思想的有机内容。
宝煦先生祖籍浙江绍兴，1922年11月18日出生于北京。1935年9月到1942年7月，先后在北京市立二中和私立兢存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
先生青年时期即执著追求光明和真理，曾以诗作表达其高远志向，“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在暗夜里追寻我的爱，展翅向昏黄的烛焰飞来。纵使灯火会烧焦我的肢体，我不埋怨，这一切原是我自己安排。”
1942年，为摆脱日本占领和黑暗统治，先生毅然抛弃汪伪政权把持下的北大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学籍，经历千辛万苦，辗转数千里南下到达昆明，并于1943年11月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学习。次年，为致力民族救亡，转入政治系，师从张奚若、钱端升、吴恩裕等老一辈政治学家学习政治学专业。1948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
先生秉承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筚路蓝缕，毕生致力于政治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的事业。1952年，北大设立马列主义教研室，先生担任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的教员，1954年12月到1957年12月，担任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为培养建国后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1月到1957年12月，先生在门头沟斋堂人民公社下放锻炼，并曾任北京大学下放干部工作组副组长、组长。
1960年北京大学重建政治学系，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率先建立的政治系，先生是该系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先后任副系主任、代理系主任。1964年，北大政治系易名为国际政治系，并成立亚非研究所，先生担任系主任和副所长，为我国政治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打下了扎实基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先生受到激烈政治运动的冲击，被迫靠边站和进行劳动改造。
1973年6月，先生复出担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长。1978年复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此时，先生虽然年近花甲，但是，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殚精竭虑，积极推进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科建设和教书育人事业。
先生是我国新时期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遵照邓小平关于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1980年，先生与其他政治学者共同创立了中国政治学会，1988年创立了北京市政治与行政学会等重要学术组织。先生积极开拓研究，以恢复重建政治学科，1982年，他主编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学原理教材，奠定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体系;他主持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政治学理论博士点和国际政治博士点，由此成为为数不多的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政治学理论博士和大批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科专业人才，为政治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建设培养了骨干力量。
先生以学术立世，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展开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先生主编的《政治学概论》，不仅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开山之作，而且培育了一代代政治学人。嗣后，先生撰写的《中国政治学的复兴》(英文、德文、日文版)、《中国公共政策》(英文版)(合著)、《台湾之未来论文集》、《政治学与和谐社会》、《和为贵》(英文版)等，集中体现着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先生主编的《跨世纪的中美关系》、《国情调查与思考丛书》、《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MPA文库丛书》、《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等作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撰写的代表性论文如:《论中国统一和中美关系》、《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横向分权与纵向分权(德文版)》、《说人间佛教(英文版)》、《论主权原则与台湾地位》、《“和为贵”、“中庸之道”与“武士道”精神一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政治转型:从人治到法治》、《中国政治学百年》等，均受到国内外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1988年，为推进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先生主持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尔今，该中心已经成为国家治理战略和公共政策调查研究的重要咨询和支持机构。
先生是新时期政治学科的带头人，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奉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年参与谋划和引领政治学科建设和发展，为北京大学和国家政治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评议组副组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治学科评审组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及顾问，北京市政治与行政学会会长及名誉会长、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执行局委员等重要职务。在这些岗位上，先生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使得自己的人生与国家政治学科的发展融合一体。为此，2010年中国政治学会恢复重建30周年之际，先生荣获中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而先生借鉴古今中外，回顾中国政治学科百年历程，对于期间政治学科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关于我国政治学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求真务实、遵循科学的真知灼见，更是集中体现了先生对于我国政治科学发展的精髓概括、历史见证、切身体验和殷殷期许。
先生富有强烈的时代感、使命感和开阔的国际视野，是面向世界而开风气之先的政治学者。从1981年开始，先生先后出访了美国、德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进程和状况，宣传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向世界展示稳定、友好、开放与和谐的中国。与此同时，先生在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的这些努力和贡献，使他成为中国政治学科和国际政治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代表性著名学者。1985年，先生当选为国际政治科学协会执行局委员，成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人。
由上可见，总括先生的学术人生，适如法学家吴志攀先生所言，“赵宝煦先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一代宗师，……赵先生一辈子历经沧桑，他一身正气但心胸开阔、性情开朗豁达……。在花甲之年，他迎来了政治学和个人学术生命的春天，亲自参与领导了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为国际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引领了一个时期中西方学术交流的风气，并且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在回顾赵先生的人生辉煌时，我总会想起龚自珍为阮元60寿辰所作的《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的几句话，‘任道多，积德厚，履位高，成名众’，‘励精朴学，兼万人之姿，宣六艺之奥’。毫无疑问，赵先生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先生的政治思想，既是其毕生治学的主要成就，是他对于民族、国家和天下责任的理性关切，是我国政治学界一代世纪学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历史脉搏和发展要求的学术线索。
二、思想渊流
自西南联大始，宝煦先生治学从教近70年。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他经历了旧中国和新中国两重时代和社会的历史变革，经历了战争和革命、运动与建设、改革和开放的历史急剧转换，其政治思想既浓缩了中国现代社会巨大历史变迁的内容，也融合了多方面的思想因素。
梳理先生的政治思想，追溯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可见其思想源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 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现代转换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先生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幼小时即开始从家庭、学校的教育中，从文学艺术作品熏陶中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影响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着其本国这些世代相传的传统政治文化。”“就整体看、就长远看，中国的悠久历史所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主要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适如先生所言，先生少时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既及长成，传统文化学养深厚，尤精儒学、墨学等，爱好诗词歌赋、书画戏曲。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先生特别注意挖掘传统思想，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比如像先生围绕着儒家和为贵、中庸之道，墨家非公兼爱的思想，以及佛教在中国本土进一步发展后的不杀生的主张，像以长城为代表的注重自我防卫的物质符号方面，都可以从先生这些年著作里看到”。因此，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构成了先生政治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如同他在论及政治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强调指出的那样，“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学，最主要、最现实的就是要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服务，因此，研究中国政治学必须熟悉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钻研、领悟、思索和认知，构成了先生政治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流，而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中汲取的政治习得和感悟，则成为先生的政治思想的有机构成内容。
在先生的政治论述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要素俯拾皆是。同时，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哲理箴言、经书典故、诗词歌赋参透精髓、运用自如，其政论学论中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这其中，先生特别看重的是“和为贵”与“中庸之道”，按照先生的说法，这两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做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两个命题，即‘和为贵’与‘中庸之道’”。“主张仁爱和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特征。“总的说来，一般认为暴力和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和‘常道’。在政治传统思想各种流派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而“‘中庸之道’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庸思想，几千年以前即开始代代沿袭，把它当作为政、做人的规范。”“这种中庸、中道思想，配合起教化传播，世代相传，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维方法以及行为方式等均产生很大的潜移默化作用。”
另一方面，在长期研究和领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先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各国和民族生存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化，就是进行其现代转换，为此，先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为标尺，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双重性形成了精辟的看法，“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对中国文化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全盘否定是错的。相反，盲目肯定一切也是不对的。我们在大力提倡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其消极因素不可能不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阻碍和掣肘作用。我们必须了解它，并提出有效的克服办法。”比如，先生在剖析“中庸之道”时，指出其积极意义，“儒家的中庸之道，反对过分，反对偏激，反对走向极端，认为‘过犹不及’，强调和谐、适度。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平相处。”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这种思想自然也有其一定的消极作用”。再如，先生在分析中国传统和平思想时指出，“我们今天提出的和平、和谐等概念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这是因为: (1)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般认为实现和平的理想世界的途径，是以个人修身养性为基础，以君主制统治为目标，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先后次序来实现理想社会。这是一种小生产农业社会的思想反映。(2)它们具有强烈的天朝、上国观念和突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十分缺乏今天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的民主、平等意识。……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的和平思想，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忽略其局限性。”
在其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接受、服膺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后，先生积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性地吸收传统政治文化的营养，并且对其进行分析、扬弃和现代转换，逐步将其融入自己的政治思想。“赵先生把好的道德、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又善于把时代的新思想新知识吸纳进去，做到了两者的很好结合。”
(二) 西方政治思想的吸收和扬弃
在西南联大，先生从化工系转到政治系学习时，选修的是西方政治思想，根据先生的回忆，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就更少。”因此，“那时候西方政治思想对先生已经有一定的影响。然后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理论的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以及对西方现代政治思想跟政治学发展的重新认识，赵先生的政治思想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先生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理论和知识的过程，是与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相向而行的，因此，作为其政治思想的知识源流之一，先生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学习和取舍也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和深化成熟的。早期，先生学习西方政治思想，作为其专业知识基础。嗣后，先生逐步接受共产主义作为人生信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政治思想。他在晚年总结自己对待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看法，代表了他对于西方政治学说采取深入研究、合理吸取和扬弃的科学态度，“西方学者研究国际政治学起步比我们早，而且由于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比我们高，科学技术进步，所以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拥有比中国学者远为有利的手段和条件。因此，他们成果多，成就较大，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因此就盲目崇拜西方学术著作，不加分辨，不加选择，亦步亦趋，照抄不误，这种情况近几年来也发生过，它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相反，把所有西方学术成果，包括理论和方法，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给它们扣上‘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帽子，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作法。它同样也是错误的。……对于西方学术成果，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决定取舍。第一，我们应该先弄清它的内容，不要在还没有弄懂人家说的是什么之前，就轻易地否定或肯定;第二，对其内容的正确与否，应该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不要人云亦云;第三，如果经过研究，肯定是正确的，也还要检验是否适用于中国，能否全部或部分为我所用。”
实际上，正是对于西方政治学这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扬弃和科学吸收，使得先生政治思想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发展的时代性和视野的开阔性。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接受和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也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思想，并且逐步发展成为先生政治思想的重要来源和主体内容。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1920年代，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译和讲授政治学。”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运用唯物史观编著政治学的风气在1930年代初的兴起，是北伐战争后唯物史观风行的一种表现”。在学术界，适如先生所说的那样，“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已有一些政治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如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问题的较有影响的学者”。这些研究，形成了为数不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成果，除了邓初民的作品外，还有傅宇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周绍张的《政治学体系》，高振青的《新政治学大纲》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开始集中关注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根据先生回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吴(恩裕)先生却是我第一位启蒙老师。我在他的课堂上第一次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后来，追求真理、勤于钻研的先生在众多政治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人生的遵循，求索人类政治规律和理想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之善。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先生不断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深入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奉。这个过程使得先生从一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追求者，思想得以升华，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使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成为先生政治思想的主导。
解放以后，先生在北京大学担任马克思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承担全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在长期学习、钻研和教授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先生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培养了北京大学一代代学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在这里，先生深入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系统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成为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
与此同时，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教学研究活动，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性特点。他根据国家政治生活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根据社会实践的要求，实事求是，不断在研究和教学实践中领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并且以其构成自己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多年钻研，使得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思想观点具有很深的造诣。1980年我国政治学科恢复重建以后，先生主持编写的全国第一部政治学著作，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率先梳理和阐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由是以来，先生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联系时代发展，广泛涉及、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和方法，体现了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和精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学术风范。
在先生政治思想中，还有其他的思想因素，比如佛学等思想，但是，其思想源流主要由以上三部分组成的。而这些思想源流，随着历史发展、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在先生的政治思想中逐步融汇、演变贯通，终而百川入海、万流归宗，形成了先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为科学指南和主体内容的政治思想。
三、基本内容
分析研读先生作品，从先生的政治学研究中，可以领悟他的政治思想，而从先生对于现实政治的阐述和认知中，更可以体会到先生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
先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社会政治和对于政治学的研究阐发方面，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先生人生和学问的统一。初步概括，先生的政治思想主要包含四方面有机联系的内容:
(一) 爱国主义是先生政治思想的基础和起点
先生对于社会政治的认知，对于国家政治和治理之道的探索，是以爱国主义作为起点的。在先生毕生的思想发展和现实关怀中，爱国主义一直是其重要思想基础和主线，这一基础和主线在先生的政治人生和人生政治过程中，集中体现为他对于国家主权和统一、民族独立和富强的追求。
在革命年代，先生的这些追求集中体现为他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的深恶痛绝，对于光明、真理和理想社会的向往，对于人民革命的积极参加。解放后，先生的这些追求则集中体现为对于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富强的强烈关怀。
先生的爱国主义首先发端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和历史情怀，先生在阐述其爱国主义信念时，敞开心扉，直抒经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巨大历史转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胸臆，“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1822年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里，曾经这样评论中国，他说:‘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有连绵不断、由历史学家著述的历史。在亚洲，还有其他民族也有古老的传统，但是没有史籍。’五千年悠久的具有灿烂文明的历史，使中国人充满自豪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是一个顽强的民族。这种顽强表现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顽强表现在追求一个理念，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中国人强调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就是黑格尔在1822年惊叹中国‘中国帝国，既是古老的，又是常新的’原因。但是，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1840鸦片战争后，遭受到一百多年的屈辱。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顽强反抗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包括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和革命的国民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中国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曾经艰苦奋斗了一百多年，真是漫漫长夜啊!直到1949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不容易。因此，中国人珍视自己国家的独立尊严甚于一切。为了维护独立，中国人不惜作任何牺牲。”
传承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先生热爱祖国的深沉情怀体现在其漫长的人生经历中。先生回忆20世纪40年代追求光明的文章《南行记》，即是其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典型记录。读了这篇文章，犹如找到理解先生爱国情怀的钥匙，由衷深切感受到先生当年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和爱国学子的不屈人格和坚韧精神，真切领悟到先生在国难族恨之际，不甘亡国奴的命运，追求民族的独立统一，追求人生的自由光明的人生境界。他从当时沦陷区北平，经历重重困厄磨难，千万里一路追寻直到西南联大，这一路的人生旅程，实是先生的心路历程，其中充盈着先生对于民族与国家的尊严和富强的强烈向往，映射着先生追求理想的光辉心境。
在西南联大，先生所习本科专业起初是化学工程，但是，面对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和生死存亡的处境，先生认为国家政治变革才是救亡图存更加有效的出路，从而毅然转向政治学专业，并且以此作为终身学术事业和职业。当时，国难当头、政治腐败，“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血性男儿，无法不拍案而起。”在这一过程中，先生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同时，受到屠格涅夫散文诗集《门槛》等作品的影响，形成革命爱国精神，先生就此回忆说，“《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郎执著的殉道者精神，使我后来毫不犹豫地参加革命”。“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奋身投入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后来，国民党的刀，杀进西南联大校门，四烈士倒下了，我和千百万年青人一样，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解放后，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一如既往，并且集中体现在对于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和国家发展的强烈关怀之中。
主权对于现代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是先生的首要关怀。他阐述，“现今的国际社会就是由许多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这是一个不容否认，也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从《联合国宪章》到各种国际法律重要条约、协定和文件，无一不是以坚持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历来坚持主权原则，在国际交往中，主张国无大小，一律平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中国坚持的主权原则，特别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烈拥护。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争得今天的独立。因此他们要不惜牺牲一切来维护本国的主权。”
对于西方学者打着反对“绝对主权”的幌子而鼓吹“主权过时”的观点，先生剖析指出:“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完全的和绝对的主权，是不可能的，也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中国从来不曾主张过这种实际上无法存在的‘绝对主权’。试看中国一向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头一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相尊重的‘互相’二字，就是限制，就是彼此都承担义务。其他四项原则，也都是互相对等的，互相限制的。有人认为:各国间所有一切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使权力的彼此限制。由此可知，……中国一向坚持的主权原则，因为是客观存在，故不可能过时”。“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的主权原则是否过时，应由国际社会实践来检验。既然国际社会是由许多各自拥有独立主权的大小不同国家所组成，那么，衡量一种主权观的是否进步，是否过时，其标准，只能看其是否平等互利，有助于彼此发展”。
主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与领土不可分。主权对内方面的至高无上性是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的。各独立国家间互不侵犯领土完整，是维持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又事关祖国的统一，这是作为跨越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不同时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政治关切，先生就此指出，“中国的台湾与大陆的分裂局面，是在中国发生革命时期，由于外国武力强行干预而造成的。四十年来，双方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而各自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台湾和大陆必须结束分裂的局面而实现统一，又有必要保存两种不同的制度。就是说，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国两制’。这样做，是符合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方针，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设想的一个国家长期分裂，又各自施行不同制度的两部分之间，和平统一方案的最佳选择。一国而不是两国，是指主权的统一;两制，是指各自继续施行自己多年施行的制度而不强行改变。”
对于亲身经历国家四分五裂、遭受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悲惨历史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国家的统一和尊严高于一切，对此，先生强调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十二亿中国人民最齐心协力坚持的民族大义。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屈辱历史，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极度敏感而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挑战。”“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这就是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当中国人感到自己的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受到挑战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自身所有的一切，并且尽量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捍卫它。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先生的爱国主义还集中体现为他对于国家繁荣富强的渴望和信心。在强烈的拳拳爱国之心驱使下，先生在建设时期一如革命时期，以社会发展的真理、国家的富强和文明作为自己人生追求。
解放后，先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信心和渴望始终如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得先生倍感振奋，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必然使得中国走向富强，因为“它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先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追求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这个社会应该是理性的、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富有的，适合人类个性发展的理想社会。”
从爱国主义的起点出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先生追求理想、光明和崇高的人生特质和格调一以贯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先生的爱国主义逐步与他对于民主和科学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先生的学术思想体现出一体两面的思想特质，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与人民民主主义的有机结合，即在爱国主义总体思想脉络下，既追求民族的独立自主，又向往国家的富强文明。追求民族的独立自主，更多强烈表现为先生民族主义的信念，而向往国家的富强和文明，在政治学层面上则体现为先生对于人民民主主义和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
(二) 马克思主义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和指南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在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的多年钻研，使得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思想观点具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其建构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和阐述的政治思想，主体内容是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首要的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对此，先生认为，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必须严格遵循其原意，掌握其精髓。为此，先生对于“以恩解马”(以恩格斯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以苏解马”(以苏联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以西解马”(以西方学者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的说法和做法未予认可，而积极赞成“以马解马”，“即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原话中寻找马克思的本意”，然后紧密结合发展着的历史实践给予科学的解释。
在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总体体系和内容，实际上都是政治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是政治学的理论。它主要解决的是政治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思想问题，是世界观、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理论，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的、富裕的、民主的、适宜人性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研究，它涉及面虽然很广，但关键问题却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却正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主要的就是政治学的问题。”
先生的政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作为主体内容的特点，集中体现在1980年我国政治学科恢复重建后先生主持编写的第一部政治学原理作品——《政治学概论》中。该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参考邓初民先生《新政治学大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建构阐述了新时期我国政治学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邓初民先生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新政治学大纲》，在绪论之外，包括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其基本逻辑特征“是它把政治关系的运动法则放置在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上，而以‘阶级矛盾’为政治关系之基本内容，同时它不是把国家这一单纯的政治机构作为它的全部对象，而是把全部政治范畴，例如政党、革命、那种在政治上最高基本的指导力量、那种在政治上奠定千百万人生命过程的政治运动都作为它们对象的。”参考这一逻辑，先生主编的《政治学概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路径，坚持以阶级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贯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阶级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的原则，并且以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民族论和国际社会论作为体系主干，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内容作为基本论述，成为我国新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政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此后的政治学研究中，先生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政治发展实际，积极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思想，努力阐发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由此使得先生的政治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立场和深厚底蕴。
其次，先生坚持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政治学研究。
先生明确指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我国政治学研究之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对此，先生不仅具有明确而坚定的认知，而且具有丰富的阐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进步立场。这就是我们从事任何社会科学都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科学认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宇宙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
正因为如此，先生认为，我们研究政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否则，不但无法满足科学性的要求，而且还将迷失方向。”“我们这里说的指导思想，既不是僵化的教条，也不是束缚科学发展、束缚思想发展的清规戒律。首先，它不是以任何一种一成不变的主观意图，强加于千变万化的客观现实;其次，它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而不能违反科学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再次，先生主张在研究和实践发展中，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先生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必须基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客观实践的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建设实践将不断提出许多疑难问题，要求政治学给以科学回答。”“首先，思想上必须明确:中国人进行政治学研究，双脚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要熟悉中国国情，要深入社会，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先生就此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它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发展变化了，人的思想认识就也要跟着发展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生动活泼的发展的科学，而不是死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强调，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誉。说马克思主义遇到危机了，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危机。教条主义遇到危机是好事。有这个‘危机’，被歪曲、被束缚住了的马克思主义才得到‘转机’，才可能恢复其原有的勃勃‘生机’。”
在实践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先生就此阐述，“政治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中央针对时弊提出的这四个字，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人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变化了，人的认识也要随之变化。……例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变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组织革命、夺取政权的原理原则，并非全部适用于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不变，但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和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二者的方针政策岂能完全雷同?”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来说，科学创新是其发展的强大动力，先生就此指出，“政治学研究必须‘敢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话讲得非常好。政治学研究要敢于创新，是指刻苦钻研、全面分析，充分做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从而提出新理论、新观点。”同时，先生十分强调科学创新，“要认真做到政治学研究的创新，还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学者必须严肃认真，以十分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对待理论与实践问题中的‘创新’，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用以达到个人的沽名钓誉;另一方面，国家社会还要具备允许学者说错话的雅量，在学术领域创造出比较宽容的气氛。”
又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需要在思想交流中吸取多种文化有益要素，实现不断发展。
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在不同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中实现的，因此，先生认为，“交流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发展至今的中国文化，既是国内各兄弟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作为我们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它所以在中国生根，也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学习的结果。今天无论从立国之本或者强国之路的任何角度考虑，都应该高度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围绕思想和文化交流问题，先生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封闭则导致僵化，而无法发展，”“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广泛吸收人类优秀科学文化成果而产生的，那么怎么能设想它可以摒弃一切当代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成果，而闭门发展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总结吸收当时人类科学文化的成果，我们也应该吸收总结今天的科学文化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只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保持其科学性，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特点，先生指出，“兼容并包的思想很符合邓小平先生讲的开放思想的话，‘不管东方的、西方的，只要能够行之有效，而且能够为我所用，就通通拿来，适合中国的土壤，中国的土壤能够种出人家的种子。’”
(三) 人民民主与人民共和是先生政治思想的基本主张和取向
分析先生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可见其具有鲜明的人民民主与人民共和的思想理念和特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具有阶级性和历史发展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人民民主，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了对立的剥削阶级的历史前提下，人民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崇高目标。
在政治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生对于人民民主与人民共和，有一个从向往到明确主张的演进过程。这种人民民主与人民共和，首要特征和根本基础是人民至上。早在1946年，先生就十分关切人民利益，他曾赋诗《老百姓至上》以述情，吟曰:“昨天，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女，今天，我们是老百姓的兵。……让我们年轻的血，为老百姓流，因为老百姓养育了我们。让我们年轻的生命，为老百姓去死，因为我们属于老百姓”。所谓“老百姓至上”，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社会政治活动的真谛在于人民的福祉，在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其治学和为人的一生中，先生对于社会政治和政治学研究的注重，根本轴心实则是对人民大众利益和幸福的关切。
其次，实现人民民主，使得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既蕴含着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更体现着人民共和民主的政治主张。在革命时期，先生毅然参加革命，追求人民利益和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事业，胸怀坚定政治信念，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应该具有的各种优秀品质当中，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忠贞不渝地坚持革命利益，在各种各样严峻的无情的革命考验面前，他都能表现出最大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在坚持革命立场，捍卫革命利益这一点上，他应该如松柏常青。”在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之后，先生热切向往的是“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文化大革命使得人民民主和法制建设遭遇巨大曲折。先生对此痛心疾首，明确指出:“在中国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已被公认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大灾难，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实行‘大民主’，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破坏了党群关系。”但是，这一切并未动摇先生追求人民民主的不渝之志。
粉碎“四人帮”专制主义以后，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先生对于人民民主的追求更加坚定而强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民主。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不是一句空话，而应该有其切实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的妥善实施，必须通过不可或缺的法定程序。因此，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不能离开法治。”而先生多年着意和着手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口述历史，实是内含着科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意旨。
第三，推公共利益优先，以天下为己任。作为见证中华民族世纪发展，追索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一代学人，先生与同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历史和时代特征，就是抱秉“天下为公”的情怀，奉行公共性优先的政治哲学和价值选择。经历国家与民族的世纪沧桑巨变，先生深沉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论是对华夏文明的建设，还是在政治经济的发展等种种方面，都曾做出了无可替代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分子群体随着国家的兴衰而兴衰，“不能否认，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为此，先生认为，国家、民族、公共利益优先，是浸淫东方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和素养所在，“知识分子的应该具备的素质主要有:1.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良知……社会良知也就是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要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要有忧患意识，一定要以天下事为己任，为社会进步、国家的富强发挥自己的作用。2.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3.知识分子要有自由的思想。”
由此可见，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和素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性优先的人生追求，显然具有东方文化和政治哲学力倡的公益政治的典型特征。先生对于这一政治哲学的阐发，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政治哲学取向，又体现着共和主义的公共性优先的公益政治特质，从而鲜明地标志着先生的人民共和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类属。
第四，社会和谐，多样性统一共存共处的人民共和的政治精神。在先生追求和主张的人民民主思想中，核心是人民内部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和谐结合的政治理念。
在这其中，在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中，先生强调的首要精神是多样性统一、矛盾性同一意义上的“和”字。自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人民共和与人民民主逐步成为先生追求的目标和人生理想。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先生一直把人民民主与人民共和奉为政治圭臬，实际上，这种信奉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转换的一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学人政治思想的逻辑必然。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先生就从认识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阐述过“和与同”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和而不同，这话讲得好。只有人人都有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既勇于发表不同的意见，也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对各种意见都作认真的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才能真正求得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把各方面和各种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共同为我们的事业而努力工作，如果说，我们也要求‘同’的话，那么我们要求的是这种有原则的‘同’;而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样的‘同’，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团结、和谐只能是矛盾的统一，而不能是机械的一致。和，可以解释作矛盾的统一。”“统一是个好字眼，但矛盾既然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那么统一就只能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统一不但是矛盾斗争的结果，而且已经达到的统一中必然又孕育着新的矛盾;新的矛盾再经过斗争又达到新的更高水平的统一。如此往复不已，事物才会向前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发展。机械的一致否定了矛盾，也就否定了发展。”
在先生晚近的政治学研究中，人民共和与和谐的思想表现得更加强烈和直接，先生近年出版的英文作品《和为贵——赵宝煦学术文集》(In Pursuit of Harmony:An Academic Anthology of Zhao Baoxu)、《政治学与和谐社会》等，明确指出，“政治是一种摆平矛盾的艺术”。对此，先生阐述指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对此，先生不仅对于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性质的政治艺术进行了论述，而且尤其对于人民夺取政权以后，人民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多样差异性进行协调的艺术进行了阐发，他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政治主要表现为两个主要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导致革命。革命胜利了，‘被统治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人民掌握了政权。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原有意义上的‘阶级’消灭了，但社会上不可能从此消灭矛盾。因为不论在任何形态的社会上，都会存在多元的不同利益的集团和群体。他们之间不能没有差别，有差别就会有矛盾，有斗争。矛盾需要统一，斗争需要解决。国家社会不断有矛盾，矛盾又不断获得解决，因此，国家与社会得以不断向前发展。”这一过程，就是不断产生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而运用国家政权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和艺术，就是先生所说的“摆平矛盾”的过程和艺术，正是在此意义上，先生认为，“政治是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艺术。”为此，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政治的真谛在于公平正义与宽容和谐。只有以此为准则摆平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矛盾，才能达成和谐。
先生以辩证思维阐述“摆平”的政治，他指出，摆平不等于死水一潭，而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从不平衡趋向平衡的过程，就是在矛盾运动和发展中，根据矛盾性质和状况，不断克服和解决矛盾的过程，“‘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命题，而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世界万物都是在不断克服矛盾中发展前进的，所以世界上也不存在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克服对抗、摆平矛盾的过程。它是运动着的，不是静止不动的。”“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将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向前发展的生气勃勃的社会。”
先生认为，和谐社会是多样性、差异性与统一性相互妥协和包容的复合共存共处社会。剥削阶级消灭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在人民内部，“在和平发展的社会中，……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所以采取的手段，也应有所不同。这时，不是用激烈的暴力手段，而是调和矛盾，使矛盾的各方均能有所克制，有所妥协，提出大家都可勉强接受的办法，从而化解矛盾。……而需要提倡的却是妥协精神。”
先生进一步强调指出，社会和谐与和谐社会，需要依靠民主法治来保障，“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大创新)，中央从理论到政策上都不断强调民主、法治。而且从立法上把社会主义民主当作一种可以长治久安的理想社会制度确定下来，把社会主义民主看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在人民内部实现多样的统一、矛盾的协调，达成和谐社会，就是先生阐发的作为“摆平的艺术”的政治的真谛，而实现这一真谛的现实路径，则是法治和民主，适如先生所言，“如何摆平?离不开法治和民主。没有法治与民主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更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社会。而法治与民主，则正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构建和谐社会重要任务的提出，为政治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人民至上、法治民主、公益优先、多样统一和谐共存的思想基点和特质，这些基点和特质，对立于“专制主义”，质别于“自由民主”，性异于“贵族共和”，根据这些思想要素和特质，可以把先生的政治思想概括为人民共和民主的思想主张和取向。
(四)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是先生政治思想的学术原则和规范追求
先生追求精神世界、知性人生和社会理想，在这其中，追求科学，求真务实，是先生的学术准则和人生原则。
先生晚年回忆这些准则和原则形成时曾自我内省道，“现在想来，对我后来影响较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集《门槛》，一是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郎执著的殉道者精神，使我后来毫不犹豫地参加革命;《世说新语》……又使我崇尚纯真、自然，本能地鄙视各式各样的道学和教条。”“我厌恶伪道学，不喜矫饰造作，更反对千篇一律、机械一致”。
后来，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求真务实科学精神从感性感知发展升华为理性认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强调实践为基础的求真务实科学精神，由此使得先生的学术理念和思想具有强烈的求真务实、科学主义与人文关怀结合的特质。
对于政治学研究，先生尤其强调其研究的科学性，明确指出，“坚持科学性是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关键问题。”
在先生的著作、文章乃至序言、书评、会议发言中，先生多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展开科学的政治学研究，不仅需要乐于追求真理，善于发现真理，更加需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维护真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要为社会实践服务，这是天经地义，中外皆然。但是，必须是真科学，才能有效地为社会实践服务。如果科学研究不能坚持严格的科学性，它本身就成为半科学或伪科学。若用这种半科学或伪科学来为社会实践服务、为领导决策提供根据，那就等于卖假药给人治病。”先生的这段金石之言，不仅对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研究具有振聋发聩之效，而且恰是先生人生态度的真实抒怀。
因此，把握社会政治生活真谛，遵循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发现规律和真理，坚持和维护真理，是先生的学术真实和人生真实。
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实现，首要的前提在于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科学方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与价值观都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科学的真理是要经过实践验证的。经过10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仍然光芒万丈，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事物发展与社会进化所揭示出来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人所共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是他的科学性所在。”遵循这一精髓，先生强烈主张，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就要在政治学研究中大力贯彻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使得政治学的研究真正立足于社会实践和社会需求，先生就此明确指出，“学者不是预言家，不能未卜先知。政治学者只能根据材料的占有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现实政治的发展做出各自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据此，先生认为，“政治学的研究，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为此，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工作者，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下去，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认真的社会抽样调查，要定性分析，更要定量分析。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
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实现，必须深入研究和充分尊重学科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性。在论及学术研究的根本使命时，先生深刻地指出，政治学术研究虽然具有介绍知识和政策宣传的功能，但是，其根本任务是要探讨政治现象的发展规律，以国际政治学为例，“国际政治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它的任务，不只是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作客观介绍或政策宣传，而更重要的是要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科学的理论性的研究，提供一个对国际政治问题的规律性的认识。国际政治的研究不能脱离对当前国际政治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不能满足于对一般国际时事的描述和概括，它应该深入下去，挖掘更本质的东西，寻求规律性的认识，从而预见未来，指导实践。”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于学术研究使命曾经进行过这样的论述，“也许，我需要做的是，提升到一般层次，努力理解长期持续作用的制度中某些更加一般的制度规律性。”先生关于学术研究以深入探讨事物发展规律为使命的阐述，恰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主张和尊重科学性方面，先生多次强调指出:“政治学研究要努力达到本身科学性的要求，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政治宣传需要。政治学研究只能靠坚持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或者甘做氢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并且会严重败坏政治学研究的声誉。”
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实现，还必须具有国际眼光，进行多方面交流和借鉴，对此，先生认为，“政治学研究，同如何其他科学一样，都不能故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
在强调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同时，先生十分注重政治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并且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完全可以与其科学性有机结合的。他明确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人文特质出发，“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所不同。因为任何社会现象都可以说是人的行为在起作用，所以也可以把社会现象说成是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的人们行为的总和。社会科学者遇到的最大挑战，往往是难以测量的心理因素。但这不等于说社会现象完全没有规律。譬如有些西方政策分析家往往爱说:‘分析共产党国家的政策趋向很难，因为他们不按规律出牌’。其实，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他们的行为都是有规律的。只是因为你不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你不理解他们的某些措施的来龙去脉，就认为他们不按规律出牌。事实上，他们是按他们自己的规律出牌，而不是按你习惯的规律出牌。”
先生对于政治学研究的人文特性的注重，还体现在他根据社会政治现象的人文和科学兼具的特点，强调政治学研究不同方法应该有机结合，他指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所不同，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也应有所区别。……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完全可以使用某些适合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但是不能只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先生以人口的实际调查研究来说明其观点，人口研究，“你必须用量化方法、统计方法进行调查一如进行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但这种方式，只能使你获得准确的人口数字，……但你不知道人口增减的原因，……要解决问题，你还需要配合用传统的方法:如座谈会、访问等等。由于你做了实地调查，亲身体察，你自己与当事人直接接触，他们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各种想法、顾虑，你才能直接感知，深入了解。这时，对症下药，你才能提出有效控制人口的可行方案。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因为你经过亲身体察，直接感知，你才能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切身利害的问题，人民群众是行为主体，各级政府的责任是帮助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和解决自己的切身利害问题，并非相反。”
先生对于人性的感性和知性的把握、对于学术研究科学理性与人文感性结合的主张，于此可见一斑。
四、内在结构
先生的政治思想不仅具有丰富深厚的内容，而且具有严密统一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强烈的辩证特色，进而使得先生的政治思想呈现结构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特点，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 从思想内容本体来看，先生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具有各不相同而又内在一致的辩证关系
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斗争的武器，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经典阐述，具有阶级性、实践性、科学性和发展性的特质，爱国主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得到科学发展和实现。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分析，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及其发展前景的分析、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的阐述，恰恰是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途径和实现归属。先生的政治思想从爱国主义出发，逐步发展到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富强中国，由此在思想理念中达成了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一致、路径共同、内容关联和逻辑融通。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先生认为，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历史过程来看，在革命时期，主张真实和普遍的人民民主是实现爱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作为革命旗帜的‘民主’，它是革命的手段，目的则是推翻反动政权”；在革命胜利后，“就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民主则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本质特征，因此，民主成为爱国主义在“立新”和建设意义上的实现途径。而科学，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是对于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由此，先生政治思想基本内容，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内容和指导，以人民共和民主与科学认知为目标，构成了内在辩证和有机关联的统一整体。
(二) 从思想认识论来看，先生的政治思想鲜明体现着其思想方法的辩证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说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恩格斯说，唯物辩证法是他和马克思“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宝煦先生的政治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其学术作品、政论文论中充盈着辩证法的智慧和思想光芒。先生论及社会、政治、历史、人生、工作和艺术，熟练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加以论述和证成。其分析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广泛涉及矛盾的普遍性和发展性、工作的速度与稳定、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与掌握策略、善于斗争、事物不同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多样性与统一性、和而不同、和谐与矛盾、建立遵守规则与创新发展规则、敢想敢干与科学态度、事物的主流与支流、认识问题的全面与片面，如此等等;关于把握事物必须注重掌握“度”，“任何事物的‘质’，都有‘量’的限度，超过一定的量，质就变了”;关于发展中优势互补与扬长避短的关系。所有这些，都生动地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芒。在这其中，先生对于日本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为贵”思想与日本的内外有别的共同体意识、武士道精神以及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的矛盾混合的辩证剖析，更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思想方法的辩证逻辑，使得先生的政治阐述明晰透彻，把握政治现象的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切实精当，论述社会和政治现象发展规律深入精髓，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辩证，在先生的政治分析中运用娴熟，由此使得先生对于社会政治的论述阐发和分析评判，不仅刻记着一位智者的衡度，而且贯穿着一代哲人的睿智。
(三) 从思想与人生的关系来看，先生的思想体现着其学术人生与人生学术的辩证
妙手文章，铁肩道义，是20世纪中国社会赋予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先生在这一使命担当中逐步达成了学术与人生的辩证统一，为此，先生的求学和治学生涯，跨越了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光明与曲折的不同历史时期，而先生的政治思想，实则是这些跨越的感悟和思索。他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和要素，恰恰是经历当代中国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世纪学人的人生写照。
先生的爱国主义源起于国难族恨，发展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历史潮流;其马克思主义思想源起于追求真理和光明，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先生的人民共和民主、科学主义和人文关怀，秉承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从西南联大始发而后绵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成为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思考和求索，“八十年来，应该承认，经过多少爱国先进人士的英勇斗争和艰苦努力，中国在民主化、科学化的道路上，已经前进了不少。然而时至今日，民主与科学仍然是举国上下尚需大声疾呼的奋斗目标，并且绝非可以一蹴而就，事实上，前路方长。”
因此，先生的政治思想既是他以理性思考社会政治现象而成就，也是他以人生和历史的实践而写就。经历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多次转折，先生的政治思想既是其精神结晶，更是其人生凝聚;既体现着其思维辩证，更映射着其生命意义;既以椽笔撰写于文章中，更以足迹镌刻在大地上。“学问与人生，在赵宝煦教授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四) 从思想与人格的关系来看，先生的政治思想恰如其人品、人格、修养和情操，诠释和印证了先生学品与人品的相互辩证
先生在论及艺术和治艺时说，艺术“需要熟练的基本功，需要深刻的思想感情，还需要具有能艺术地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才华和灵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三者虽然互相作用，不可截然分开，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基本功可以从勤学苦练中掌握;才华、灵感却更多属于天资，并非人人可得。深刻的思想感情则涉及到人格、品质、学问、识见和文化素养等更多方面的条件。以上三者，可简称为学、资、品。三者皆备，才能产生完美的艺术创作。”“深刻的思想感情决定于艺术家的品格，所以过去人常说:艺品决定于人品”“艺品与人品相通。作人贵纯真自然，恶矫揉造作。”
在先生看来，治学与治艺同理，为学先要为人，同样需要“学、知、品三者俱备”，才能达到完美。先生终其一生遵奉这一原则并且身体力行，如同他自己所说，“多年来，我自己在主观上一直不满足于只做‘经师’，而是力争能做‘人师’”，“做好人师，一直是我自己做教学工作中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先生也是这样来培养和要求学生的，“立学先立品。……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不论表现在任何问题上都是统一的，不可能在一件事情上表现极端自私自利，但在另一件事情上却表现出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因此，区分什么大节、小节，说政治上大节，生活是小节，凡此种种，都是荒谬的。……不热爱父母的人，怎会热爱国家?对丈夫或对妻子不忠实的人怎会忠实于革命忠于党?”
正因为如此，人们参悟先生的政治思想，一如领悟先生的品行修养和道德风貌。先生自幼奋发，历经坎坷，百折不挠，向往真理，热爱学习，胸怀远大，追求卓越。在西南联大，他汲取闻一多、张奚若、钱端升、吴恩裕等老一辈优秀学者的治学精神和为人风范，炼就知性品格涵养，“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一路跋涉，尽心继承、发扬和传播学术事业、文化血脉和精神风骨。先生胸怀坦荡，“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在做人方面也有他坚持的原则，‘事无不可对人言’是先生最坚持的为人处世的信条。他是一个对人对事都非常坦率的人”。他厚德载物，待人以诚，正直热忱，和煦如同春风，明澈恰似秋水，兼具经师人师风范。他学贯中西，涉猎广泛，多才多艺，擅于诗赋，长于书画，淡泊名利，自号“抱虚”。“他立志把毕生心血献给祖国的爱国情怀，他利用一切机会为新中国的政治学奔走的国际视野，他永不懈怠、始终追求学术卓越的创新意识，他甘为人梯、培养新人的坦荡胸怀，他品行质朴、执著率真的言行态度，都集中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质和精神魅力。”在先生身上，坚忍不拔和宽厚通脱融为一体，严谨求实和自然率真和谐共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问与人生、道德与文章相得益彰且有机统一，体现了一代世纪学人和学术宗师的人格和精神魅力。
了解、理解、感悟和感受先生的人生，再来体味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学风学德，自会感到，先生的政治思想，实是其人格特质和道德修为的思维理性体现，是先生治学与为人的辩证统一和相互印证，是先生政治人生和人生政治的辩证统一。
(五) 从学术与政治实践和历史发展来看，先生的政治思想体现了政治学与实际政治之间的辩证
从先生的政治思想中可以看到，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关切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白发任凭衰彻底，丹心依旧火成团”。先生主张，“学社会科学的学生，必须十分关心社会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并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的指导下，自己开动脑筋思考、分析、研究，以求得到解决。”因此，“作为一名学者，赵先生从来不满足于书斋清谈式的学术传承，而是以强烈的入世精神投身于理论实践。无论在孜孜不倦的笔耕中，还是在慷慨激昂的讲台上，赵先生都充满着文以载道的使命感，”在上下求索天下大道的漫长过程中，先生始终如一，积极奋发，努力达成知与行的有机统一。
与此同时，在先生看来，学术研究与实际政治既是紧密结合的，又是相互独立的;既相互影响，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一方面，政治学学术研究必须为政治服务，“文化教育，归根结底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政治学必须以相对独立的研究和真正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成果，为政治服务，这就是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实践的辩证关系和联系逻辑。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即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由此可见，“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坚持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坚持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才能正确把握和处理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另一方面，……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关系，还需要积极发挥学术研究和发展对于政治实践的能动作用，努力运用学术研究为政治实践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政治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政治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为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开拓更为广阔和丰富的空间和途径。……这就需要政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发挥专业学术研究和思想认知对于政治实践的主观能动作用，坚持政治学研究对于政治实践的服务功能，真正以科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和治国安邦的大局，服务于社会政治实践，帮助人们认识和从事政治实践。”
五、结语
宝煦先生的政治思想，是在漫长而曲折、激荡而跨越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在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中锻炼而成的，是在为了中华民族与人民共和国独立富强的悟道和践行中逐步构建和体系化的，是在修养人格与治理学问中相互达成和完善的，因此，先生的政治思想是历史和人生的产物，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时代中的共同心路历程”。正因为如此，“先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变化的见证人，而且他这个见证人不是一般的见证人，他是以他自己的整个经历为见证的，从北京一直走到西安，然后到重庆，再走到西南联大，再从西南联大到北京，然后在北京又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最后在80年代初又走向世界，去了美国等很多地方。他整个思想的脉络跟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实际上是一致的。”
先生的政治思想丰富深厚，就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中的传承性、转折性、融通性、发展性、创新性和跨越性，论政求道、浩然壮阔、深邃精当、触类旁通、穷根溯源，本文所论，不及万一，因此需要继续深入发掘研究。与此同时，先生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也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民族独立、祖国和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其文化进路轨迹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习得西方政治思想，进而接受、服膺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奋发求索革命和建设之道，科学探索政治与治政规律，感悟思索人生政治与政治人生，积极推进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政治学科的前行发展。
宝煦先生当年在评价其师钱端升先生时指出，“先生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为祖国的坎坷与兴旺而超频跳动。他本人一生遭遇，也与祖国的曲折发展和凯歌行进同节拍、共命运。”“钱先生一生中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方面，做到了科学性与爱国主义的高度结合。”先生对于钱先生的这些评价，恰恰也是他自己人生和学术、道德和文章的真实写照。
原文刊载于《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4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