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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生: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苏轼行踪考》绪论第二章

更新时间:2022-11-18 15:18:06
作者: 李常生  

   苏轼在世时,已有诸多士人整理苏轼著作,然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逝世于常州,次年移柩河南汝州郏县钓台乡上瑞里[1]。此时蔡京当政,为了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并在各处竖立「元祐党籍碑」,上面刻写三百余党人恶名,并昭示全国。党人碑所刻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崇宁元年(1102)壬午五月乙亥纪事:「朝凤郎苏轼降复崇信军节度行军思马,其元追复官告并缴纳。」[2]

  

   《宋史‧徽宗一》载:「崇宁元年(1102)壬午八月丙子,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师。」[3]此时,朝廷逐步加深加害元祐党人,后代不得入京师为官。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崇宁元年(1102) 壬午九月己亥,徽宗又下诏:「御披付中书省:应系元祐责籍并元符末叙复过当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数进入,仍常切契勘不得与在京差遣。文臣曾任执政官:文彦博……苏辙……。曾任恃制以上官:苏轼等。」[4]

  

   《宋史‧徽宗一》载:「崇宁元年(1102) 壬午九月戊子,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5]以此诏令为准,立元祐党籍碑。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一》崇宁二年(1103)四月丁巳纪事:「诏焚毁苏轼《东坡集》并《后集》印版。」[6]苏轼生前著作,诸多版本被毁,再行开放时,许多书籍内容已经无法完整兜拢,因此后世诸多苏轼遗书多为后人编纂或伪造拼凑所得,如《仇池笔记》一书。

  

   《宋会要辑搞‧刑法二》宣和五年(1123)葵卯七月十三日纪事:「中书省言,勘会福建等路禁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等。诏:『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着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诸州军毁板。」[7]中书省下令各地不得传习元祐学术及印卖相关文集等。

  

   苏轼逝世后,宋徽宗受奸臣所迫,毁损并禁印苏轼书籍,且「元祐党籍碑」上有刻名者之后代均不能在朝录官。直到徽宗末期,才又转念。依《墨庄漫录》卷三《同列戏卫达可行苏轼追复职名制》载:「宣和间,有旨苏轼追复职名。」[8]

  

   南宋以后自高宗起恢复苏轼所有官职,孝宗并下旨封赐苏轼为文忠。南宋时研究苏轼蔚然成风,大量诗文集、诗话、笔记,有许多对苏轼作品的评论、轶事作研究。同时,北方金朝文人、官员对苏轼亦有所景仰,不乏诸多研究学者参与论述。元代亦重视苏学,且诸多学者亦受苏学影响。明代时,不好诗而好东坡,东坡持续受老百姓的爱戴。清代苏学复炽,许多学者开始整理苏轼著作,对于苏轼有了更深一层的研究与认识。民国时期,对苏轼研究的热潮持续,然为战争所困,成就不高。文化大革命时,大陆对于苏轼的研究或有间断近三十年,然改革开放至今,苏学研究更上层楼。台湾对于苏轼的研究一直未曾间断,并保持了旺盛的研究风潮。整体观之,历代苏学研究趋势呈现下列起伏现象,参考图01001。

  

  

图01001:历代苏学研究趋势图。

  

   宋代苏轼相关著作

  

   苏轼在世时,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或苏门六君子(再加上陈师道与李廌)所撰述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有提及苏轼,其余如王安石、欧阳脩、张安平、李之仪、米芾、杨绘等,在各种论述中亦多提及苏轼踪迹,当然最重要的是苏洵《嘉祐集》、苏辙《栾城集》父子对苏轼的各种片段叙述,尤其珍贵。

  

   苏轼本身的著作,从苏辙所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所提及:「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 论、譔,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9]另,四库全书中有关苏轼的著作,包括了《东坡易传》、《书传》、《苏沈良方》、《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东坡全集》、《东坡诗集注(王十朋注)》、《施注苏轼(施元之注)》、《苏诗补注(查慎行注)》、《东坡词》等。苏轼、苏辙曾撰写《南行集》与《南行后集》,然今仅见苏轼所撰《南行集序》;苏辙所撰《南行后集序》及南行前后集文本均已佚。《苏沈良方》应为后人将苏轼、沈括二人文章聚合而成;《仇池笔记》则多抄自宋人笔记或伪造者。

  

   苏辙《次韵姚笑标判官见还〈歧梁倡和诗集〉》云:「伯氏文章岂敢知,歧梁偶有往还诗。自怜兄力能兼第,谁肯埙终不听萀?西虢春游池百顷,南溪秋入竹千枝。恨君曾是关中吏,属和追陪失此时。」[10]文中提及兄弟所编撰《歧梁倡和诗集》,今已佚。苏轼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云:「见为编述《超然》、《黄楼》二集,为赐尤重。」[11]苏轼提及陈师仲为其编《超然》、《黄楼》二集,今亦已佚。

  

   王安石有《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又有《读眉山集爱其雪诗能用韵复次韵一首》。显然,当时有苏轼《眉山集》一书,今佚。然,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并未述及此书,或者此书应为当时苏轼的一些诗文合集。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12]该时,辽国亦有编注《大苏小集》。

  

   李之仪《观东坡集》云:「今朝又读东坡集,记得原州鞠狱时。牵首高吟��欲遍,几多强韵押无遗。固之才气原吴蔽,独有新期老不欺,泪尽九原无路见,冰霜他日看青枝。」[13]广义称,李之仪亦属苏轼门人之一,元祐文人集团的成员。观此诗,亦可见当时已有《东坡集》问世。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载:「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议十五卷、和陶集四卷、应诏集十卷。」又「《东坡别集》四十六卷,坡之曾孙给事峤季真刊家集于建安,大略与杭本同。盖杭本当坡公无恙时,已形于世矣。」[14]阅此文已可认定,苏轼生前即有《东坡集四十卷》。

  

   苏轼《答刘沔都曹书》云:「轼顿首都曹刘君足下。蒙示书教,及编录拙诗文二十卷。轼平生以言语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15] 苏轼贬居儋州时,有刘沔编录苏轼诗文二十卷至海南请轼修改。此二十卷当为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所述的《后集》二十卷。

  

  

  

  

   苏轼殁后,南宋时,一般对苏轼的评价

  

   苏辙所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对苏轼一生的描述最为详尽,宋史《苏轼传》略之。宋朋九万所编《乌台诗案》对苏轼诗案描述甚详,亦可参考。

  

   宋徽宗时期,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将曾经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刻写309个党人名、并昭示全国。入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南宋初,有人把赵宋王朝内外交困局面的形成,怪罪与王安石变法。宋高宗刚建立南宋小朝廷,大力尊孔崇程(程颐),对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扬,「元祐奸党」得以昭雪。被列入「元祐党籍」的保守派官员陆续得到追赠谥号或官职,改称为「元祐忠贤」,高宗还为司马光等人大翻其案。

  

   《曲洧旧闻》卷八《东坡诗文盛行》载:「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颂,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16]后因星变而毁碑,其后党人子孙更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

  

   宋孝宗在《苏轼文集序》中云:「故赠太师謚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几余暇,紬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着,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17]自此,苏学重启并大为兴盛于南宋时期。

  

   《宋史‧理宗二》载:「端平二年(1235)乙未正月丁酉,太阴行犯太白。甲寅,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脩、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升孔伋十哲。」[18]《宋史‧度宗》载:「咸淳元年(1265)乙丑九月己酉,以洪天锡为工部侍郎兼侍读。壬子,命宰执访司马光、苏轼、朱熹后人,贤者能者,各上其名录用。」[19]南宋,因受苏轼牵连者均复官。一般百姓,甚至盗匪等均对苏轼恭敬顶礼,而一般士大夫对苏轼的仰尊更是远远超过一般民众。

  

   从南宋起,苏轼之文历代均为士人学习的楷范。据吾师王兆鹏、刘尊明所撰《历史的选择----宋词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辛弃疾的词今存者有六百二十九首,为宋代第一;苏轼词现存有三百六十二首(《苏轼全集校注‧词集》收录三百七十四首),为宋代第二,北宋第一。历代对苏词的品评次数达八百六十几次,为宋代第一,可见历代对苏词的重视[20]。南宋大量的诗文集、诗话、笔记,有许多对苏轼作品的评论。

  

王十朋谓:「唐宋文章未可优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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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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