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雷 黄进德：江宁织造府与红学
西堂，是曹家的书房，兼为藏书、休憩之所，曹寅曾自号“西堂扫花行者”。据《楝亭书目》记载，曹家的藏书极为丰富，共收书三千两百多种，计两万余册。经史子集兼而有之，不少唐诗总集、别集、选注本以及宋元旧椠，为曹寅校刊《全唐诗》提供了方便。数以百计的稗官野史以及不被世重的通俗小说，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弥足珍视的文化遗产，成了曹雪芹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渊薮。
堂前缀以花草，附近又有戏台设置，造就了修身养性，以文会友，诗酒唱和，驰骋才华的活动空间。经曹寅亲自编选的《楝亭集》里就有《西堂新种牡丹》《集西堂看菊》等可资参考的书证。《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脂批有云：“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足见作者曹雪芹曾从南京曹家的生活故事中汲取了创作素材。西堂给批书者勾起了多深的伤痛！
康熙三十八年（1699），圣驾第三次南巡。回驭途中，止跸江宁织造府。其时，曹寅绍承父业，任职在署。作为包衣老奴、世受国恩的亲臣世臣理当奉其寿母——封一品夫人孙氏朝谒，叩颡墀下，兼候皇太后起居。康熙一见自己的保姆喜逐颜开。问其年，答以六十有八，宸衷盖为欣惊，亲切地称之“此吾家老人也”[10]。庭中萱花盛开，即景挥毫，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赏赉丰厚。据史书所载，大臣母高年召见者，但给扶称老福而已。亲赐宸翰，前所未闻。古制，北堂为主妇居室。因以萱堂指母亲居室，并用以借指母亲。这对曹家而言，真是“隆恩异教，荣光无匹”。随后制成匾额，并请两位大手笔冯景和毛际可分别撰写《御书萱瑞堂记》和《萱瑞堂记》。从《楝亭集》中可以考知，西园有池，除楝亭、西堂外还有戏台等景点。曹寅《东皋草堂记》文末，署“记于萱瑞堂之西轩”。西轩、西堂均在园中，那么，萱瑞堂可能就在西园之内吧。
曹寅文化素养深厚，精通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尤擅长戏曲创作，曾编写《北红拂记》《表忠记》《太平乐事》和《续琵琶》等剧本。曹家养有戏班，建了戏台，专演昆剧。据金埴《巾箱说》记载，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曹寅招集南北名士，举办了大规模的《长生殿》全本五十出的演出，连演三天三夜，还特邀剧作家洪昇亲临指导，一时传为艺林佳话。
曹雪芹生活在这样一个戏迷的家庭，耳濡目染，自然地养成了对戏曲的爱好。据善因楼刊本《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的批语载，曹雪芹也曾“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11]。正因为如此，《红楼梦》在描写家班童伶女乐和演出剧目等情节，都能出色当行，事事贴切。如第十六回写贾蔷“下姑苏请聘教司，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第二十二回写“贾母内院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昆、弋两腔俱有”。书中反映的戏曲演出，也确是昆弋班的流行剧目。特别是第五十四回还通过贾母之口说道：“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其中《续琵琶》曲本，恰恰就是雪芹爷爷曹寅的杰作。曹雪芹将家事融入小说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分明可见了。
四、关于“府、署之争”的学术论辩
在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的筹建过程中，曾引起了“府、署之争”。这是不同见解的学术争议，情况复杂曲折。
按照常理，以清代不同时代的《江南通志》《江宁府志》《上元县志》和各家文籍的记载为依据，确知江宁织造府或称江宁织造署，织造府与织造署同义通称，是同一概念、同一实体。这本来是不成其为问题的，称府、称署都是可以的，不料《南京日报》的记者严中先生提出了逆向思维的相反意见。2002年7月14日，南京市古都学会和玄武区政府联合召开《建造江宁织造府三位一体项目专家座谈会》，他发言说，这地方只能称为江宁织造署，坚决反对称为江宁织造府。他又在2003年3月17日的《金陵晚报》上发表谈话说：府和署不一样，织造府不在大行宫。接着，2003年第3辑《红楼梦学刊》和第3期《红楼》杂志同时刊载了他写的《南京大行宫前身考》，正式提出了“府署分开”的见解，硬说府、署是两码事，不是一码事，强调“南京大行宫是江宁织造署遗址所在而非江宁织造府遗址所在”。由此引起了这个项目主持方玄武区政府和投资方广厦公司的疑惑，希望江苏省红楼梦学会能举办一次研讨会，对严中先生的意见进行答辩。因此，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在2003年12月10日召开了“学术年会暨江宁织造府项目研讨会”，玄武区区长陆冰（现已升任南京市副市长）和广厦公司董事长刘估成在会场听取意见。严中先生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见，但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的说法。12月11日的《现代快报》对此做了报道，标题是“曹雪芹故居惹出‘府署之争’”，12月12日《南京日报》报道的标题是“坚持‘织造署’非‘织造府’，红学家严中一怒拂袖而去”。会议期间，项目主持人指出，严中先生的见解已在各种报刊上多次广为发布，这次会上虽有唇枪舌剑的交锋，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面，正规的驳议文章却一篇也没有，令人无所适从。因此要求江苏省红楼梦学会能落实任务，撰写有针对性的论文，以便明辨是非。结果任务落实到吴新雷头上，写了一篇《关于江宁织造府、织造署的称谓问题——以康熙本“省城图”和南巡文书驳斥“府署分开说”》，载于2004年第2辑《红楼梦学刊》。
自2003年以来，严中先生接二连三地把他的意见写信邮寄给江宁织造府项目的总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系吴良镛教授，他建议中的合理部分是好的，但他硬要改“府”为“署”的意见没有得到良镛先生的认同。因为良镛先生自己就是南京人，听父老乡亲讲过“江宁织造府”这个通俗的名称，而且项目中并没有重建织造衙署，只是在西园遗址的弹丸之地建筑博物馆，称“府”是不错的，用不着把“府”字改成“署”字，否定了严中的意见。
其实，陈梦雷《盛京通志·公署志序》昭示：“国家分职授官，设公署以为临民报政之地。”（《松鹤山房文集》卷九）按《康熙字典》或《辞海》之释义，在古汉语中，署者廨署也，乃衙门之泛称；府者，官署也，府与署可以通用。不信，请看文献记载：
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上元县志》卷首《圣祖南巡恩记》：“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南巡至于上元，以织造府为行宫。”卷三《疆域》：“碑亭巷在织造府西。”《廨署》：“江宁织造署，在督院前街内，有圣祖行宫。”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新修江宁府志》卷五《纪年事表》载：“（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至于上元，以织造府为行宫。”卷十二《建置》：“行宫在江宁府治利济巷大街。向为织造廨署，圣祖南巡时即驻跸于此。”
由此可见，“府、署、廨、廨署”，尽管称谓不同，其实体则一，江宁织造衙门即织府、织署，其地亦一，方志文献所记，习以为常，府、署通用，乃常识也。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根据《江南通志》《江宁府志》和《上江两县志》等地方文献考实，指出织造府与织造局有别，但没有说府和署是两码事。书中还考述了曹家的萱瑞堂、楝亭、西池、西堂、西池等园景，使读者大开眼界。吴新雷受到《红楼梦新证》的启示，为研究曹雪芹家世于1979年走访了南京市大行宫的居民父老，并结合文献记载做了脚踏实地的考察研究，得知当时大行宫小学的操场原先就是织造府西园遗址。他曾陪同国内外红学名家吴恩裕、端木蕻良、冯其庸、赵冈、周策纵先后到场参观留影。1983年11月，中国红楼梦学会和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在南京联办“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研讨会”，特邀周汝昌先生出席，吴新雷曾陪同一百多位与会同人（包括周先生在内）到大行宫实地参观。周老第一次目验现场，倍感兴奋。1984年，南京市妇女联合会出资六万元购得大行宫小学东南角那块三百平方米的地基，筹建幼儿教育中心楼。准于8月中旬破土动工。玄武区文管会闻讯，先期贴出通告，动员群众“寻报”有关曹府的文物资料。开挖伊始，施工者就发现了假山石基，旋即上报南京市、玄武区文管会。两会闻风而至，委派季士家招集韩吕峥、潘谷西、吴新雷亲临现场，并于21日召开专题座谈会。南京工学院古建筑专家潘谷西应邀参与技术指导。依据潘先生的提议继续发掘，发现假山石基北侧下层有多种条石垫底，还有木桩残迹。由此则知此为水陆假山，位于河池南侧，西池面积不小，曹寅《西池》诗有“几日不来春水阔，满河苇叶两萧萧”“晓风吹动木兰桡，两岸无人过板桥”之句，可以为证。参照《南巡盛典·南京行宫图》所示，西园规模更为可观，当涵盖大行宫小学周边地区。当时发掘所得就有零星太湖石、石础，瓦铛、滴水、砖雕、瓷器残片，桥梁石基、木桩洞眼和黄蜡、色染原料等等[12]，均有录像、照片存档。同年11月，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年会召开，名誉会长匡亚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倡谈，吁请中央、地方拨款，集资在西园遗址为曹雪芹塑像，进而建立曹雪芹纪念馆。于是，由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发出倡议，由匡亚明领衔，得到吴组缃、吴世昌、冯其庸、周汝昌、李希凡等二十多位《红楼梦》研究专家、学者签名联署。但若干资金难以筹集，一时梦难以成真。
直至本世纪初，广厦公司投标，慷慨解囊，愿意斥资七亿元，兴建江宁织造府博物馆，敦请清华大学资深古建筑家吴良镛（两院院士）主持设计。为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弘扬传统文化增添一大亮色。
自称二十多年来“拜在解味道人周汝昌门下”的严中先生，不知何以连周先生的代表作《红楼梦新证》都没有认真拜读，竟贸贸然别出心裁抛出“府署分开”的吊诡之说，为了壮大声势，又以“解味道人门人”的头衔拉着周老合著《江宁织造与曹家》，陷周老于助阵战线中，使周老成了“府署分开说”的支持者和合作者。他不按学术规范来做学问，想当然地把府、署分开的原因说成是曹家接驾时不准下人住在“织造署”里，所以另找地方新建了“织造府”给下人分开居住。本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江南通志》记载：“督理江宁织造府，在城内上元县地方，原系操江衙门。”这意思正如江宁织造局之地原来是汉王府一样，是指江宁织造之地原来是操江衙门。明明是“原”字而不是“迁”字，但严中先生竟颠倒地名沿革的前后顺序，发挥逆向思维的想象力，硬说织造府搬离了大行宫，“另辟操江衙门为织造府别住”[13]，并将总督部院西边的“提督军门”曲解为“操江衙门”，说是织造府搬到“提督军门”那边去了。更有甚者，周、严在合著的《江宁织造与曹家》中还随意把两江总督于成龙也拉了出来，毫无根据地捏造于成龙跟曹玺合谋兴建了新的织造府。书中说：“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第一次南巡，为预备接驾，两江总督于成龙和江宁织造曹玺，考虑到府署合一的‘织造府’的下人等不得住此，故将‘操江衙门’改建为新的‘织造府’别住。”[14]这简直越说越离奇，成了信口开河的天方夜谭，与求真求实的科学考证完全不合，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据熊赐履《曹公崇祀名宦序》所说，曹玺病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在十一月中才到南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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