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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溯源:简论毛泽东的史学观及其实践

更新时间:2022-11-15 21:08:20
作者: 周溯源  

  

   【摘要】毛泽东自幼爱好历史,毕生尊史、学史、用史,形成了科学的史学观。每逢重要历史关头,毛泽 东总是以史为鉴,作出英明判断和抉择,保证了革命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甲申对”“窑洞对”到 “赶考对”,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史鉴今。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都是毛泽东汲取历史智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 毛泽东;史学观;以史为鉴;创新发展

  

   众所周知,毛泽东学识渊博,尤其对历史有很深 的造诣。他阅读史学典籍之多,对历史研究之深入, 对历史内在联系见解之深刻,并不亚于专业历史学 名家,并且多有超越。饱读史书使毛泽东具有独到 的远见和高超的智慧。他对历史变化规律把握之精 准,对历史知识和经验教训借鉴运用之巧妙,皆得益 于此。

   一、毛泽东的史学观

   (一)历史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必须尊重、珍惜

   毛泽东认为,为了改造中国,青年学子“当然以 求学储能做本位”[1] ,而在治学中,当以熟悉历史为首 位。1915年9月4日,他在致友人萧子升的信中说: “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2] 通过学习历史,可探究社会发展的“公理公例”,以此 “绳束古今为一贯”[3] 。毛泽东说过一段精彩的话,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 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 ,而历史知识则是大有益处的基础学问。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5] 这是他学习历史的深刻体会。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深感研究历史对于指导革命运动有着特殊意义。1939年 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既有发达 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 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还产 生了不少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是 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 族”[6] 。毛泽东为此而自豪。1940年1月,他在《新民 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 能割断历史”,应该“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7] 。 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指 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8] 。“我们 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9] 所以他把学习 历史文化遗产,用马列主义方法予以批判总结,作为 37 干部学习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认为,“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 始”,因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10] 。1954 年冬,他对吴晗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藉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11] 这表明毛泽东注重从历史本身寻找规律,做到以史为鉴。毛泽东毕生尊史、学史、用史,从他的多次论述和丰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的史识与史观。例如,民为邦本,当敬德保民,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是推动 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历史饱含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军事斗争与社会管理的智慧,饱含关于天人关系、人伦关系、安身立命、修己安人、大同社会的思考与认知,饱含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真知灼见,饱含朴素的唯物主义和精湛的辩证 法。从历史中可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可以学习修、齐、治、平的经验与智慧。学习历史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做到自尊、自立、自强。

   (二)学史的目的与方法

   由于对历史有深刻的认知,毛泽东便有了尊史、 学史、用史的高度自觉,

   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形成了明确的治史目的和科学的治史方法。

   1.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毛泽东指出: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2] 我们尊重自己的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3] 。毛泽东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历史复古主义。1938 年 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4] ,明确指出既要科学继承历史遗产,又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 1943年5月,党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思想、道德传统的继承者,并努力把这些优秀的传统发扬光大,“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5] 。

   2、既研究成功的历史,也研究失败的历史。毛泽东指出应该同时研究成功和失败的历史。因为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16] 。不能把错误单纯看成是一种耻辱,而应看成是一种财富,只要善于从中汲取教训,就能转化为成功之母。因此,“研究中国党的历史,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17] 。

   3、古籍新解,古为今用。毛泽东研究历史,既不脱离中国的历史实际,又不囿于古人的眼界和认识, 能够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在诸多问题上提出独到、精辟的新见解。正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说,毛泽东读史目的非常明确,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 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 终实现现代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 化[18] 。毛泽东是怎样读古书的呢?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 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19]

   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引用了很多历史典 籍中的典故和诗句,或是说明一个原则,或是阐述一 个哲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比如,“惩前 毖后”一词,源于《诗经·周颂·小毖》,毛泽东把它与 “治病救人”一词结合,用来说明我们在党内斗争中 采取的方针。关于如何使用干部,毛泽东赞成历史上“任人唯贤”的路线,不赞成历史上“任人唯亲”的 路线。还有诸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实事求是”“多谋善断”等等。这些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并掌握运用。据统计,仅从《毛泽东选 集》四卷中有文可查的,即有中国历史事件 300 多起,世界历史事件 40 多起,中外历史人物 100 余 人[20] 。引用经史子集多种,“四卷《毛泽东选集》中仅引用《左传》中的历史典故和史实,就有四十余处之 多”[21]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说:毛泽东喜欢引用 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 政治家的格言。他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 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 吸引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22] 。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农村包围城市 等主张,曾被教条主义者嘲讽,认为毛泽东代表着 “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说什么“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23] 。对此毛泽东并不妥协。到了延安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他发奋研读了大量马列、文史哲和军事等方面的经典,成为掌上千秋史、胸中万卷书的饱学之士。与此同时,他撰写了一 系列重要文章,指导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无疑集中了全党的最高智慧,也与毛泽东本人振兴中华的理想、超迈群伦的智慧、顽强的革命意志、忘我的奋斗精神和精通历史密不可分。

   4、辩证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1942 年 2 月 8 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 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 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对历史文化辩证分析,有所区别。1960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对古代文化应有辩证分析。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 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24]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待中国历史及古代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这也可以看作是他阅读大量历史古籍 所得出的深刻认知。

   二、重要历史关头, 毛泽东以史为鉴,把舵领航

   (一)信仰马列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西方各种思潮 纷纷传入中国,令人莫衷一是。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是必须做出的关键选择。毛泽东认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25] 他通过研究近代史,看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洋务运动破产了,戊戌变法流产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26] 。毛泽东经过比较分析后,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最科学,应当以俄为师,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7] 。毛泽东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正确选择无疑源于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科学分析以及从中获得的历史启迪。

   (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众。值此存亡绝续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表达了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1927年9月,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县进行了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面对强敌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和围困,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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