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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劳动力价格

——《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第六章

更新时间:2022-11-15 09:44:31
作者: 方宇军 (进入专栏)  

   劳动力的价格决定,一如其他商品的价格决定,是由社会分工、私有产权、个人追求自身利得的最大化、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彼此对立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具体而言,或换作经济学中通行的语言,是由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决定的。但是,我们要明确和强调的是,供给与需求同样是由这四种基本的经济关系决定的。这是我们与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根本区别。

  

   话说回来,既然劳动力的价格决定一如其他商品的价格决定,是由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决定的,既然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一般商品的价格决定,这里我们就不应该有更多的话可说了。可是,由于传统的劳动力价格理论与传统的商品价格理论缺乏统一性,由于传统的劳动力价格理论之间存在歧义,更主要的还由于影响劳动力价格的一些特殊因素尚未被人们阐述清楚,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多一点逗留。

  

   一  劳动力价格理论的不同版本

  

   追溯劳动力价格理论,似乎从威廉·配第那里就开始了,马克思明确地引述了威廉·配第的话:每天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工人“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1]在某些经济学说史中,对于劳动力价格理论,只溯源于重农学派,魁奈把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与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考虑,[2]但表述并不精确。杜阁把这一思想大大推进了,并作了虽然简短但却准确的定位:“只有双手和辛勤劳动的单纯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他可能或多或少地以高价出卖他的劳动;但是,无论这种价格是高一些或低一些,都不能完全由他本人来决定;这是他同那个购买他的劳动的人双方协议的结果。后者尽力压低这一价格;由于他有一大群工人可资挑选,他便优先选用那个讨价最低的工人。因此,在彼此竞争的局面下,工人们不得不降低这一价格。在各部门工作中,情形都不会不是这样,而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工人的工资只限于为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3]在杜阁的表述中,有几点予人深刻的印象:1.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的生产要素,他要生存下去,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他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自由得一无所有。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2.劳动力价格的实现,是在市场竞争中完成的。3.劳动力的价格或工资,是由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重农学派关于劳动力价格由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思想,影响是深远的。亚当·斯密虽然在劳动力价格或工资学说上坚持他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而地租、利润只是这种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的扣除。但是,在土地和资本与劳动者相分离的前提下,亚当·斯密又不得已地接受了重农学派关于工资是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资料的观点,认为它是工资的最低标准。[4]李嘉图比亚当·斯密走得更远,他全盘接受了重农学派的观点,并以他惯有的方式,指出劳动力也像其他商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而“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即重农学派意指的工资。[5]得重农学派之助最大的也许要算马克思,他借助于重农学派的工资学说,建立了他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并从这一理论出发,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之一。[6]

  

   然而,对重农学派的“最低生存工资说”〔熊彼特语〕的批判或否定不绝如缕,如果说劳动者的工资由维持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那么不同劳动者家庭成员的多少就将决定劳动者不同的工资报酬,这显然是荒谬的;或者说这种最低生存工资指的是平均生活水平,即便如此,那么当生产力水平提高生活资料的价格下降,工资也将随之降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区基本生活标准的不同,也难以与不同的工资标准一一吻合,反而给主观的工资臆说留下了驰骋的空间。

  

   对于“最低生存工资说”,亚当·斯密虽然勉强接受它为“工资的最低标准”,但同时又用不少的经验证据来说明实际工资往往是高于这一最低标准的。亚当·斯密更多的论证是指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一国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劳动力的供给,则取决于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和劳动报酬。[7]李嘉图的阐述要清楚明了得多,他既接受了重农学派的“最低生存工资说”,把它称之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同时又认为劳动还有一个市场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稀少时就昂贵,丰裕时就便宜。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因此,劳动力的价格由这两个原因决定:一、劳动者的供给与需求;二、用劳动工资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价格。[8]约翰·穆勒来得更直截了当:“工资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换句话说,取决于人口和资本”。[9]约翰·穆勒认为这只是祖述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实际上约翰·穆勒简化了甚至阉割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原意,但在另一点上也许约翰·穆勒还是忠实于斯密和李嘉图的,即指出决定劳动供给的是资本中用于支付劳动报酬的工资基金,这种工资基金总额不增加,就业和工资就不可能增加;工资基金总额不减少,就业和工资就不可能减少。[10]这样把工资基金和劳动的需求挂起钩来,又把劳动工资和劳动者的生活消费品挂起钩来,以此来说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从而说明劳动力的价格决定,这把劳动力的价格理论究竟推进了多少呢?

  

   熊彼特把以上这种供求关系决定论称之为“工资基金说”,指出把供给与需求运用于工资或劳动力价格理论,只能算是一种分析工具,关键是在于什么力量决定供给与需求,工资基金说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是,这种工资基金说把资本中用于工资的部分看作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这不能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提供必要的供求曲线,因此劳动力的供求均衡被一个僵固的工资基金化为一个简单的等式。[11]

  

   如果说“最低生存工资说”是从劳动力的供给这一侧面来说明工资或劳动力价格的决定,那么“工资基金说”就是试图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工资,这是一个进步。然而,仅仅以“工资基金”来说明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远远不够的,决定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因素还有很多,虽然古典作家们也探讨了一些其他因素,但这些探讨显得支离破碎,没能整合为一个一贯的、统一的劳动力价格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也许尤其重要的是,“工资基金说”不可能提供一个定量的经济分析。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劳动力价格理论要算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直接从边际效用论中脱略而出的工资理论,至今仍然统治着主流经济学。杰文斯在他的奠基之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先是从人类抽象的快乐与痛苦的权衡开始,引申出商品对人类需求的效用和边际效用,随后在第五章“劳动论”中,杰文斯先把劳动定义为痛苦的努力,亦称之为负效用;把劳动的产品所带来的效用称为快乐的享受,这显然是正效用。当劳动的增加带来的痛苦小于由此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效用时,人们会继续劳动,以使自己所得到的效用更大;反之,当劳动的增加带来的痛苦大于由此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效用时,人们会中止劳动。因此,只有当劳动本身带来的痛苦与这一劳动的产品的效用带来的快乐正好相等时,人们的效用才能实现最大化,这时,边际生产率等于边际效用,杰文斯以dl/dx=du/dx来表示,正是在这一点,确定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12]

  

   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对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是有经典意义的,我们今天熟知的“劳动工资等于边际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乘以该产品的均衡价格”这一新古典的工资理论,就是从杰文斯的理论演进而来的。虽然如此,熊彼特认为现在的教科书中所说的这一新古典的工资理论,与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还是有区别的,杰文斯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归属性的理论。但是,熊彼特原谅了这种粗疏,因为两种理论自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13]

  

   其实,教科书中通行的新古典的工资理论与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具有本质的区别。新古典的工资理论主要从劳动需求的角度来论证货币工资,“边际产量值等于工资”,这对于劳动的需求者或雇佣者来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超过这个界限,劳动的需求者或雇佣者是不会购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但是,一般而言,“边际产量值”只是工资的最高限度,并不排除劳动的需求者或雇佣者在有利的情况下把工资压低到这个最高限度之下。而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则仿佛是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论证工资,不过,这里的劳动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同属于一个人,即劳动者自己。杰文斯先是把商品的效用或人们对商品的需求绘成一条递减的效用曲线,然后把人们的劳动绘成一条先向上后向下的劳动供给曲线,当边际效用等于边际劳动时,人们将停止劳动,这一点,既确定了人们的劳动报酬,也实现了人们效用的最大化。[14]诚然,杰文斯的劳动报酬理论从形式上看是更具有“归属性的理论”,它更具有统一性、根本性的外观。可是,我们前面在批判边际效用论时就曾指出,不同商品的效用在质上不同,在量上就无法比较;同理,人们对劳动的感受不同,对商品效用的感受亦不同,对不同劳动的比较在度量上就曾经使许多经济学巨匠伤透脑筋,其结果仍然是不理想的,杰文斯要在劳动的不同感受与商品效用的不同感受之间进行度量,这更是不可能的。其次,杰文斯把劳动的供给与需求统一在劳动者痛苦与享乐的个人感受中,这虽然有形式上的简洁性,但在实质上,劳动的供给与需求当它表现为工资的时候,一定是在劳动者与雇佣者〔劳动的供给者与劳动的需求者〕的对立中实现的。荒岛上的鲁滨孙,他个人可能会产生劳动的供给与需求这种主体的需要,但这种个人主体对劳动的供给与需求,绝对不会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工资,尤其是现代工资,它是在人们普遍的对立中来体现的,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对立是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对立;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劳动者与企业主的对立;在经济学中,一般地表现为劳动的供给者与劳动的需求者之间的对立。因此,杰文斯在劳动报酬或工资问题上,抽去了人们之间的对立,也就抽去了工资问题的灵魂,要想再阐明工资的本质,是不可能的。

  

   马歇尔也许看出了杰文斯的漏洞,他一方面仍用边际分析来说明劳动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他用了更多地篇幅来说明影响劳动供给的诸多因素,并以劳动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来说明工资。[15]现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在论证工资问题时,主要继承了马歇尔的传统,用劳动的供求曲线来说明工资。但是,教科书往往把重点放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需求这一方面,经常把“劳动的边际产量值等于工资”挂在嘴边,对于决定劳动供给的因素,或是散乱地加于论及,或是作为完全竞争以外的扰动加于论及,究其原因,或许新古典经济学太过于钟情边际分析了,当决定劳动供给的这些因素不能进入边际分析的视野时,他们对劳动供给的论证就显得疲软、散乱,从而使这一理论的内在统一性不能显现出来。

  

熊彼特认为:“我不能同意许多历史学家对工资理论所做的分类,他们把工资理论分为最低生存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以及生产力理论。因为这些并不是对工资收入的不同解释,更不是互不相容的解释”。[16]言下之意,这些看似不同的工资理论,应该统合为一种统一的工资理论。但是,这一工作到目前似乎尚未完成,在下面各小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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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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