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方宇军:社会分工

——《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第一章

更新时间:2022-11-15 09:21:09
作者: 方宇军 (进入专栏)  

第一编 基本的经济关系

  

   我们要感谢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在与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尖锐地指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指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未能与传统经济学一脉相承,未能因袭传统经济学的学理基础,客观上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裂。这引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经济学的基础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当然相信自己的理论的正确,当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援用他们的理论时,他们指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这是否有些主观。问题的正确提法或许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如果一定要做这样的划分〕[1]的共同基础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要感谢新古典经济学,是因为它提醒我们注意,经济学要有基础。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只是追究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没有反躬自问,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又是什么呢?这个基础是否也坚实呢?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不谈经济学的基础问题,至少是没有集中的郑重的提出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一种学说,没有基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正如一幢建筑物,没有坚实的基础,随时都可能倾覆;没有统一的基础,是支离破碎的;只有坚实的统一的基础,才能屹立不倒、浑然大观。

  

   因此,在这一编中,我们从现实的经济运动探寻出四个基本的经济关系——社会分工、私有产权、个人利得最大化、人与人的对立,作为经济学的基础。

  

第一章  社会分工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加之古典经济学对社会分工多有阐发,近世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再言及社会分工,因之,社会分工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位置人们也往往熟视无睹。近来,新兴古典经济学却又把社会分工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似乎又吊起了学者们的胃口。但无论如何,社会分工这样一个重要话题,仍然有值得澄清和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  社会分工的理论渊源

  

   历来,无数的经济学家称道过分工的重要性。

  

   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经典巨著《国富论》中,一开篇就大谈分工,极陈分工的好处,认为分工能促进劳动生产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普遍富裕。被人们引证得最多的是亚当·斯密关于制针生产的经典例子:如果没有分工,一个人一天可能一枚针都制造不出来;由于有了分工,一个人一天却能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此大反差的劳动生产力,是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够忽视的。斯密指出,在分工条件下,同数量劳动者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是因为:“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2]如此干净利落的论证,或许是人们特别喜欢这个例子的原因。

  

   当人们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啧啧称赞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的贡献,这个人是约翰·穆勒,他写道:“分工对生产的影响比通常论述这一主题的方式使读者所认为的更为重要。不仅不同物品的生产成为不同人的专门或主要职业时,每种物品的产量会大得多。分工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接着,约翰·穆勒分析了在社会分工不存在的前提下,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没有动力来促使土地或劳动去生产更多的产品,当社会分工存在并使产品交换发生后,人们会受到激励,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一思想非常重要,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专门论及。约翰·穆勒也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来说,极其重要的是,附近有从事不同产业的生产者。一种劳动产品能与另一种劳动产品相交换,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条件,若劳动产品不能交换,劳动总量几乎总是会减少。当某种劳动产品获得了新市场,从而产量增加时,产量的增加并非总是靠牺牲另一种产品而取得。”[3][4]这是约翰·穆勒对分工理论的重大贡献,在我们看来,这一贡献并不亚于亚当·斯密在分工理论上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尼尔在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作了一番评论后,也谈了他自己对社会分工的一些见解,大多数见解过于细微,不足道之,但有一点应该在分工理论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即他把社会分工推至更大的范围,把邮差、官吏、士兵、行政人员等都视作社会分工的一部分。[5]过去的分工理论,一般都只论及生产领域的分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似乎也只应如此。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随着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扩大,生产领域的分工只是社会分工的一小部分,如果仍然拘泥于生产领域的分工,经济学的解释力将会大打折扣。因此,西尼尔关于分工的意见是有现实意义的,经济学的分工理论今后可能要包含各类主要的社会分工。

  

   西斯蒙第先一般地肯定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然后以他惯常的批判精神,指出社会分工的一些否定性方面,其中有价值的方面是,他认为分工使劳动者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使劳动者“智力退化了,体力衰弱了,健康和活泼也受到了影响,”在这里还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分工体系中的每一个人,只是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一分子,他的劳动,只有在联合劳动中才有意义,他的生存,也只有在普遍联系的社会生产中才能维系。另外,西斯蒙第还看到,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和机器的发明直接相关的,而新机器的使用对劳动者有替代或挤出效应。[6]虽然西斯蒙第没有就这些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仍给后人留下良多的启示。

  

   ……。

  

   接下来我们要着重谈一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推崇,因为它涉及分工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位置的重大改变,而且有撼动经济学基础的杞人之忧。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它的创始人中,我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华人的身影,这是令中国人高兴的事,但是就学术而谈学术,我们还须秉公而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推到了极致,他们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思想是经济学的核心,并以此为出发点,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7]新兴古典经济学指出,新古典主义把经济学聚焦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上,抛弃了古典经济学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经济学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并尤其关注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应该回归古典经济学,把分工和专业化思想作为经济学的核心。[8]表面上看,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责难并不为过,把国民财富的增加作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也不算错,而社会分工的发展能促进社会生产力,从而增加社会产出,所以说,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学的核心。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顺理成章。

  

   我们这里不可能全面评价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9]仅就“分工是经济学的核心”而言,还是值得商榷的。分工固然重要,但分工自身是没有动力机制的,人们不可能为分工而分工,分工的扩展和完善,是由其他力量驱动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分工并非尽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增进社会财富。一个例子是中国的集体化:解放初期,中国即进行了农业、城市手工业的集体化运动,目的除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之外,另一个考虑是实现较为集约的社会化的生产,可以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集体化后〔包括以后的人民公社化〕,分工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没有什么起色。另一个例子是杨小凯在他的书中多次提到的一个事实:苏联有一个分工水平相当高的投入产出网络。[10]然而,尽管有如此高水平的分工,苏联却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败下阵来。

  

   人们马上可以提出更多的相反的例子来说明,正是由于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才会有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在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中,经济学家们喜欢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单纯推导一个变量或少数几个变量的因果变化关系,得出一般结论。这种分析方法,对于我们这里的论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任一个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自身的变化,都可能产生显著的功效。以分工而论,假定其他条件已定,仅只是分工的变化,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功效。但是,换一个其他变量,比如一种制度、一项新的发明、甚至一条新铁路的开通,我们都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同样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功效。        问题的焦点在于:分工究竟是不是经济学的核心?如果分工是经济学的核心,则可以用分工来解释诸多的经济现象与问题,[11]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相反,我们的观点则认为,分工不是经济学的核心,分工没有内在的动力机制,是其他更元初、更根本、更内在的力量决定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

  

   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例子上来。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转化为几十家或上百家农户的集约经营,分工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按理说农业生产力会有大发展。然而,集体化后,农业生产进展迟缓,粮食产量长期供不应求。改革开放后,农民自己发明的包产到户,一下子就扭转了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在分工层面上讲,从集体经济到包产到户,实质上是退回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分工水平的倒退或下降,但却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分工或专业化并没有起到主要的作用。那么,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主要是产权关系的变化和农民个人利益的实现。故事还可以继续,正是由于产权关系的改变和农民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农村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日益向专业化、集约化的经济转化,土地逐渐向种粮大户集中,各种养殖业种植业的专门化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势头,乡镇企业也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社会分工在中国农村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大发展。不过不要忘记:这种分工和专业化的大发展,是由其他力量推动的。

  

其实,对分工的作用亚当·斯密并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那么自信,虽然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他同时指出,分工不是源,只是流,“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2]人们更要记住,在亚当·斯密的这本经典著作中,还有一段更加名闻遐迩的话,就是那段关于每个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最终则促进社会利益话。[13]这段话启迪了无数的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学说,都可以看作是从这段话演化而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802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