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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母亲

更新时间:2022-11-12 00:11:20
作者: 肖复兴  

  

   十年来,我写过许多篇有关普通人的报告文学。我自认为与他们血脉相连,心不能不像磁针一样指向他们。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也应该写写她老人家。为什么?为什么?

   是的,她比我写的报告文学中那些普通人更普通、更平凡,就像一滴雨、一片雪、一粒灰尘,渗进泥土里,飘在空气中,看不见,不会被人注意。人啊,总是容易把眼睛盯在别处,而忽视眼前的、身边的。于是,便也最容易失去弥足珍贵的。

   我常责备自己: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写写她老人家呢?前些日子,她那样突然地离开人世,竟没有留下一句话!人的一生中可以有爱、恨、金钱、地位与声名,但对比死来讲,一切都不足道。一生中可以有内疚、悔恨和种种闪失,都可以重新弥补,唯独死不能重来第二次。现在,再来写写对比生命来说苍白无力的文字,又有什么用呢?

   我仍然想写。因为她老人家总浮现在我的面前,在好几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托梦给我。面对冥冥世界中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我愈发觉得我以往写的所有普通人的报告文学,渊源都来自她老人家。没有她,便没有我的一切。对比她,我所写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毫不足惜地付之一炬。

   她就是我的母亲。

   一

   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1952年,我的生母也是突然去世。死时,才37岁。爸爸办完丧事,让姐姐照料我和弟弟,自己回了一趟老家。我不到5岁,弟弟才1岁多一点儿。我们俩朝姐姐哭着闹着要妈妈!

   爸爸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回来了她。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快,叫妈妈!”

   弟弟吓得躲在姐姐身后,我噘着小嘴,任爸爸怎么说,就是不吭声。

   “不叫就不叫吧!”她说着,伸出手要摸摸我的头,我拧着脖子闪开,就是不让她摸。

   我偷偷打量着她:缠着小脚,没有我妈漂亮、个高,而且年龄显得也大。现在算一算,那一年,她已经49岁。她有两个闺女,老大已经出嫁,小的带在身边,一起住进了我们拥挤的家。

   后妈,这就是我们的后妈?

   弟弟小,还不懂事,我却已经懂事了,首先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有娘呀……”我弄不清鼓胀着一种什么心绪,总是用一种异样的,忐忑不安的眼光,偷偷看她和她的那个女儿。

   不久,姐姐去内蒙古修京包线了。她还不满17岁。临走前,她带我和弟弟在劝业场里的照相馆照了张相片。我们还穿着孝,穿着姐姐新为我们买的白力士鞋。姐姐走了,我和弟弟都哭了。我们把失去母亲后越发对母亲依恋的那份感情都涌向姐姐。唯一的亲姐姐走了,为了减轻家中添丁进口的负担。她来了。我们又有妈妈了。

   姐姐走后,她要搂着我和弟弟睡觉。我们谁也不干,仿佛怕她的手上、胳膊上长着刺。爸爸说我太不懂事,她不说什么。在我的印象中,她进我家来一直很少讲话,像个扎嘴的葫芦。出出进进大院,对街坊总是和和气气,从不对街坊们投来的芒刺般好奇或挑剔的目光表示任何不快。“唉!后娘呀……”隐隐听到街坊们传来的感叹,我心里系着沉沉的石头。我真恨爸爸,为什么非要给我和弟弟找一个后娘来!

   对门街坊毕大妈在胡同口摆着一个小摊,卖些泥人呀、糖豆呀、酸枣面之类的。一次路过小摊,她和毕大妈打个招呼,便问我:“你想买什么?”

   我瞟瞟小摊,又瞟瞟她,还没说话,身边跟着她的亲生女儿伸出手指着小摊先说了:“妈!我要买这个!”

   她打下女儿的手,冲我说:“复兴,你要买什么?”

   我指着摊上的铁蚕豆,她便从毕大妈手中接过一小包铁蚕豆;我又指着摊上的酸枣面,她便又从毕大妈手中接过一小包酸枣面;我再指着小泥人、指着风车、指着羊羹……我越指越多。我是存心。那时,我小小的心竟像筛子眼儿一样多,用这故意的刁难试探一位新当后娘的心。

   她为难地冲毕在妈摇摇头:“我没带这么多钱!”

   我却嚷着,非要买不成。这么一闹,招来好多人看着我们。她非常尴尬。我却莫名其妙地得意,似乎小试锋芒,我以胜利而告终。

   过了些日子,她的大女儿,我叫大姐从天津来了。大姐长得很像她,待我和弟弟很好。我们一起玩时有说有笑也很热闹,大姐挺高兴。临走前整理东西,她往大姐包袱卷里放进几支彩线,让我一眼看见了。这是我娘的线!我娘活着的时候绣花用的,凭什么拿走?第二天,大姐要走时找这几支彩线,怎么也找不着了。“怪了!我昨儿个傍晌明明把线塞进去了呀!咋没了呢?”她翻遍包袱,一阵阵皱眉头。她不知道,彩线是我故意藏起来了。

   送完大姐回天津,爸爸从床铺褥子下面发现了彩线,一猜就是我干的好事,生气地说我:“你真不懂事,藏线干什么?”

   我不知怎么搞的,委屈地哭起来:“是我娘的嘛!就不给!就不给!……”

   她哄着我,劝着爸爸:“别数落孩子了!兴是我胡涂了,忘了把线放在这儿了……”我越发得理似地哭得更凶了。

   咳!小时候,我是多么不懂事啊!

   二

   几年过去了。我家里屋的墙上,依然挂着我亲娘的照片。那是我娘死后,姐姐特意放大了两张12寸的照片,一张她带到内蒙,一张挂在这里。我和弟弟都先后上学了,同学们常来家里玩。爸爸的同事和院里的街坊有时也会光顾,进屋首先都会望见这张照片。因为照片确实很大,在并不大的墙上很显眼。同学们小,常好奇地问:“这是谁呀?”大人们从来不问,眼睛却总要瞅瞅我们,再瞅瞅她。我很讨厌那目光。那目光里的含义让人闹不清。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我的心态变得盛满过多复杂的情感。我对自己的亲姐姐越发依恋,也常常望着墙上亲娘的照片发呆,想念着妈妈,幻想着妈妈又活过来同我们重新在一起的情景。有时对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从不在意,更不曾打过我和弟弟一个手指头,任我们向她耍着性子,拉扯着她的衣角,街坊四邻都看在眼里。

   许多次,爸爸和她商量:“要么,把相片摘下来吧?”

   她眯缝着眼睛瞧瞧那比真人头还大的照片,摇摇头。

   于是,我娘的照片便一直挂在墙上,瞧着我们,也瞧着她。她显得很慈祥。头一次,我对她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叫她妈妈一时还叫不出口。

   那时候,没有现在变型金刚之类花样翻新的玩具,陪伴我和弟弟度过整个童年的只有大院里两棵枣树,我们可以在秋天枣红的时候爬上树摘枣,顺便可以跳上房顶,追跑着玩耍。再有便只是弹玻璃球、拍洋片了。我不大爱拍洋片,拍得手怪疼的;爱玩弹球,将球弹进挖好的一个个小坑里,很有点儿像现在的高尔夫球、门球的味道。玩得高兴了,便入迷得什么都不顾了,仿佛世界都融进小小透明的玻璃球里了。一次,我竟忘乎所以将球搁进嘴里,看到旁的小孩子没我弹得准时兴奋地叫起来,“咕碌”一下把球吞进肚子里。孩子们惊呆了,一个孩子恐惧地说:“球吃进肚皮里要死人的!”我一听吓坏了,哇哇哭起来。哭声把她拽出屋,一见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忙问:“怎么啦?”我说:“我把球吃进肚子里了!”一边说着,我又哭了起来。她很镇静,没再讲话,只是快步走到我身边,蹲下身子一把解开我的裤带,然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有命令的口吻说:“快屙屎,把球屙出来就没事了!”我吓得已经没魂了,提着裤子刚要往厕所跑,被她一把拽住:“别上茅房,赶紧就在这儿屙!”我头一次乖乖地听了她的话,顺从地脱下裤子,蹲下来屙屎。小孩们看见了,不住地笑。她一扬手,像赶小鸡一样把他们赶走:“都家去,有啥好笑的!”

   这一刻,她不慌不乱,很有主意。我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觉得死已经被她推走了,便憋足劲屙屎。谁知,偏偏没屎。任凭憋得满脸通红就是屙不出来。她也蹲着,一边看看我的屁股,一边看看我:“别急!”说着,用手帮我揉着肚子;“这会儿球也不能那快快就到了屁股这儿,刚进肚儿,它得慢慢走。我帮你擀擀肚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直把揉肚子叫擀肚子?但她擀得确实舒服,以后我一肚子疼就愿意叫她擀。她不光擀肚子这块,还非得叫我翻过身擀后背。她说就像烙饼得翻个儿一样,只有两面擀才管用。这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她那骨节粗大的手的温暖和力量。不知擀了多半天,屎终于屙出来了。多臭的屎啊!她就那样一直蹲在我的旁边,不错眼珠望着那屎,直到看见屎里果真出现了那颗冒着热气圆鼓鼓的小球时,她高兴地站起来,走回家拿来张纸递给我:“没事了,擦擦屁股吧!”然后,她用土簸箕撮来炉灰撒在屎上,再一起撮走倒了。

   孩子没有一盏是省油的灯,大人的心操不完。我们大院门口对面是一家叫泰丰粮栈的大院。它气派大,门前有块挺平坦宽敞的水泥空场。那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我们没事便到那儿踢球、抖空竹,或者漫无目的地疯跑。一天上午,它那儿摆着个大车轱辘,两支胶皮轮子中间连着一根大铁轴。我们在公园玩过踏水车的玩具,便也一样双脚踩在铁轴上,双手扶着墙,踩着轱辘不住地转,玩得好开心。我忘了我们小孩能有多大劲呢?那大轱辘怎么会听我们摆布呢?它转着转着就不听话,开始往后滚。这一滚动,其他几个孩子都跳下去了,唯独我笨得脚一踩空,一个栽葱摔到地上,后脑勺着着实实砸在水泥地上,立刻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身旁是她和同院的张大叔。张大叔告诉我:“多亏了你妈呀!是她背着你往医院跑呀!我怕她背不动你,跟着来搭把手,她不让,就这么一直背着你。怕你得后遗症,求完大夫求护士的。你妈可真是个好人啊……”

   她站在一边不说话,看我醒过来,伏下身来摸摸我的后脑勺,又摸摸我的脸。我不知怎么搞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下来。

   “还疼?”她立刻紧张地问我。

   我摇摇头,眼泪却止不住。

   “你刚才的样子真吓死人了!”张大叔说。

   回家的时候,天早已黑了。从医院到家的路很长,还要穿过一条漆黑的小胡同,我一直伏在她的背上。我知道刚才她就是这样背着我,踩着小脚,跑了这么长的路往医院赶的。

   以后许多天,她不管见爸爸还是见街坊,总是一个劲埋怨自己:“都赖我,没看好孩子!千万可别落下病根儿呀……”好像一切过错不在那大车轱辘,不在那硬梆梆的水泥地,不在我那样调皮,而全在于她。一直到我活蹦乱跳一点儿事没有了,她才舒了一口气。

   这就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除了上学,我们没有什么可玩的。爸爸忙,每天骑着那辆像候宝林在相声里说的除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从我家住的前门赶到西四牌楼上班,几乎每天两头不见太阳。她也忙,缝缝补补,做饭洗衣,在我的印象中,她一直像鸵鸟一样埋头在我家那个大瓦盆里洗衣服,似乎我们有永远洗不完的破衣烂衫。谁也顾不上我们,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玩,打发那些寂寞的光阴。

   一次,我和弟弟捉到几只萤火虫,装进玻璃瓶里,晚上当灯玩。玩得正痛快呢,院里几个比我大的男孩子拦住我们,非要那萤火灯不可。他们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常常蛮不讲理欺侮我和弟弟这没娘的孩子。说实在的,那时我们怕他们,受了欺侮又不敢回家说,只好忍气吞声。这一次非要我们的萤火虫灯,真舍不得。他们毫不客气一把夺走,弟弟上前抢,被他们一拳打在脸上,鼻子顿时流出血来。我和弟弟一见血都吓坏了。回家路过大院的自来水龙头,我接了点儿凉水,替弟弟把脸上的血擦净,悄悄嘱咐:“回家别说这事!”

弟弟点点头,回家就忘了。我知道他委屈。爸爸是个息事宁人的老实人,这回也急了,拉着弟弟要找人家告状。她拦住了爸爸:“算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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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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