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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从“概念的普遍性”到“实践的普遍性”

——马克思哲学与“人的普遍本质”理解范式的重大转换

更新时间:2022-11-11 00:23:20
作者: 贺来  

  


   摘要:如何理解“人的普遍本质”,这是哲学发展史上充满争议的重大课题。在此问题上,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概念化”的解释原则,即把“人的普遍本质”归结为运用知性思维方式所获取的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且为所有人共同分有的“人的普遍概念”。这种对人的知性化理解在根本上是与人的现实存在相冲突的。马克思哲学改变了对“人的普遍本质”的解释原则,赋予人的“普遍性”以全新的内涵,实现了从“概念的普遍性”向“实践的普遍性”的理解范式的重大转换,扭转了把握“人的普遍本质”的致思路径。它在深层蕴含着理解“人的普遍本质”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即从“知性思维方式”向“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而为克服对人的抽象化理解,把握人活生生的现实存在,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现代哲学意义。

   关键词:人的普遍本质;概念的普遍性;实践的普遍性

  

   人是否存在“普遍本质”以及如何理解这种“普遍本质”,这是哲学发展史上充分争议的重大课题,而在这种争议中,如何理解“人的普遍本质”中“普遍”和“普遍性”的内涵,又构成其中的焦点。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道:“哲学以思想、普遍者为内容,而内容就是整个的存在。”在《西方的智慧》中,罗素同样说道:“当有人提出一个普遍性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虽然思想倾向截然对立,但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如何理解“普遍”和“普遍性”,关系到对哲学中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理解,而其中,“人的普遍本质”问题占有特殊的地位。如何理解“人之为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普遍本质”,既关涉到人的自我认识,同时又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集中凸显着对“普遍性”内涵的理解方式。

   我们认为,在“人的普遍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实现了从“概念的普遍性”向“实践的普遍性”的解释原则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为克服在此问题上传统哲学根本性的理论困境、并为回答这一重要问题确立了全新的理解范式。对此进行深入探究,无论对于重新审视“人的普遍本质”问题,还是对于从一个具体视角透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变革,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认识人自己”始终是哲学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在许多哲学家看来,要“认识人自己”,最核心的任务是理解人之为人的“普遍本质”。在此问题上,在哲学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概念化”的解释原则,那就是认为要把握“人的普遍本质”,关键在于求得关于“人的概念”,即透过关于人的种种“现象”,从人身上发现和确定与其他存在者不同的并为所有人“普遍拥有”的根本特质,一旦找到了这样的特质,也就获得了对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的“概念”,从而获得了“人的普遍本质”的认识。

   具体分析可以发现,这种“概念化”的解释原则包含如下基本认识环节:首先,为了寻求“人的普遍本质”,必须把人与其他存在者或其他物区别开来,寻求他物不具有而只有人才具有的特殊属性;其次,为了寻求“人的普遍本质”,它要求超越人的不同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并寻求为所有人拥有的共同属性;再次,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它要求在人区别于他物并为所有人拥有的诸多共同属性中,寻求并确定对人之为人具有“决定性”的属性,并把这种“决定性”的属性确立为人区别于他物、同时又为所有人共有的“普遍本质”。以此为根据,就可以获得人之为人的“概念”,给出关于人的“定义”,从而对“人的普遍本质”做出规定和回答。

   在哲学史上,关于“人的普遍本质”最典型的表述,当数“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系统提出并对此做出论证的哲学家。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普遍本质”的论证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概念化”的解释原则的各个基本认识环节。亚里士多德这样提出问题:“人的功能是什么?人的功能,决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动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特有的功能。”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自觉到:“所谓感觉生命也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马、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这就是说,要把握“人的特殊功能”,必须把人的特殊功能与其他动物的功能区分开来,寻求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属性。同时,“一个奏笛者,一个雕刻家,或任何有一功能或活动的人,他的至善和优点,就在于它的功能上;同理,若‘人’有一定的功能,即人具有的善。因此,木匠皮匠既然都具有某种功能或活动,‘人’岂能没有功能?人的眼耳手足及全身各部既然皆各有一功能,难道我们不能假定人也有一种不同于这些功能的某种专有功能么?”这意味着,要把握“人的特殊功能”,还必须从不同的人、人的不同功能中发现人“专属”的“共同”的“功能”。以上述两方面的探求为前提,亚里士多德在人的诸多功能中发现了人特殊的“理性功能”,并对“人的特有功能”做出了如下规定:“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理性生活”,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殊功能”。

   可以看出,上述对“人的普遍本质”问题的追问所遵循的解释原则体现出两个根本特点:

   第一,这种解释原则所蕴含的基本方法是形式逻辑的“差异法”和“求同法”,认为通过“求同”和“求异”,获得人之区别于其他物的“种差”,即可通过“属加种差”的方式,求得关于“人的普遍本质”并给出关于人的普遍定义。对此,海德格尔曾作过中肯的概括,他针对传统哲学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时所运用的思维程序指出,在这里,人的存在方式是在“现成存在和摆在那里这种意义上加以领会的”:它首先把人视为“现成存在者”,然后运用上述形式逻辑方法,寻求其区别于他物并为所有人共有的属性,形成了“理性”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禀赋”的观点,最后在此基础上,把“理性”这种“高级禀赋”确认为人区别于他物的、唯有人具有的特殊属性,并因而形成人之为人的“普遍本质”的观念。海德格尔的这一概括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上述解释原则的特点。

   第二,在这一解释原则对“人的普遍本质”的回答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把“人的普遍性”理解为“概念的普遍性”。“人的普遍本质”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人之区别于其他存在者同时又为所有人共有的“普遍性”,而人的“普遍性”实质就是“人的普遍概念”。寻求“人的普遍本质”,意味着追问的是人之为人的“定义”,而形成人之为人的“定义”,其根本旨趣就是要确立“人的普遍概念”。“人的普遍概念”超越人的存在的个别性和特殊性,也超越其历史性和时间性,因而,捕捉到了“人的普遍概念”,也就等于获得对“人的普遍本质”的自觉认识。

   上述这两个基本特点,体现了这种解释原则的知性思维性质,它必然导致对“人的普遍本质”的知性化理解。无论是形式逻辑的“求同法”和“求异法”,还是对人的“普遍性”的“概念化”理解,在根本上体现的都是一种知性思维,以这种知性思维把握人的存在,必然会将人的现实存在还原为某种知性的原则,并把这一知性原则强加到人的现实存在之上,从而遮蔽人的存在的现实内容并导致人的存在的抽象化。正如后文将专门论述的那样,人独特的存在特性恰恰在于,它超越了一切知性概念规定的限制而具有了活生生的现实性。海德格尔曾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即人这一特殊存在者的“生存论性质”的存在,和其他存在者的“范畴性质的存在”。前者的根本性质在于“去存在”的向未来可能性开放的“生成”性质,而后者则是“现成性”的存在者,只有对于后者,人们才可以用“范畴”即知性概念去予以规定,而对于前者,如果用知性概念进行把握,必然导致人独特的生存性质的遮蔽并使人成为“现成的存在者”。舍勒也曾颇为中肯地指出,以知性概念把握人的存在,哪怕人们“随心所欲地设想自己具有无限理智和选择能力,人的本质仍旧不可企及”,它实质是把人的本质及其价值视为一种“自然事实”的延伸,表面上把人看得很高,其实是人的抽象化并将导致人的贬值和人的价值的颠覆。

   概括而言,这种概念化的知性思维与人的现实存在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概念化的知性思维与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性”和“生成性”之间的矛盾。以概念化的知性思维把握“人的普遍本质”,必然把某种知性规定视为人之为人的先验本质,这一先验本质构成了人的存在的深层根据,也构成了其内在的开端、归宿和目的,这意味着,这一先验本质外在并凌驾于人的历史性之上,成为决定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前定性原则。后文将专门论述,人的现实生命特殊的存在性质之一,正在于其超越了一切先验的前定规定而具有“历史性”和“生成性”,“历史性”和“生成性”构成了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存在特性。在此意义上,以概念化的知性思维把握“人的普遍本质”,必然导致人独特的“历史性”和“生成性”的遮蔽和丧失。

   其次,概念化的知性思维与人的现实存在的矛盾性和丰富性之间的矛盾。概念化的知性思维在根本上是一种瓦解矛盾的单极思维,以概念化的知性思维把握“人的普遍本质”,必然把人的现实生命存在分裂为理性与感性、自由与必然、灵魂与肉体、超自然性与自然性等二元对立的两极,把其中一极视为人之为人的“本真”的存在规定,并以此为根据贬低和消解另一极,由此必然导致人现实生命存在的抽象化。后文将论述,人的现实生命之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重要特质,就在于它超越了单一的知性规定而具有多重性、矛盾性和丰富性。在此意义上,以概念化的知性思维把握“人的普遍本质”,必然会导致人现实的生命存在的多重矛盾本性的分裂和瓦解。

   再次,概念化的知性思维与人向世界的开放性和辩证关系相对立。概念化的知性思维是一种把某种知性规定绝对化和实体化的封闭思维,以之把握“人的普遍本质”,必然以一种绝对化和实体化的方式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知性割裂和僵化对立。后文将要讨论,在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中,结成与自然、与他人否定性的统一关系,是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的重要内容,这使得其具有知性化的概念思维无法涵盖的开放性和辩证性内涵。在此意义上,以概念化的知性思维去把握“人的普遍本质”,必然会导致人的现实生命存在所蕴含的这种人与世界的开放与辩证关系的消解和遗忘。

   可见,遵循上述解释原则,以一种知性的概念化的思维路径追问“人的普遍本质”,不仅无法把握人的现实存在,而且由于它与人的现实存在之间的深层对立,必然导致人的现实存在的失落。在此意义上,在现当代哲学中,不少人把“人的普遍本质”问题视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残余,要求予以彻底摒弃,无疑有着其深刻的理由和根源。

   二

   在马克思哲学看来,知性的概念化路径的内在缺陷,并不意味着应该彻底放弃对“人的普遍本质”问题的追问。问题的关键在于克服知性的概念化解释原则,以一种与人的现实存在相适应的解释原则探求和通达“人的普遍本质”。在哲学史上,马克思改变了追问“人的普遍本质”问题的知性的概念化理路,实现了从“概念的普遍性”向“实践的普遍性”的转向,为重新理解“人的普遍本质”确立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原则,这是马克思哲学最为重大的理论贡献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普遍本质”并不体现于人区别于他物的某种抽象的概念性规定,毋宁说恰恰相反,超越一切抽象的概念性规定,通过实践活动,不断生成和创造自身存在,才是“人的普遍本质”的根本体现。围绕“人的普遍本质”,马克思有很多明确的论述。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道:“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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