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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雷:人权司法保障视野中的规范涉执行司法赔偿

更新时间:2022-11-10 10:16:07
作者: 李洪雷  

   摘要:  《国家赔偿法》第38条是保障被执行人依法取得国家赔偿权利的重要规定,但过于简约,不能满足办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的制度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使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的范围更加明确,使错误执行司法赔偿标准更加公平,对申请错误执行赔偿期限的要求更加合理,对赔偿责任的分配更加妥当,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彰显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  执行 司法赔偿 国家赔偿 司法解释 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人权保护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目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1]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2]维护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3]人民法院为执行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可能会采取财产调查、控制、处置、交付、分配等执行措施或者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当这些措施错误实施、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根据人权司法保障和公正司法的要求,国家所应当为其提供有效的救济。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8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这一规定对于保障被执行人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非常重要,但是过于简约,不能满足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的制度需求。为正确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3号,以下简称《解释》)于2022年2月8日发布。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彰显公平正义、促进人民法院依法行使执行权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解释》使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的范围更加明确

  

   《解释》第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涉执行国家赔偿申请的范围。其中所规定的错误执行行为,多数已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0号)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其一是第10项中规定的“违法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限制出境等措施”。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一系列决策部署,例如,2007年经国务院同意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17号),2014年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但是,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信用信息记录、失信名单认定、失信联合惩戒范围随意扩大、泛化倾向,对企业和个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当影响。为此,2020年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9号印发),强调按照依法依规、保护权益、审慎适度、清单管理的总体思路,进一步规范和健全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归集、共享、公开、惩戒和信用修复等机制,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强调,要规范失信惩戒对象名单制度,依法依规明确制定依据、适用范围、惩治标准和救济机制,在加强失信惩戒的同时保护公民、企业合法权益。在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背景下,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中对公布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等作了规定。在实施这些规定时如果出现错误,可能给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本项规定明确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给予赔偿,有利于对被执行人提供有效的权利救济,符合中央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失信惩戒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精神和方向。

  

   限制出境是防止一些案件中因被执行人移民境外导致执行案件执行不能的重要法律手段。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出境入境管理法》第12条、第28条规定,对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人民法院有权决定不准其出境。近年来,随着管边控边信息化的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进,限制出境在实践中得到更多运用,出现错误的概率也相应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明确规定,被限制出境的人认为对其限制出境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对于限制出境是否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实践中曾经产生争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2013)赔他字第1号《关于限制出境是否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复函》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于因违法采取限制出境措施造成当事人财产权的直接损失,可以给予赔偿。”第10项对此进一步予以了明确。

  

   第11项将“因违法或者过错采取执行措施或者强制措施的其他行为”作为兜底规定。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条一般被认为是确立了国家赔偿的违法归责原则。2010年修改后的该条规定删除了违法字样,有同志认为,这意味着除特别情形外,对国家赔偿一般应采用结果归责。特别情形首先是行政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条和第4条关于行政赔偿的规定,对于行政赔偿仍然适用于违法归责原则。有同志认为,在一些情形中,特别是不作为案件中,如果应当予以赔偿,但不适合进行结果归责,又难以进行违法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承认过错归责。[4]在《国家赔偿法》第38条中,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的国家赔偿要求的是“违法”,而关于执行要求的是“错误”。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对执行赔偿并没有要求违法,也没有要求过错,应当适用结果归责,即只要执行对象、标的搞错了,不管执行人员是否存在过错,也不管是不是违反了既定法律规范,都应该纠正错误并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不能返还或者回复的,要支付赔偿金。[5]但也有同志认为,《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将一元的违法归责转变为违法归责与结果归责并行的二元归责原则,除因错误羁押和错误裁判引发的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结果归责原则外,其余的刑事赔偿及非刑事赔偿案件均应适用违法归责原则,错误执行赔偿案件也不例外。对错误执行赔偿案件归责原则的理解不应囿于“错误”一词的表述,而使其逃逸于国家赔偿法确定的违法归责原则之外。这些同志还认为,对违法归责中的违法应做广义之理解,即在对侵权行为是否违法进行审查的同时,也包含了对过错的判断。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中存在违法或过错的,应当切实贯彻当赔则赔的理念,认定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反之,如果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尽到正常、合理注意义务,并不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情形的,应当认定为正当履职行为。[6]根据《解释》第2条第11项的规定,除了本条其他项中有规定外,对于执行错误的国家赔偿,仍然要求存在违法或者过错,对此,一种可能的解读是《解释》将本条中的“错误”解释为违法或者过错。另外一种可能的解读是,考虑到执行中的情况非常复杂,《解释》对《国家赔偿法》第38条规定进行目的性限缩。此外,从本规定将违法与过错并列的情况来看,《解释》似不严格区分违法与过错。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8条,对于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明确规定的是“违法”,但《解释》第11项对于强制措施的归责则包括违法与过错。

  

   二、《解释》使错误执行司法赔偿的标准更加公平

  

   对错误执行司法赔偿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决定着对受害人权益保障的程度与和救济的实效性。《解释》在现行法的框架下,从人权保护和公平正义的精神出发对相关规则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首先,《解释》第14条规定:“错误执行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息、租金等实际损失的,适用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8项的规定予以赔偿。”我国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28条规定对财产权损害,除有特别规定外只赔偿直接损失。国家赔偿理论和实务界一般将直接损失理解为所受损害而排除掉可得利益,[7]同时认为利息是未来可获得的利益,即所失利益,性质上确属间接损失,不是既然财产的损害,这导致在国家赔偿实践中很长一段时期将利息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8]2010年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在第36条第8项保留了该规定,但增加了第7项规定:“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这是一个很大进步。本条规定在利息之外又规定了租金,此外还规定了“等实际损失”,这都使得权利救济更加周延和有效。对于本条规定的“实际损失”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之间存在的表面上的紧张,我们认为,比较法和民事侵权法学理上对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可以通过将《国家赔偿法》中的“直接损失”理解为直接导致的(实际)损失来加以化解。也就是着眼于损失的引发,即损失事实的发生是由侵权或违约行为直接所引发的为直接损失,非直接引发而系因其他媒介因素的介入所引发的损失为间接损失。[9]

  

   其次,对于错误执行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权的,一般应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损失,但在市场经济下,在不同时间点财产的价格均可能有所差别,甚至有很大差别。我国《民法典》第1184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对于错误执行导致的损失,一般应当以错误执行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同时应当支付利息。但考虑物价通胀因素以及房价的涨幅等因素,以错误执行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有可能会导致明显不合理的情况,需要加以特别的处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错误执行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无法确定。《解释》第15条对这两种特殊情况下的涉执行赔偿进行了特别规定,明确可以参照赔偿决定作出时同类财产市场价格计算。这一规定既体现了对被执行人权益的充分尊重与保护,又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

  

另外,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6项的规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从逻辑上而言,这一规定也应适用于因错误执行造成受害人停产停业的情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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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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