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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尧:语言学和接受学

更新时间:2022-11-07 15:42:06
作者: 鲁国尧  

   内容提要:历史学家、思想家陈寅恪先生(1933)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本文结合实际叙述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感悟,四十多年前发源于德国的“接受学”已传入我国,呈风靡之势,而中国语言学却基本处于“视若无睹”的状态。本文对“接受学”有所申解、发挥,并呼吁中国语言学界接受“接受学”,倘能如此,必可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关 键 词:接受美学  接受学  接受史  负接受  语言学

  

  

   一、先贤遗训

  

   1933年,陈寅恪先生(1890-1969)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①

  

   依我之见,先贤的这一遗训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有如北斗星一样,指引我们沿着正确的学术道路前进。

  

   陈寅恪先生坎坷的一生和辉煌的成就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热点话题,回忆的文章、研究的论著已经以百千计。在此我向语言学界介绍当代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的一段话,因为他讲得有道理,又深刻,而且那文笔时时透发出清新之气,这在语言学园圃里是很少能闻到的。就我的观察,不少中国语言学人,无论老或少,所读的书基本上是在语言学的圈子里所崇信的人物、所引用的书籍无非是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美国的学者,看来有必要提倡,读点其他学科的文章吧,这不会有害,而是大有益的。陈平原教授(2010)说:“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反而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

  

   陈平原教授说,陈寅恪是“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的人物之一,我看,他这句话得做点修正,因为作为“学界”之一的语言学界可不是这样,“波澜誓不起”。在此我愿打破尴尬的局面,怀着“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在上面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箴言。

  

   这一学术观点是陈寅恪先生本人几十年东西寻觅、上下求索的光辉总结,也是中国两千年学术演变、发展、成熟的经典表述。

  

   时到今日,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的文章很多很多,我以为,若论鞭辟入里,无出李慎之先生之右者。当代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1992)说:“尤其是陈先生,更是久仰他是‘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世人都知道陈先生是伟大的史学家,也都知道陈先生是海通百年以来中国唯一遍读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系统的大经大典而能博通综析的人。”“早在1932年,陈先生在对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就已提出,中国的新文化‘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适相成’,因而使世人知道了他力求汇通中西的愿望。”“说实在的,即使以史学家而论,也只有陈先生是真正继承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已经不仅是史学家而同时是思想家了。”

  

   当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1920-2008)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跟李慎之先生若合符契。他认为:“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②

  

   我也读过若干种研究陈寅恪的论著,发现历史学家们对陈寅恪的颂赞多带有局限性,即囿于史学的范围内,而李慎之、王元化这两位非历史学家则超越之,在更高的层级,对陈寅恪做了思想史的评价。

  

   职是之故,我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历史学,而且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亦即具有超出历史学科的更广的意义,其他学科的学人都应该吸收输入,认真理解,好好运用,中国语言学人曷能例外?

  

   二、关于接受学

  

   陈寅恪先生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就“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这是一个全面、辩证的表述,堪称颠扑不破的至理之言。后生如我,顶礼膜拜斯言。在这篇文章里,我仅叙述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这九个字的感悟。

  

   我认为,当今的语言学人,不应该自我画地为牢,也不应该为他人所拘囿,以至于“不越雷池一步”。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语言学者视野应该开阔,学思应该广大,如此或许“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否则只能做一笼中人,或做他人之仆欧耳。

  

   近年来,我在较为广泛的阅读中接触到“接受学”,有所了解之后,我认为这一“外来之学说”值得引进输入,它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学科里生根、开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反观我们的语言学界,却冷冷清清,在此我诚恳地呼吁:语言学接受“接受学”吧!

  

   一种精神产物,如作家的诗词曲文、艺术家的乐舞书画、学者的论文专著,等等,欲实现其价值,产生影响(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就必须具一动态过程,就是“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环节的依次递进。前二者历来为世人所重,我们可以打开近几十年面世的《中国文学史》或《西方文学史》类的书籍,就会发现,其主要内容就是“作家”和“作品”二者,如讲李白、杜甫、歌德、拜伦……文学史书的编著者首先叙述的是时代背景、地望、家世、水平、仕履、交游,讲毕后接着的就是他们的代表作的摘要、抄引、分析和评价,这两大部分肯定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至此,“大功告成”矣。至于其人其作对后世的影响、后世对它们的态度,略述若干字而已,这是礼遇,还是名家才能得到的。至于二三流作家,则一笔带过,甚或“自郐以下无讥焉”。

  

   第三环节即“读者”直至20世纪60年代方受到关注,地位得到提升,这就是德国学者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岗·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接受美学”的崛起,在这个学说里,“读者”这一环节,方才扬眉吐气,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罗伯特·姚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尚未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读者”对“作者”的“作品”的接受是“第三方面军”,于是形成了鼎足而三的态势,自此,研究“读者”对文艺作品的接受成了热门学问,堪称论著蜂起。

  

   接受美学也由西方传入中国,四十多年来,中国介绍、研究“接受美学”的论著,特别是运用“接受美学”的论著,每年呈加速发展,累计已成百上千,好不兴旺发达。

  

   现略列几种标有“接受美学”字样的论文或专著(源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若干大学图书馆所收藏以及中国知网所收录):《文本分析的接受美学视角》、《从接受美学看受众的接受》、《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从接受美学看汉诗英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地位》、《接受美学方法论与新闻传播学》、《服装接受美学》、《谈景观设计中的接受美学》、《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建筑创作观刍议》。从后几种论著的名称可知“接受美学”覆盖的范围。

  

   研究者、运用者的热烈欢迎,使得这门新生的学问不再局限于它初起的“美学”领地,“接受”之学已扩展至其他学科,从广大学人赋予它的泛称便可说明问题,这就是“接受学”、“接受理论”、“接受研究”、“接受史”。

  

   以“接受学”(也有称作“接受论”的)命名的论著举例如下:《应建立一门接受学》、《接受学导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论》、《比较文学的接受学与传统的影响研究的差异探析》、《接受学视阈下的先锋小说论》、《从接受学角度看钱钟书的韩愈研究》、《方志接受学基础教程》、《引进接受美学走出本文世界建设新闻接受学》、《广告接受学》、《建立舞蹈接受学研究,完善21世纪美育》、《思想教育接受学》。请看后面的这些陌生的名称:“方志接受学”、“新闻接受学”、“广告接受学”、“舞蹈接受学”、“思想教育接受学”,可不可以增加个“语言接受学”或“接受语言学”?

  

   以“接受理论”为名者:《档案接受理论研究》、《从接受理论看郭沫若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性》、《从接受理论看清末民初翻译》、《接受理论视角下的英文广告翻译》、《建筑创作与接受理论》。

  

   以“接受研究”为名者:《魏晋文学楚辞接受研究》、《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王尔德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明代书坛对苏轼书法的接受研究:以“吴门书家”为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当代中国法律接受研究》、《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

  

   以“接受史”为名者,如过江之鲫,请见下文,此处不赘。

  

   于斯可见,“外”之“接受学”已经“来”到了中国,“文学”和“艺术”自然是这一学说的主要根据地,但其他新学科纷纷兴起。

  

   从“接受美学”、“接受学”的东传及其迅速拓张这一个案,即可见陈寅恪先生“吸收输入”的主张的正确,因为这“接受学”确实可以丰富我们中国的学术、强壮我们中国的学术。

  

   三、两类“接受”

  

   所谓“接受”,大别为二:

  

(一)后时对前时的接受。即使是同时人,“读者”的接受总是后于“作者”的“文本”的,文献记载,无论中外,都有某些作家,在其“文本”(哪怕是草稿)初成后,即读给其妻子儿女或学生听,或让他们抄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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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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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汉语学报》2011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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